辛亥革命性质研究的历史透视
赵炎才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
辛亥革命性质的研究可谓辛亥革命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备受学术界关注，相关成果颇为丰硕。在迎来辛亥革命百年之际，重新审视有关辛亥革命性质研究的具体成果，从中获得新的学理认知，对推动辛亥革命研究迈向新境界肯定大有助益。
外在形态:内外有别与论说歧异共存
辛亥革命实乃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历史性事件。自此之后，有关其性质的学术探讨呈异彩纷呈之势。早在 1923 年，陈独秀曾指出，辛亥革命本身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非民族革命，更非其他阶级的革命。1940 年，毛泽东强调说，辛亥革命按其社会性质说来，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中国成立之初，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曾有过“资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争。因二者内涵彼此相通，人们遂取得基本一致的认识。后来，在“左”的政治氛围下，辛亥革命被定性为“剥削阶级的革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史学界倾向于视辛亥革命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伴随中外学术交流的深化，国外和中国台湾学者对辛亥革命性质的诸多相异之说开始传入中国大陆。如美国的学术观点主要有四: “假革命”说、“变革”说、“没有真正领导者的革命”说与“排满革命、半革命”说。如马士认为辛亥革命“与其说是革命，毋宁说是总罢工性质的运动”。在周锡瑞看来，“在许多方面，一九一一年的革命，是一个很不革命的革命。”在日本，有关其性质的论述主要有“改朝换代”说、“汉族统治阶级的革命”、“非革命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说、民众运动说等。如有论者指出，辛亥革命“只不过是一场不彻底的政权交替戏剧”，不过是一场“伪装革命”。在法国，白吉尔夫人认为: “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不足以产生一场资产阶级革命”。“1911 年的事件，应看成带有保守性质的运动”，或者说是“看不到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巴斯蒂则认为，“1911 年的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仍然不是资产阶级的问题”。在苏联，新旧两种“反满论”大行其道。此外，海外“绅士运动说”也颇为流行。以西方学者( 包括一部分日本学者) 如市古宙三、孔飞力等人为代表，视辛亥革命为“社会精英或绅士运动”，否定辛亥革命是一次社会革命。
在中国台湾，长期以来，在“正统史观”支配下，许多研究将辛亥革命的性质定义为政治革命、民族革命。以张玉法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则坚称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说“辛亥革命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蒋永敬提出了辛亥革命是“从英雄革命到国民革命”的观点。在中国大陆，朱宗震曾指出，辛亥革命是少数先进分子领导的“英雄革命”，同蒋永敬观点相契合，认为“它仅仅完成了一次有限度的王朝更替”。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还有论者认为它是一场由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领导的社会各阶层人民广泛参与的反对腐败卖国政府的人民民主革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海内外有关辛亥革命性质的学术探讨甚多，其中最主要的可大致归纳为四: 一是“资产阶级革命”说; 二是“全民革命”说; 三是“新旧反满”说; 四是“社会精英或绅士运动”说。这些研究成果虽侧重点不同，学术观点各异，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内外学者致力于辛亥革命性质探讨的积极努力，体现了辛亥革命性质的学术研究日趋繁荣的态势。
感性取向:“否定革命”说与“全民革命”说并举
在学术观点异彩纷呈的辛亥革命性质研究成果中，偏向于局部认识与现象判断者甚多，其中最突出者莫过于否定革命论与“全民革命”说。
“否定革命”论在国外颇为流行，借局部历史现象否定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者为数甚多。如华裔学者陈志让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假革命”。高慕柯说辛亥革命“是‘一次没有真正领导者的革命’”，它“完全没有新意，犹如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费正清认定辛亥革命“基本上是一场失败，不是一个创造”; 仅仅是“政体的变革”。纳散尼尔·佩弗评价道: “1911 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而《剑桥中国晚清史》轻视辛亥革命中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因素的作用，低估农民运动的思想水平，强调从旧政权体系内部发现晚清社会变化的动因，进而否定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日本学者横山英秉持“辛亥革命非革命论”。他认为，近代中国的发展是在反帝反封建路线与半殖民地半封建路线的冲突斗争和相互影响下发展的。辛亥革命是带有资产阶级因素的政治势力自上而下借以整顿原有封建统治秩序而发动的一场政治变革，不具革命性质。白吉尔夫人认为，资产阶级应当主要指商业资产阶级，其间很难划分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也很难严格区分革命派与改良派。在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只处于事变的次要地位，士绅掀起的武装起义远在他们的地域和势力之外。因此，这很难说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
同时，“否定革命”论也导源于局部判断。如新旧“反满论”认为，辛亥革命不是一场剧烈的阶级搏斗，其性质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者干脆不算一场革命。详言之，旧“反满论”撇开中国资本主义出现这一决定性社会条件，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国内汉族人反对满族人的运动。而新“反满论”则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民族反对“非中国民族”，中国人反对“非中国人”的运动，或曰“具有大汉族沙文主义”的反满民族运动。美国学者加斯特把辛亥革命看做是排满运动，认为排满是一种策略。比较而言，市古宙三认为旧的统治阶级仍像在过去易代之际那样保存了下来，所以辛亥革命只是又一次“改朝换代的革命”。波多野善大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汉族统治阶级的革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有别于前述否定论，肯定论则突出体现为“全民革命”的观点，这一论点在中国台湾影响甚大。以张玉法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否认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认为它是“全民革命”。其所持主要理由在于: 中国“即使有资产阶级，但人数也很有限，而且不具有同质性，没有形成一股阶级力量”，不可能成为领导力量。同盟会的革命目标中“没有一项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在辛亥革命期间，资产阶级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中均不“具有重要的地位”。参加革命者来自各个阶级，在革命中虽获资本家的经费支持，但“这也绝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蒋永敬也认为: “辛亥革命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革命。其层次尚未达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水平也。”中国大陆学者朱宗震以革命直接后果、革命成败评判辛亥革命，认为革命后社会基础并未发生根本改变，辛亥革命的“本体”“仍然是一个王朝更替的运动，但它在方向上，开始了建立现代国家的最初步的也因此是最粗放的探索。”
理性诉求:整体考察与体认本质互动
与前此有别，在辛亥革命性质研究的成果中，整体考察与体认本质互动趋向体现了鲜明的理性追求的特质。
根据社会性质判定其民主革命性。毛泽东指出: 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前述中国大陆一般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观点，实源自于此。日本学者狭间直树通过对近代中国社会特征的深刻分析，承认辛亥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岩村三千夫认为，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步，是建立民族国家的最初革命。革命派的反满也未简单地停留在种族主义上。针对新旧“反满论”之曲解辛亥革命性质，吴玉章、蔡少卿等人主张辩证地看待反满问题，肯定其鼓动革命的实际作用。刘大年认为，反满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实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李新强调“反满”包含着反帝、反封建的时代要求。章开沅认为，“排满就是要扫除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就是为了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民族国家”。其进步性和革命性显而易见。
与前此相吻合，部分学者认为“否定革命”论、“绅士运动说”等失之偏颇。对“否定革命”论，刘大年认为，“这种看法需要进一步讨论，以求得对那场革命作出客观的评价。……看看革命否定论者的那些论著，我愿意直率地说，他们对近代中国历史上各阶级的地位和作用缺少切实的了解，因此，对各阶级所作的阵线划分是不符合客观情况的。”那种将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混为一谈，认为他们都是走半殖民化、半封建化道路的势力的观点完全没有科学性。将辛亥革命看做是保守运动，依据资产阶级上层立宪派反对革命认定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显然忽视了另一部分商人、资本家支持革命的事实。对于借“绅士运动”说否认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问题，章开沅带领研究者展开了“近代官绅商学研究”。通过全面考察，他们认为绅商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早期形态”，既不同于传统绅士，也有别于旧式商人，因此，“以‘传统绅士运动’说否定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似乎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席卷到革命风潮中的绅士，在很大程度上已是非传统的了”。
在讨论中，研究者还依据革命派的纲领及其实际效果肯定其革命性质。针对张玉法强调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幼弱难以决定辛亥革命的性质，章开沅认为，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尽管幼弱，其发展程度却已足以从根本上决定辛亥革命的性质，因为先进的或比较先进的西方国家，那里的资产阶级在其从事早期革命运动时也不免具有幼弱的特征，不能简单地借“幼弱”二字来贬低或否定当时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至于张玉法以参加革命的人“来自各个阶级”和资产阶级直接参加革命者甚少为由，说明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全民革命，章开沅指出，世界上任何一次资产阶级革命都不是只包括单一的社会成份，反映资产阶级意愿的新式知识分子构成了辛亥革命的领导层。由他们拟订的同盟会纲领和各项方针政策体现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要求和趋势。事实上，武昌起义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政府是以法国、美国为模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所有这一切实际上决定了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
发展趋势:诸法融合与肯认革命的统一
前述有关辛亥革命性质的学术判断虽诸说并起，歧见纷呈，但综合其内涵，从整体来看，其研究呈现出诸法融合与革命性质相统一的发展趋势。
在具体研究中，论者多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具体分析。如怎样看待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程度，汪敬虞说，就革命爆发前的情况而言，“无论同先进的英国或者落后的俄国相比，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是略胜一筹的”。章开沅认为“过低估计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缺乏历史主义的眼光”。在探讨辛亥革命性质问题方法上，有些人总爱攻击唯物史观是一种“框框”。其实，最为反对以抽象的、僵死的“框框”硬套历史的，倒恰好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郭世佑论及梁启超与孙中山所代表的阶级倾向时认为，与其说梁启超等人只代表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还不如说他们同孙中山等人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知识分子的革命党人的言行都具有资产阶级属性，体现其历史使命。
同时，系统考察法也得到了广泛运用。章开沅强调，把握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多样性与共同性、认识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特点，应是辛亥革命研究者思考和立论的出发点。并指出其与台北学者对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程度估计上存在分歧。在此基础上，郭世佑认为，判断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从根本上来说不能根据资产阶级是否已成熟来确定，而应根据其政治代言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这个尚未正式形成的阶级的根本利益而奔走呼号，发起改革或革命运动来确定。如对“资产阶级”一词作相对广义理解，那么，服膺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革命党人早已从思想上转入资产阶级队伍，具有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他们是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去同清朝封建统治者作殊死搏斗的，其实际言行也围绕此展开。这客观上决定了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
而近代社会史方法也备受论者青睐。在具体研究中，部分西方学者和中国台湾学者很重视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和各种社会集团的剖析。对此，章开沅深表赞许，认为用西方社会学或社会史方法研究辛亥革命，较诸过去国民党史撰述的陈旧“正史”格局是一个明显进步。郭世佑在剖析资本家特性等问题时也采用了一定社会史的方法。他指出: 在近代中国，资本家一般都反对革命运动。只有充分认识到反清革命斗争的艰险，才能进一步说明资本家主张和平请愿而反对革命的症结，也才能真正领会到革命党人的伟大。国外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是城市改良派上流阶层领导的。很显然，他们只看到了立宪运动对清王朝的孤立和打击，革命高潮到来时立宪派的转变及其重要作用，而相对忽略了革命党人长期奋战的实际价值。资本家同革命派的隔阂和对立既与资本家自身对革命运动的顾虑和偏见有关，也同孙中山等人不曾设法调动资本家的积极性有关。后来立宪运动遭到了失败，革命运动取得胜利，许多立宪党人转入反清革命行列，革命派则展开双臂欢迎他们。朱宗震也认为重新考虑辛亥革命的性质，关键不在于辛亥革命采取的理论体系，而应重新估价中国社会生活的实际发展速度。
比较而言，阶级分析法成为辛亥革命性质研究中的一柄利器。章开沅认为，张玉法把新知识分子笼统称为“革命的领导阶层”是停留于历史的表象，未能进一步剖析新知识分子的具体阶级属性。在他看来，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绅商”应作具体分析，切不可因其固有身份而抹杀了其资产阶级属性。事实上，对政治界和思想界的代表人物更不能简单地按家庭出身来划分阶级，而须考虑他们的言行究竟代表哪个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和意愿。郭世佑指出: 孙中山往往以全体“国民”的名义宣传革命纲领，号召人民。其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旨在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符合全民心愿和利益。此一全民性革命并不能完全取代其阶级性，最终还是要通过革命的成果来体现其阶级使命。
此外，综合分析法也有助于厘清历史真相。章开沅认为，判断一次革命的性质，不能仅仅根据领导这次革命的党派团体的宣言和领袖人物的主观愿望，更重要的还是必须认真考察其主要的社会实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主要社会效果。郭世佑也指出:在确定辛亥革命性质时，应当根据中外学术界确定西方各国资产阶级革命性质时所使用的一般标准，即主要看革命的纲领及其实际效果主要体现了哪个阶级的历史使命和要求，革命党人的阶级属性是什么。应当将确定阶级基础的标准同确定革命性质的标准有所区别。倘若如此，则不难断定，辛亥革命是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革命。
可以说，正是如此诸多方法的融合运用，史学界对辛亥革命性质的认识愈来愈接近其历史本来面目。只要尊重历史，及时转换研究视角，拓展考察领域，深化学术交流，增强实证研究，一个学界公认的辛亥革命性质确认之日，必将是辛亥革命史研究再度繁荣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