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张骞奉汉武帝之派遣，出使“西域”（帕米尔高原东西），原本就是配合军事行动的一次政治外交使命。其后，到东汉时期的官方使节甘英出使大秦（古代罗马帝国）,到唐太宗击败西突厥，以至明朝初年，郑和奉永乐皇帝之命，七下“西洋”，遍访马六甲、波斯湾、红海，乃至非洲东海岸。丝绸之路上的贸易的兴衰起伏，是中西政治秩序的晴雨表。
汉唐时代，丝路是否畅通，就看中国在西域地区的都护府以及羁縻府州的管理体制，是否能有效地运作。在丝路的西边，中古以降，则要看伊斯兰世界之间及其与地中海周边地区的关系，与欧洲基督教国家的关系。宋代西北地区掌握在西夏政权手里，海上贸易因而兴盛。13世纪的蒙古帝国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东西方贸易也空前高涨，丝绸之路最为畅通。不仅阿拉伯人、波斯人、犹太人活跃其间，而且欧洲人也远道而至。马可波罗一家就是顺着陆上丝绸之路来华，又从海上丝绸之路回国的。《马可波罗游记》关于中国的记载，最为突出的描述集中在经济、商业、道路走向和地形上，反映了作者作为商人的主要兴趣所在。他不仅提到金银、宝石、珍珠、盐、稻米、谷物、大黄、姜、糖、香料，令他关注的还有瓷器、纺织品和丝绸。他诧异地说，“大汗用树皮所造之纸币通行全国”，当金银一样充军饷。国内的交通运输、关津道路、驿站以及物价的管理，以及蛮子（原南宋地区）居民的工艺和经商才能，宏大而美丽的城市与港口，有着舟楫之利的广阔的水域系统，都令马可波罗赞叹不已。
与陆上丝路有所不同的是，航海、造船、导航技术始终制约着海上丝路的发展。正是由于这几项技术的进步，宋元时期，在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下，政府鼓励海上贸易，南海地区的商贸货船，络绎不绝。政府设置了专门的市舶使和市舶司，管理外贸工作。在泉州、广州这些沿海地区，都有外商居住的“蕃坊”，有些管理港口贸易的职位就由阿拉伯人或者波斯人充任。也就是说，即使是海上丝路，在中国也是招徕远人为主，主动走出去的，大约都是民间走私行为。
16世纪开始的大航海事业，是近五百年以来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欧洲人的东来型塑了今日的世界格局。这一伟大事变背后，就与海上“丝绸之路”诸种利益主体关系的变动，直接相关。
明朝初年，西域地区出现了哈密、别失八里、柳城、于阗、火州以及吐鲁番等割据政权。帖木儿汗国（1370-1507）控制了中亚，奥斯曼帝国（1299-1922）统治了西亚，特别是1453年拜占廷灭亡之后，丝绸之路的陆上通道和海上通道，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阻碍。因此，15世纪欧洲人的大航海事业，其重要动力之一，就源自于破除丝绸之路的阻塞，适应东西方贸易增长的需求。欧洲人不满意丝绸之路被西亚和北非的阿拉伯中间商人所垄断，他们这回携航海技术进步的优势，要直接走到东西方贸易的前台，航向所致，就是遥远的中国和印度！
在葡萄牙人1498年进入印度洋以前，东方商品运往欧洲和非洲北部的通道有波斯湾和红海两条。波斯湾一线是自波斯湾入口处的霍尔木兹，上行至巴士拉，叙利亚和土耳其商人在此提取赢利丰厚的商品，经西亚陆路运往叙利亚或黑海的大港口，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加泰罗尼亚（今属西班牙）人，前来这些港口购买提货。
取道红海的货物则多来自马六甲，经印度西南的卡利卡特（即中国古书上的古里），或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亚丁，进入红海，在图尔或苏伊士卸货，并由陆路运往开罗。到达开罗的货品一部分前行至亚历山大，直接由威尼斯、热那亚和加泰罗尼亚商人趸去；另一部分则由北非的撒拉逊商人，从亚历山大运往北非的各地中海港口和一些内地城市。
从中可见，传统丝绸之路的中端控制在伊斯兰教徒手里，在西端，整个欧洲的地中海贸易则主要被意大利人垄断。面对丰厚的东方贸易利润与东方消费品诱惑，欧洲各国无不跃跃欲试。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扬帆，目的就是寻求一条不受意大利人控制、也避开阿拉伯人要挟的通往东方的道路，清除远东与西欧之间丝绸之路上的所有中介掮客。
可是，西人东来，不仅冲破了中间商的盘剥与垄断，也冲击着中国政府特别是明朝政府在丝路所经南海地区的朝贡体系。明朝开始直接面对西方，中国商品通过澳门大量进入西方市场。万历八年至十八年，自澳门运往果阿的生丝每年3000多担，值银48万两，崇祯八年达到6000担，值银48万两。经由马尼拉运至美洲的中国商品则成为太平洋大帆船贸易中的主要货物来源。世界市场对中国商品的大量需求无疑为中国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
中国主要外销商品，有瓷器、茶叶、布匹等，我们这里集中谈谈丝绸。自拜占廷时期开始，欧洲丝织业的发展就离不开从中国进口丝料，17世纪60年代以前向欧洲市场供应中国丝绸的主要是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人。据统计，明朝末年葡萄牙人贩卖到欧洲的中国丝织品超过100万西班牙银元；西班牙人转手从马尼拉购进的以丝货为主的中国商品，每年高达133万西班牙元，运到欧洲的丝绸当不下70万西班牙元；荷兰人往欧洲贩运的华丝则在7200磅到50000磅之间（每磅价值在12-16.2荷兰盾）。
十八世纪中叶以后，英国、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商人在丝绸贸易中后来居上。各国东印度公司在对华贸易中输入大量中国生丝和丝织品，支持或刺激了欧洲丝织业，使得欧洲丝业告别了意大利垄断的时期，法国里昂和英国先后崛起。18世纪里，在茶叶贸易兴起之前，丝货是对华贸易中最有价值的物品，而到1884年之后它又取代茶叶恢复魁首地位。18世纪欧洲进口的中国丝货先以丝绸为主，后来转向生丝，到了19世纪前半叶，欧洲市场上一半的生丝都来自中国。
18世纪各个东印度公司进口中国丝绸量有相似的变化趋势，30-40年代是顶峰，整个欧洲年进口总量最多可达75000余匹。此后逐渐减少，个中原因是本国丝织业在发展。英国自1770年代开始，东印度公司就不再进口丝织品，只有散商少量进口。与丝绸进口量减少相应的则是18世纪50年代起，生丝进口量明显增多。以英国为例，18世纪中期以前英国主要进口波斯和孟加拉所产生丝，波斯和孟加拉生丝质量不如中国，但价格便宜，同时英国在18世纪初控制了孟加拉的丝产地，也为进口孟加拉丝提供方便。
整个18世纪英国各贸易季进口华丝的数量都起伏不定，且波动幅度相当大。总体来看，18世纪前半叶在一个低水平上起伏，很少有年份超过5万磅，最少的年份则不到1000磅；18世纪后半叶则在一个高于10万磅的水平之上波动，有的年份在10万磅左右，有的年份接近55万磅。前后两期差别巨大的重要原因是，英国纺丝技术和设备大大发展，开始需要高质量的中国生丝纺造更精致的丝绸，同时也要摆脱对意大利高级丝线的依赖。与之相类的是瑞典，它在1775年后只进口生丝而不进口丝绸。不过可以看出，英国进口华丝数量在90年代又呈下降趋势。
荷兰公司有点与众不同，在18世纪对进口中国生丝不感兴趣，偏爱进口丝绸织品，这曾对荷兰纺织业构成威胁。荷兰主要制造商于1740、1770年两度向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请愿，要求限制丝绸进口而多运生丝和丝线，但遭公司拒绝。进口丝绸应该是受其高额利润的诱惑，更确切地说是出于对高额利润的期望。丝绸数量与其毛利率非常吻合市场供求规律，每当进口丝绸数量减少时，毛利率便提高，诱使公司在下一贸易季增加丝绸进口量，但结果却导致毛利率下跌，于是又减少进口量，如此循环往复。
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始终处于出超地位，积累了大量白银。于是，随着墨西哥地区白银开采量的减少，为了平衡中外贸易，欧洲主要是英国人开始向中国销售毒品鸦片，从而使中西贸易变成了毒品换取商品的畸形结构，乃至导致激烈的政治和军事冲突。历史于是来到了另外一个十字路
我们从近代的剧变中，可以进一步审视历史上丝绸之路的政治与经济关系，究竟有何特点。如所周知，明朝初年的郑和下西洋，其目的并不是拓展海上贸易，而是为了巩固中国与南海地区的政治关系，客观上带动了海上朝贡贸易及民间走私活动。1500以后的变化是，欧洲人东来，明清王朝开始直接面对西方，没有了东南亚和波斯人、阿拉伯人的中间商，中国方面反而局促不安起来。或者说，没有政治上的互信，中国政府对于直接与陌生的欧洲人做生意，满腹狐疑，缺乏自信。
清朝在康熙朝巩固了对于沿海和台湾地区的统治后，基本上把海上贸易集中在广州一地的十三行。为什么中国政府一次次拒绝欧洲国家主动贸易行为，诸如订条约、设使馆、开商埠，就是因为历史上中国的陆上或者海上的丝路贸易，都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政治关系的一部分，政治上的互信与经济上的往来密不可分。尽管汉唐时代也有马匹之类的军事物资进口，总体上说，进口物资只是满足上层的奢侈品需求，与内地农业经济发展，没有紧密的联系。
可是，这一次，十八、十九世纪的中国，面对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朝贡体系，欧洲人也没有任何珍奇异宝，可以平衡中国在丝绸、瓷器、茶叶等对外贸易的巨额出超。于是，大量白银涌入中国，冲击着中国的金融秩序，朝廷财政严重依赖白银进口，中国东南地区的产业分工甚至也依赖上了对外贸易。这是汉唐时期所不曾有过的。于是，当欧洲人为了平衡贸易逆差，向中国销售毒品鸦片时，经济贸易演变成政治和军事冲突，已经成为不可避免。
总之，远东地区与欧亚非大陆的丝绸贸易，从上古的走私活动，到汉唐时代的边境贸易，乃至大海航时代以来的中欧直接通商，其兴衰变化，始终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路沿途的国家和地区，政治实力兴衰消长的精准反映。没有政治上的互信，没有某种军事机制的保驾护航，单纯的丝路贸易，也许只能停留在民间走私贸易的层面上。这就是历史给予我们思考“一带一路”战略的启示。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原刊于《海洋史研究》第十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6月。注释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