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否历史人物是传统史学重要的功能之一。随便打开一册史书，角角落落，善恶忠奸、好人坏人，观者基本一目了然，油然生出“浩然之气”，这种具有强烈教化宣谕意义上的“资治”与“殷鉴”，是中国史学的独特魅力。
正因为此，在官私史学修撰体系中，掌握这些历史人物“身后名”的知识阶层，在评价一个政治人物时，因为时局、党争、学派、门派、清浊、人事迁转等各方面原因，不免掺杂很多不客观的因素。
士大夫阶层
史学评价往往与历史细节之间存在一定距离。华夷之辨、君子小人之辨别、义利之辨，是儒家三个重要的命题。与张扬着文化传承、代表学脉的知识阶层相比，那些接近君王，揣摩圣意，投其所好，不坚守原则，“以君王好为好，恶为恶”的大臣们，无疑是活生生的佞臣小人。对于习史者，忠奸之辨，是一个基本判断。中国传统历史评价符合“英雄主义”特征，一个人物或大忠贤达，或大奸恶佞，平庸者难入史册典籍。不少敢于直言者往往以贤臣、清流自居，流传于当世，彰明后来者。
秦桧及其跪像
某种意义上，中国古代“学官一体”、“官教一体”，拥有功名也就意味着从政的资格，具有了与高于普通民众的特权。在士大夫群体眼中，无论是秦桧、魏忠贤，还是严嵩、和珅之流，大概都是小人。而且在无数坏人的行列中，他们无疑皆“大奸大恶”。但有一点不要忘记，秦、魏、和、严也都是忠于皇帝的，且一定程度上他们的忠诚或不会少于士大夫阶层。那些种种被后世讥讽的行为，更多只是作为臣下的一种角色或处事方式而已。在专制皇权的框架中，他们的媚上行为倒显得不出格且合乎人性，也不另类。现在我们后世所熟知那些权臣的“奸党”、“恶佞”形象，蝇营狗苟，纵然其自身存在“罪无可逭”的一面，也有不少来自于文人士大夫的主动构建与不断叠加。千百年来，这种立足于家国、忠奸的道德判断弦歌不绝，屡行其道。没有门生故吏、桃李满天、学问传承的群体在历史面前，是一个不幸和失落的群体。
魏忠贤像
作为权臣，相比之下，魏忠贤可能更惨一些，他代表宦官集团，借用《大明王朝1566》中的台词，他不仅“无家可归”，而且头顶只有一片乌云。但那些大臣除了头顶那片天，还有一个道统、文脉可以坚持。面对皇帝，魏忠贤无法“不忠不贤”。秦桧算是士大夫集团，亦是进士及第，有个人私欲在，但主和策略的核心决策过程在于高宗。言官及后世士大夫群起攻之，将某一问题（以莫须有定罪的岳飞之死、明朝灭亡）怪罪于一人，约等于顺手甩锅。
宋高宗赵构
我们往往有一种错觉：权臣只会误事，实际并非如此。在传统时代，皇权是社会结构中的内在向心力和驱动力。立足于人性本身，权力是一剂毒药，皇权的影子投射在任何一个有晋升意愿的人面前，便自发成为行为选择的全部动因。在一个专制盛行、权力决定分配、无其他有效制衡的权势运作系统中，缺乏技术上合理科学的管控与监督。即使偶尔有不同的声音与表达，甚至有少数言官以谏言“邀直名”的虚伪行为，固然有沽名钓誉之嫌，但在气节上也可以说是难能可贵。而权臣其行决非全然“忠贤”，但顺从皇帝，在皇权的影子下运作，打击异党，“小人”们也并不那么龌龊和难以原谅。权臣往往是实干家。张居正位居首辅，可谓呕心沥血、权倾朝野，不可不说公忠体国，然而其当世及后来评价也并不完美。张氏大刀阔斧，重用循吏，轻视清流，一度中兴朝政。然权力体制之故夹杂士大夫清议，人情世故，不断掣肘。积重难返，半途而废。
《大明王朝1566》剧照
不可回避一个事实，传统儒学之道尚清谈，并非一门实用性学问。仅仅是热衷于通晓六经大义、写写文章、批评时政、激扬文字的言官群体，居庙堂之高，忧国忧民，高昂而不可一世，充满合法性地宣教那些看似符合传统儒学入世、明道的理念，实则几乎缺乏技术操作可行性的章句，对于解决大部分具体政务问题往往是没有太大作用的。宋明的党争，清流浊流之间，往往看似非此即彼，实际上无法泾渭分明。
在政治斗争过程中，选择站队依附于一种政治势力，便意味着疏离另一种政治势力，各色势力变动不居，此消彼涨，原本强大者可能一朝失势，韬光养晦者或辉煌再起，这种复杂难以言喻。东林党团体、主战派内部，也是有很大分化的。知识阶层往往具备极强的道德规制，然而君子不党与朋党横行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他们一定贤良吗？甚至有人高呼：言官误国，实乃亡国之臣也。不过，这种声音是萤虫之光，微弱可怜。
总体来说，事务性、繁复性工作是行政体制运作的主流。除了在朝代初兴，百废待兴，为休养生息、减少折腾，遵从黄老以无为而治，避免大破大立，乃是成本最低、破坏性最小的一种发展方式。在正常社会运转交接下，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硬道理。但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目及当下，理念（意识形态）先行，是政治运作的某种特色。我们要思考：历史上所谓清流、言官、君子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可能就是史书上多一点记载、文人中口碑好、名扬后世，声名遍沐坟籍罢了。真实的历史进程就是如此沉重且非正反对错。
和珅
道德是一种悬之于上的理念和信仰诉求。道德约束不能治国，同样也不能保证人人君子，内圣外王。只要有代表道统的士大夫阶层在，赢得永远是他们。树立正反典范也是传统史学的特长，至于以魏忠贤、秦桧、和珅为代表的所谓“奸臣”，他们终将被刻在耻辱柱上——虽然很多事情并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责任。当然，不能否定少数对于道统、气节以及忠君爱国理念真正坚持与努力的道学家。但，千万不要把渐行渐远、逐步模糊的文人君子化，君子理想化，形成一种固定脸谱。不断钩沉的事实历史会将这种幻想嘲讽解构得体无完肤。
严嵩像
关注人物命运、解释历史现象、经世致用是历史学研究的三个重要职能。历史学者的最大任务，不在于天星乱坠、满目琳琅、妙笔生花，而是重建史实，客观中立的对于过去做出叙事和评介。钩沉简单化、道德化、说教化政治人物批判背后的故事浮沉，拨开重重迷雾，重视细节，摒弃错觉，才是真正的历史书写与历史记忆。
历史往往会苛责一个人，也会在一个人身上层累叠加着时代各个要素。一个人的命运，不仅要靠个人奋斗，还是考虑到历史的进程。兴衰浮沉不是一个轻松的学问，求仁而不得仁乃是惯性常态。人性与历史同样复杂不居，生出无限悲戚。如何规避那些惨重的教训，历史诉说夹杂着伤痕与沉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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