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豪堕落到文渣，到底有多远？
中国看老郭，苏联看老高——高尔基的高！
老郭没法说，人家依然是咱的国家宝贝呢。那就说老高——他主子死了，他苏联都没扭了，不会有人举报我了伐。
打小对高尔基没什么好感。
主要是他的课文。什么《母亲》，什么《海燕》的。讨厌。
我得承认，当年课本上好多人的文章我是不喜欢的。现在能记得的，最讨厌的有茅盾的《白杨礼赞》，杨朔的《茶花赋》，贾平凹的《丑石》，冰心的《小橘灯》……无病呻吟，没事找事，酸得倒牙。搞得我至如今都不喜欢吃酸，连吃醋都没扭了——不会吃醋的女人，还叫女人么？搞得我的生活好没情趣。
相形之下，我偏爱的是鲁迅，当然不是课本上的《记念刘和珍君》之类。记念刘和珍君当时我读得很不服，那个时候，我吃不饱穿不暖的，难不成这一切都是你们给干来的？可以与之相并列的，还有《与妻书》啥的。你说你一个大男人，娶了人家小女人，小女人给你又是生娃又是怀胎的，天下突然掉下你一封信，说是为了全天下人的啥子幸福，你不活了。晕菜，结婚前你给这样交待过没？结婚是有个默契前提的。你挑水来我织布，你浇园来我养娃，你得先给这个女人幸福与安全。你不能摸着石头结婚，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干嘛吧？至于全天下的幸福，与你有个毛关系？你这样撒欢。更严重的是，你可以自身不幸福，可是全天下的幸福在哪儿？你能说，你不黄花岗打三枪，现在的天下就不幸福了？你能说，你黄花岗打了三枪，我们现在就幸福多了？
他娘的，这些弯我始终绕不过来。
你们打你们的手枪，却说是为了我们。
我得承认，我喜欢的是《药》、《孔乙己》、《祝福》、《阿Q正传》之类的课文——当然，我也喜欢那些纯粹炫技的古文，比如《过秦论》、《谏逐客书》等，只是这里我的主题不是文，而是文以载道的那个道。总之，这些课文不是哄傻子，相反，它告诉你，世界上有很多傻子，识字的和不识字的，这些傻子中很可能就有你。你可快些清醒下吧。
我所谓的清醒，当然是真正的清醒，而不是某种二半吊清醒——林觉民写了封与妻书，雄纠纠气昂昂地死了。然后处于蜜月合作期的两个革命党拿这事儿，忽悠刘和珍那些女生，你们看，黄花岗烈士都是男人，没有一个女人，你们女生羞也不羞？于是刘和珍就领着一帮女同学，上了。
经常有人拿鲁迅与高尔基作对比。都是红色大文豪，都是1936年死的。但是，命运还是有区别的。最大的区别是，高尔基主要生活在红区，而鲁迅，主要生活在白区。一句话，鲁迅幸亏早死了。但高尔基就没这幸运了，以至于从文豪一路堕落为文渣。
老高同志比我整整大了一百岁，1868年出生的。1898年，中国维新变法这一年，老高同志的二卷本短篇小说集出版，于是，在文坛上有了一足之地——一百年后的1998年，本帮主顶多在《中国青年》上发了一篇杂文《学会在别人的唾沫中游泳》。这差距。
老高是草根作家，民间作家。父亲先是伏尔加航运局修船场的细木工，后来混到轮船码头主管，不久死于霍乱，高尔基就和母亲到了外祖家生活；外祖做过纤夫，后来做染坊老板和染坊业公会会长。外祖是反对女儿这桩婚姻的，希望女儿嫁个贵族啥的，但反对无效。可想而知，外祖家对年幼的高尔基并不算福地，母亲甚至经常扔下他就出去混日子袅。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高尔基的外祖母年轻时做过织花边女工，有说唱之技。高尔基的文学之路，跟外祖母的这种技不无干系。
高尔基读的城市贫民子弟小学。外祖父破产了，几乎变成乞丐，高尔基课余，干起了捡垃圾的营生。他所在的小学，倒是给他发了“在学业与品行方面俱臻优异”的奖状。高尔基把奖状作了涂改，“在品行方面”遂变成了“在捣蛋方面”。
确实够捣蛋的。这是个预谶么？
小学没毕业，他就离开了学校，当学徒，当听差，当洗碗小伙计，在商场戏院跑龙套……幸亏俄罗斯是个读书的国度，即使不上学，高尔基也传染上了热爱读书的俄式病毒，一度也想重回学校，读大学。发现这是痴心妄想之后，他继续打工，在底层混生活。后来，认识了民粹的秘密组织——民意党成员，也认识了民粹的转型组织——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见了列宁。当然，也开始了写作生涯。
不消说，作为新生的文艺小青年，他天然的左倾与激进，跻身文坛后，发现由贵族组成的俄国文坛，居然没有自己想像中的那种战斗精神，于是，他由充满敬畏与期待，到充满失望与批评。他给自己的定位，早在1889年就宣布了：我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说不——1989的当口，我大三。我没有参加那啥，因为我觉得，其他系的学生参加，没啥，历史系的学生参加，就那啥了，白读历史了。前几年我读到了台湾学者吕芳上的《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感觉自己真是有先见之明。不是历史没白读，因为大学时没好好读过，而是，对这个世界的敏感与直觉。
返过来继续说小高。我得说，小伙子这话，跟与他同时代的梁启超（梁任公比他小五岁，73年出生的七零后）倒有共通之处，梁启超当年，也是以浪漫诗人的姿态宣布：“举国皆我敌”，“挑战四万万群盲”！
但小伙子并没有走得太偏，小沈阳的偏腿裤也没穿。从1898年文坛大露脸，到1905年俄国革命，虽然偏左，但是，文学上，坚持良知文学的俄罗斯传统；政治上，主张改良，反对暴力革命。他认为人“是大自然最美好、最有价值的作品，是宇宙中最好的东西”，我们“既不要革命，也不要反动，而要合法的立宪斗争”。明显的好人哈。
但是就在1906年，高尔基向红色迈进了一大步。原因嘛，有些羞。
他去法国和美国窜了一圈。可能是法俄文青多吧，也可能是美国没有贵族，全是实实在在自己打拼的资产阶级。总之，在法国，他受到热烈欢呼。可是到了美国，冷冷清清的。这可把老高同志得罪了，从此开始大骂美国知识分子的势利和整个社会的浮夸，就是美式自由，在他眼里都成了虚伪的。甚至，对刚刚过去的1905俄国革命也改变了态度，说：“我喜欢那些愿意使用任何手段（即使是暴力也好）去反抗人生之恶的积极人物。”他的《母亲》就是在这个状态下写的。苏联后来夸他，在列宁的帮助下，克服了思想认识上的错误，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云云。这一找道，完了，他从布尔什维克的同情者，变成了狂热的崇拜者。彻底红了。
据说还有一个枕头风的原因。笑死我了。1904年，老高认识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女演员安德烈耶娃，这娃跟他一样，也是68年的，两人一拍即合，迅速堕入情网。关键这娃还是个红色演员（跟我们的江嫔有得一拼呵），与老高堕入情网的同时，还加入了俄国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党。这党1903年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两派区别，就是谁比谁更左，孟什维克左不过布尔什维克，被后来的苏联教科书骂为与资产阶级妥协的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政党。其实孟是温和的社会主义，而布是激进的、强硬的、雅各宾式的社会主义。正应了列宁那句话，看谁比谁更蠢了。
红色小娘们当然倾向于更蠢。甚至，她还是革命的金主——她那富裕的丈夫，一直支持革命，支持到人都恍惚了，1905年自杀，自杀后把财产捐给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并且指定由遗孀安德烈耶娃作遗嘱执行人。苏联政府对她的盖棺定论是：多次完成列宁委托的任务，给布尔什维克经济上的援助。据说当年的俄国有不少这样的“革命之花”，但是这棵“革命之花”与众不同，白里透红，一是在床上滚床单，把老高同志滚成了红色文嚎——没错，嚎叫的嚎；二是，1905年革命高潮时，两个人也高潮，在公寓里搞了炸弹试验室，为外面的街垒战提供武器。
1905年的革命之恶，激起的其实是整个知识界的右转与保守，甚至原先的一些革命者，也开始了反省。所以，老高如此左传，很出乎大家的意料。为此，俄国知识界展开一场争论，除了列宁那边的几个左棍，知识界没几个人看好老高。于是老高加劲左转，甚至骂知识界从普罗米修斯堕落为流氓了。他的《太阳之花》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观众、文学圈、知识界，无人捧场。这让老高很失意。
1906年，老高移居意大利。1907年，老高以独立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五大。从此，老高变得比列宁还列宁，甚至批判列宁不够革命，惹得列宁骂他为“更加头脑发热”的“左的蠢人”。笑死我了，难道列宁也知道，列左是智商问题吗？当然啦，列宁本人顶多是策略问题与技术问题，左得过份了，吓跑了信众，那就是纯傻逼了。当然，右到一定极端，也是傻逼。因为空间只有360度。左右完全可以一家的哈！
1913年，莫斯科艺术剧院准备改编上演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群魔》。《群魔》以著名的恐怖主义者涅恰耶夫为原型，揭露了一群为所谓的崇高目的而不择手段的革命者。高尔基一听，不知道是出于嫉妒，还是出于政治立场，总之，他跳出来批判了。说陀斯妥耶夫斯基有病，心理疾病，所以描写的也是畸形丑恶的灵魂，这种负能量的不健康的作品，应该禁演，难道你们就不怕他的作品演出后，莫斯科的自杀率提升？
知识界一听，老高咋变成这副嘴脸了？就连他那些纯艺术圈的朋友也坐不住了，兼容并包，百家争鸣哩。你那些左作，莫斯科艺术剧院照样有演，凭什么只演你的，别人的就得禁？
知识界没听他的，剧院也没听他的，该上演上演。但是老高在这次论战中，大跌价。老高不傻，意识到了。同年，他回了国，一是低调多了，埋头创作；二是与革命之花安德烈耶娃走到了尽头；三是，跟列宁也开始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