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后语
说起沈炼，绕不开锦衣卫。自从朱元璋创立了锦衣卫，有明一代，除了建文朝，历朝皆有。在洪武初年，锦衣卫大概就几千人，到了正德年间已经有好几万人了。
锦衣卫重要的功能是 “恩荫寄禄”，也就是安置官僚子弟吃铁饭碗，而且还无“无常员”， 所以即便锦衣卫下辖17个千户所（一个所的正常人员是1120人），但到了明朝中后期，锦衣卫的千户所经常超额，嘉靖初年一次革除三万余名锦衣卫。
并非所有的锦衣卫都是”特务“，锦衣卫只有北镇抚司才有侦缉权，其麾下的缇骑才算”特务“。北镇抚司到底有多少” 缇骑“，查阅史料，并没有查到确切的数据，王世贞的《锦衣志》隐约提到，明宪宗成化年间，锦衣卫的缇骑有三百人，大概占锦衣卫总数的5%左右。
后世所说的锦衣卫，一般是特指锦衣卫中的北镇抚司。
吴晗的《明代的锦衣卫与东西厂》（《大公报.史地周刊》1934年12月14日）是近世以来第一篇讨论锦衣卫的文章，文中提出锦衣卫是明朝皇室用来制造恐怖气氛的组织。
随后，吕思勉在其1939年完稿的《中国通史》中也对锦衣卫的侦缉、刑讯职能作出了反面评价，认为“司法事务，最忌军政机关参与”。联系军统成立于1938年，吕思勉的论断似乎有较强的现实关怀。
40年代以后，史学界对锦衣卫出现了一面倒的现象，都是将锦衣卫定位于作恶多端的特务机关，此后的锦衣卫研究基本笼罩在这一“影射多于实证”的研究框架下。
早在吴晗之前，学者孟森在《明史讲义》种对锦衣卫有过另外一种评价。孟森认为锦衣卫之制是效仿古司录校尉、执金吾等官，“皆凌蔑显贵之官，平民非其所屑措意”，所以应该将锦衣卫的侦缉权和审讯权（锦衣卫狱）分开来看，前者是皇权绕开文官来制衡文官集团的举措，这个没有问题；后者以军政代替司法，这个是弊政。
相较于吴晗、吕思勉的框架，孟森的论断较为公允。可惜，从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对锦衣卫的研究就深受影射史学的影响，实证研究并不多，诸如北镇抚司的人员架构，北镇抚司抓了哪些人、办了哪些案子、冤案比率是多少，北镇抚司除了侦缉权外还有哪些其它的职能。
锦衣卫就说到这里了，我们回到沈炼。
关于沈炼的官方史料，即《明史》中的列传，文字并不多，好在明代的笔记不少，沈炼的大部分诗文也得以留传后世。我们可以借此一窥沈炼这一个副处级干部（锦衣卫经历从七品），为什么会和严嵩这个正国级（内阁首辅、太子太师正一品）过不去。
沈炼卫籍出身，又是越中人士，家庭和乡土环境养成了他的刚烈性格，徐渭将他比成“祢衡“（沈炼死后，徐渭自编自演过《狂鼓吏渔阳三弄》），由此可知沈炼狷介的一面。
除了客观环境意外，王阳明对沈炼应该也有很大的影响，明朝的官学是程朱理学，程朱理学本身是一门大学问，可惜很多士人只是用它来做敲门砖，学程朱讲程朱，做人却很不程朱。这是典型的知行分裂。
王阳明的人生实践与心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给坚持理想主义的士人指明了出路：判断人生价值的标准既不是朝廷的褒奖或贬斥，也不是先圣的经书与格言，更不是世俗的诋毁与赞誉，这个标准就在你自己的心中。这或许是沈炼挑战严嵩的深层原因。
从沈炼的《青霞集》中可知，沈炼工于诗、书、画，剑法亦有一定的造诣。沈炼的诗清疏雅正，有较纯的诗学功底，《明诗选》引陈子龙语，赞沈炼的诗说“青霞快男子，诗亦俊爽“；沈炼的书法细笔疾行，空灵疏淡中带有温润，罗振玉曾收藏过沈炼的书法。
此外，沈炼还有很强的游侠思想以及边塞情结，“南倭北虏“一直在他的心头。在《青霞集》”兵说“这一卷，沈炼曾提出绕开卫所制度直接在当地募兵，这一设想后来戚继光帮他实现了。很多时候，成就一番事业，除了实力之外，还需要机缘。
最后，我们说说电影《绣春刀2》。
《绣春刀2》在某些地方延续了吴晗、吕思勉的框架，比如说女主角北斋通过绘画来讥讽朝政。
其实，单纯的因言获罪在明朝并不多，即便是洪武朝，更多是因为政治牵连（详见陈学霖的《徐一夔刑死辩诬兼论洪武文字狱案》），明朝言论最紧的时期是张居正主政的十年，泰州王门的何心隐因讲学被杀。何心隐和东林没有什么关系，杀何心隐的也不是锦衣卫，而是湖广巡抚王之垣。
为什么很多此类电影喜欢以明朝为背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拍过《侠女》、《龙门客栈》的著名导演胡金铨先生说：“当时宦官控制着一个称为‘东厂’的秘密警察组织，以思想调查为名，压迫知识分子，专横跋扈，跟敌对派发生了激烈的斗争，结果成为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显然，胡金铨是有所指的。不过，这多少有些侮慢了历史，轻薄了现实。还是桥归桥，路归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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