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冬天从来不缺人气。照往常，不等天亮，运货的车马、等活儿的短工和摆摊的小贩就会把寒气从前门大街驱赶得一干二净。但在1914年12月23日凌晨，这些人都不见了踪影，只剩下士兵和警察沿街立正，任凭冷风扫过，整条大街像是没睡醒一样。
6点多，大总统袁世凯率领文武官员乘车驰过，抵达天坛昭亨门后换上礼服，到坛中列队站好。接着，燔柴、初献、亚献、终献、饮福受胙、撤馔、望燎，古代皇帝专享的祭天典礼，在民国重现了一遍。
民国肇建三年后，袁世凯终于结束了在制度选择上的摇摆，宣示他取得了权力的胜利，开始寻求上天的认可，迈向那条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不归路。
大总统借打击国民党解散了国会。
袁世凯曾经问他的英文秘书顾维钧，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实现共和又意味着什么？顾维钧用罗马和美国的制度解释一通之后，袁世凯还是怀疑，认为中国实现共和需要几个世纪。顾维钧对此评论“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体优越”，换句话说“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
到1914年的时候，袁世凯对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议会共和”已经彻底丧失了信心。每逢重大决策，国会必会掀起一场风暴，第一大党国民党处处反对，不动用几番手段休想做成事情。
在议会内阁制政体下，大总统的命令需要总理副署，即使是被视为袁世凯御用的进步党内阁也时不时闹些脾气，无法指挥裕如。袁世凯曾向人抱怨，当大总统受到的限制比在前清当总督的时候还大。既然如此，他当然要出手扫除一切藩篱，把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
从国民党的角度看来，在1914年，袁世凯在对他们的迫害是变本加厉、登峰造极。继暗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后，北洋政府在1913年底宣布国民党非法，1914年便开始全面清剿，不仅传令各省查缉乱党、“务绝根诛”，连哥老会等和国民党一起革过命的江湖帮派也被勒令解散码头山堂，停止活动。
这一年，从东北到两广，到处都有国民党机关遭破坏、干部被捕杀的消息，重庆警察厅甚至开出了查获党人一名奖1000元的赏格。7月间，孙中山在东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举行“讨袁死难同志追悼会”，演讲中称“二次革命”以来死难同志已经不下万人。
袁世凯的目标不仅是国民党，还要一石二鸟打垮被他视为“悉为挟持党见者所蹂躏，几酿成暴民专制之局”的国会，以及束缚手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下令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并追缴证书的时候，袁世凯来了个扩大化，对早已脱党的国民党籍议员也不放过。以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为党首的公民党一贯拥护袁世凯，只因为其议员多为前国民党员，同样遭受了灭顶之灾。
最后，被取消资格的议员达438人，剩下的议员不足法定开会人数。在各省都督、民政长，各“民意”团体交相声请和鼓吹之下，袁世凯以顺水推舟的姿态在1914年1月10日发布命令，停止国会运作。
在这最后一击中，袁世凯余恨难消，在命令中破口大骂，指责国会“开会七月，糜帑百万，而于立法一事，寂然无闻”，而国会议员中“争权利徇党见，置国家存亡、人民死活于不顾者，反占优势。且人数过多，贤者自同寒蝉，不肖者如饮狂水，余皆盲从朋附，烟雾障天”。
袁世凯与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之间，曾就制定什么样的正式宪法反复交锋。国会解散之后，自然一切依大总统的意思来。1914年4月，大总统指定的新设立法机关“约法会议”拿出了《中华民国约法》，这部新宪法不仅改议会内阁制为总统制，甚至连国会和国务总理都不要了，前者变成了“应大总统之咨询审议重要政务”的参政院，后者则改为赞襄行政首长大总统的国务卿。立法、用人、内政、外交、军事各种权力都集中到大总统一人之手，再也无需他人同意或者副署了。
集权的成效显而易见。1914年5月1日，《中华民国约法》正式颁布施行。三个月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北洋政府宣布中立。之后日本进攻德国的青岛殖民地，在中国山东大打出手，北洋政府又在划定交战地区后便置身事外。诸般决策如此迅速直接、无所顾忌，在国会存在时是难以想象的。
1914年春天袁大头银元开始进入市场，此后数十年影响了普通人的生活。
整整一年，大总统都在争取“民心”与控制“民心”。
1月，袁世凯批示内务部从优奖恤谭嗣同、林旭、杨深秀等戊戌六君子，不仅在表明对变法的认可，还为自己洗脱叛徒的罪名，博取梁启超、汤化龙等被剥夺了内阁和国会舞台的前立宪派的支持。
2月，决定将祭天定为“自大总统至国民皆可行之”的通祭，予以恢复。7月，设立了礼制馆，通过“修明礼教”来“贯通新旧”。9月，袁世凯率领文武官员在北京孔庙举行“秋丁祀孔”，恢复了辛亥革命后断绝的传统，被守旧派文人视为道统再续。同月还下令各省要派专员搜集前清史料交付清史馆，自然令视民国为敌国的遗老们有所宽慰。
恢复文祀之后，武祀自然不能缺位。11月20日，总统府命令设立武庙，祭祀关羽、岳飞，并以袁崇焕配享。12月的祭天典礼，至此已经是顺理成章、呼之欲出了。
后代学者将袁世凯在1914年以来的一系列举措称为“复古运动”。但袁的复古并非没有边界，有人建议恢复磕头的礼节，便被严厉斥责一番。
鼓吹独裁还要找洋和尚来念经。
袁世凯的基础力量是北洋军，但当年的部下成为统兵一方的大将后，指挥起来便不那么如意，甚至要考虑到派系制肘，撤换起来也不那么自由了。1914年围剿白朗期间，北洋系的大将陆建章、张敬尧屡屡战败，袁世凯斥责他们“数十里内尚不能截剿残匪，使之逃窜”，但却不敢轻易更换。即使是面对白朗入河南张皇无措的督军张镇芳，也只能先撤职留任了事。
日本在山东登陆之后，袁世凯也曾询问陆军总长段祺瑞，如果与日本人开战，能抵抗多长时间？段祺瑞的答复是48个小时，袁世凯只有叹息不语。
经营多年的军事上都缺乏人才储备，何况“现代化”的政治，袁世凯所能运用的也不过是一些旧官僚。摧垮国会后，袁世凯召集政治会议，请来的议长是前清云贵总督李经羲。
实施总统制的第一任国务卿，还是当过晚清邮传部尚书的老伙伴徐世昌。启用这样的人物当然大受保守派的欢迎，劳乃宣便致信徐世昌，称其为“既受先朝重任，又与项城至交”的恰当人物。徐世昌同僚的各部总长，多是周自齐、孙宝琦这样袁世凯夹袋中的人物，或张謇这样装点门面的老先生，以至于民国只过了三年，这一届内阁却比第一届内阁的平均年龄足足老了11岁。
即便如此，老伙伴们也未必愿意出手相助，袁世凯为请人出山，可谓百计迭出，不惜降低身价。当年“北洋三杰”之“龙”王士珍隐居河北正定，由袁世凯派其长子袁克定软磨硬泡才请到北京。
见面的时候，袁世凯说“我不强求你做官。不过，我有好些事需要你来作。再说，老朋友久不见面，我也想你，你就暂时在我的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处当坐办吧”——动听言辞后面还是国事乏人的感慨。
徐世昌对国务卿的任命多次婉拒，袁世凯更是屡屡用“全国人民，群相推挽，撑持危局，舍我其谁”、“时艰事棘，正赖老成硕望”的话语慰勉，更派外交总长孙宝琦、陆军总长段祺瑞亲临劝驾才得以成事。
袁世凯虽然保守，毕竟处在现代化进程之中，懂得想把“民国”这外来的经念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还需要洋和尚帮忙。他在1912年就说过“将来庶政具举，亦须借用异材，以资先导，而备顾问”。到了1914年制定新约法的时候，便有两名外国异材大放异彩，一是美国学者古德诺，一是日本学者有贺长雄。
古德诺主张“一个国家所拥有的政府形式应由现实政治生活的需要来决定”，落后国家更要集中权力。“虽然新约法给了总统更多超然于立法之上的权力，但大致说来，我对已完成的决定是赞同的”，很为袁记约法壮声势。
有贺长雄自晚清五大臣出洋考察时就开始涉足中国宪法问题，此番更是提出“主权授受说”，主张民国主权在理论上承继自大清帝国，“并非纯因民意而立”，因此“不必取法先进共和国宪法”，而应“求新旧思想之联络”，主张限制民权、尊崇孔子、扩大总统权力，处处与临时约法对立，但却引得保守派与部分立宪派的赞同。李大钊称二人为“今国人信为足与谋国情者”，可见其学说之影响。
民国三年（1914）冬至，袁世凯身穿祭祀冠服在北京天坛举办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祭天典礼。
“祭天祀孔，议及冕旆，司马之心，路人皆知”。
早在这年7月，革命领袖黄兴在旧金山接受记者采访时，便称袁世凯是一个“专制的、狂妄的、叛国的独裁者”，并说中国人民已经抛弃了帝制，“任何人想做皇帝，他们绝不会长久的缄默不言”，直指袁世凯有称帝的野心。就连隐居青岛的前清军机大臣瞿鸿禨，也写诗讽刺“今年政事令老徐，明年皇帝是区区”。
袁世凯对称帝的话题虽然一直予以否定，但却启动了一套从祭孔到祭天的“古天子之礼”，引发坊间争议。君主立宪派组织“孔教会”的干将谭少沅为此辩解，称“总统虽无天子之名，而不能不行天子之义”，于是“祭天之事舍总统其谁与归？”，目的虽然是辩解，结论却将总统和皇帝等量齐观。
对关心袁世凯政治动向的外国使节，他的亲信们则另有一番说辞。内政总长朱启钤告诉美国公使芮恩施：“忽视祭天，对民国政府来说是有危险的。全国农民根据阴历查看有关播种、收获以及其他农事的仪式。如果废除现在政府已经确定要举行的冬至祭天典礼，而跟着来一个荒年或大歉收，全国人民定要责难政府的”。
在袁世凯的反对者看来，所谓“祭天”，实在是公然炫耀自己登上九五之尊的表演，乃是为称帝释放的信号。孙中山在讨伐袁世凯的檄文中便曾指出其“祭天祀孔，议及冕旆，司马之心，路人皆知”。
国内报章在北洋政府钳制之下，不敢对此大张旗鼓的鞭挞，却也不忘以敲边鼓的方式表示非议。《大公报》早在祭天前便发表“闲评”，说届时“全国官员端冕垂裳，鸣钟伐鼓”，老天看了都会以为“施耐庵闹天宫之寓言，竟将实现于今日乎”，讽刺祭天是沐猴而冠。
《申报》则呼吁将祭天之经费赈济江苏、安徽、山东等地的灾民，则“吾民之受惠当万万倍于虚文靡节之典重辉煌”。
完成了祭天的袁世凯，似乎已经无所顾忌了。12月28日，约法会议通过了《大总统选举法》，这部法律不但规定大总统任期10年、可以连任，甚至连继任者都可以由上任大总统推荐，方法是“将其刑名书于嘉禾金简，密藏石室，届时交付选举”，完全是清代秘匣立储的翻版，总统已经变成了无冕的皇帝。
对这件事，英文《北京日报》称：“须知此选举法应中国之特需，由是观之，则此法诚有利于中国。”这一评论到底是本心之论还是无奈之下的结论，便不得而知了。
文章来源：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