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辉斌先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结识的，后来又一起参加过许多次学术研讨会。如果追索得更早，则实际上早在1978年我们就曾一同参加过武汉大学唐宋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考试，我们还曾同赴武汉大学参加过当年的复试，可以说，几十年来在学术上我们是共同走过了一个辉煌的时代。而在这个辉煌的时代中，辉斌先生较一般学者取得了更辉煌的成就，以鹤立鸡群来形容丝毫未过。他在2007年时就已出版近20部著作，发表了300多篇论文，这至少可够得上当今十几名一般学者一辈子的工作量了！在学术上他所涉足的先秦直至元明清文学打通关的广阔研究领域，按照高校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的通常分段法，至少也是一般人研究领域的四倍！而其研究质量，诚如傅璇琮先生所言，“术有专攻”、“勇于探索”、“填补了某些方面的空白”;亦如众多评论家所言之“探幽发微，补苴罅漏”、“多元求是，创新迭出”、“求新求是，精益求精”、“独具特色，成就卓著”、“视角独特，新见迭出”、“洞幽烛微，创见迭出”（参见《王辉斌学记》，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以下所引亦见此著）。以一人之力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就不能不引发我们去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成就了辉斌先生的学术成功？广大学者究竟可以从中得到怎样的启迪？弄淸这些问题，对于广大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者，尤其是青年一辈来说，是颇有裨益的。 就本人而言，其中的答案，大致可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 “身心气骨自当强”——必须具有为实现远大理想而自强不息的气骨。
辉斌先生《步韵戏和李争光教授赠诗》云:“少小即经风与雨，身心气骨自当强。”正是辉斌先生年轻时所经历的风风雨雨，特别是十年动乱中所经历的非凡遭遇历炼了他，使之变得更加坚强。在传统文化荒漠期的1971年，一部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竟然激起这位早就怀着李白研究之梦的年轻人的极大学术热情，他不仅排队购买了这部书，熟读了这部书，而且还由此书中没有涉及将李白乐府诗的缘故，而将李白乐府诗逐一翻译和评说。当1977年他买到了长期无法买到的新版《李太白全集》后，“而立”之年的他即将“而立”之志变成了具体的行志之举——一个以李白研究为中心的研究计划从此开始实施，并因此而开启了辉斌先生辉煌学术生涯的先河。要知道，他的这一系列学术动向，全都发生在中国学术界思想尚未解冻的文革时期或后文革初期，那时搞学术研究，动辄有飞来的“封资修”帽子，后又有“两个凡是”的难越雷池，这些在思想政治上都是很容易致人伤痛或置人于危险境地的。然而，“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辉斌先生，却偏偏走定了这条并不为人们所看好的不归之路。为实现理想而自强不息的铮铮铁骨，使之“凿壁惊三舍”，发奋刻苦，坚定不移地走上“春兰秋菊常相系，故纸堆中论短长”（《步韵戏和李争光教授赠诗》）的漫漫学术之路。
几十年过去了，辉斌先生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已经可以堆成一座小山了。休说这些都是呕心沥血、凝神聚气的智慧结晶，即使仅将之全部抄录一遍，也够一个常人若干年的工作量！如果没有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没有“身心气骨当自强”的精神力量支撑，没有以吃苦耐劳为乐的超常毅力和工作习惯，是休想完成如此繁重的研究任务的。有些人在量上即算可以滥竽充数，但在质上是绝对无法达到辉斌先生那样的境地的。因此，我们从辉斌先生身上得到的最大最重要的启示，就是既要像辉斌先生那样立宏伟远大之志，又要像辉斌先生那样在行志时有自强不息的气骨，即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毅力，吃苦耐劳、不怕牺牲的冲力，不怕失败、不惧讥诮的心力。这既是构成辉斌先生学术人格的核心，又是我们许多未经文革历练的新一代研究家们所缺乏的“原动力”，因而也便是最值得我们去学习并努力具备的一个极具学术潜力的要素。
二 “君子固穷何所畏”——必须具备不为名利所惑而坚定不移走学术正道的品德。
新一代的研究家们思想活跃，敢想敢干，自有他们所固有的长处，然而，市场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他们，也很容易为金钱和名利所诱惑。学术腐败既体现在高校一些集行政、教学与科研于一肩的人员身上，也体现在不少一般教学和科研人员身上。他们认为当教师搞科研发不了财，总感到面对社会上的大款们自惭形秽，无地自容，所以有些人便一边教书一边做生意，有些人即使搞教学和科研也只是为了钱，还有的出了一本书上了职称后便一劳永逸，不再搞科研了。更有甚者，写论文出著作竟然不讲道德地到处剽窃、抄袭，就是不愿自己下功夫获取成果。而这一切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念头:当教师搞科研辛苦劳累而又获利甚微，不如捞点外快来得实在，不如剽窃、抄袭得来得轻松自在，也不如舍弃科研的辛苦劳累而可以保命健在。辉斌先生的看法和做法则与此截然不同，他在《赠友人》一诗中云:“君子固穷何所畏，赤诚尽在桃李中。”该诗还借对友人的鼓励，表达了对“诗书满腹两袖风”的风清气正精神的极力推崇和赞赏。其实，这也是他自身不慕金钱名利、潜心学术研究之浩然正气的真实写照。
现实生活中的王辉斌，几十年来就是按照他自己所信守的人生诺言来践行的。在辉斌先生为自己所设计的人生路线图中，有的只是学术上分阶段实施的精心策划，而无半点谋取个人私利的小算盘。“君子固穷”，“穷”的含义不仅只是物质财富的匮乏，也包括个人命运和出路的困窘。我虽对辉斌先生所遭遇的其他困境不太了解，但一个十分现实的困境是一直明摆在他面前的，这就是他一直长期任职于既非重点大学，又非处于大都市的地方性一般高校，平台的层次决定了他必将付出较大都市之重点大学的研究家们更多的艰辛和努力。无论是学术资料和信息的获得，国家和省部科研课题的申报，科研论文的发表与学术著作的出版，各种学术研讨会议的参加，乃至学术信用度的确认和学术权威性的树立，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所处院校平台高低的制约，有时甚或还会陷入某种窘境。然而，辉斌先生并不在乎这些令其“固穷”的平台处境，他正好借处于地市院校这相对安静而偏僻的环境，潜心于学问，这反而使他避开了因名校之声名而带来的不必要干扰和烦恼，如同当年诸葛亮隐居隆中，孟浩然隐居岘山，更使他作全身心的学术修炼。远离物欲刺激的辉斌先生，虽然两袖清风，但却换来了“尽在桃李中”与“满腹诗书”的无价回报。可以说，正是金钱和名利的“固穷”，促成了物质财富并不富裕的辉斌先生，变成了教学和科研成就上的“富豪”，而这样的“富豪”才称得上当代真正的“君子”，—即毛泽东所称赞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在今天当然更是一个大益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人。我想，那些身为教师和研究人员却不敬业于教学和科研，心有旁骛地做着发财梦并做着发财事的先生们，即使你腰缠万贯，在辉斌先生这样的学术“富豪”面前，也只能堪称学术事业和精神生活的“贫窭”了！
三 “四海文章一揽中”——必须博览群书而具备通观全局、连贯思维的宏观学术眼光。
如果说，前面两点讲的只是有关辉斌先生学术动力的启示，那么，作为一个学术大师，辉斌先生在学术研究方法上更有着许多令人认真思索的奥妙。做学问的一般方法当然是由点及面，逐步铺开，辉斌先生其实也是由对李白的研究而逐渐扩及孟浩然、杜甫、王维等，然后再达于整个唐代这个“面”的。然而遗憾的是，大多数研究家的学术之路几乎都会到这个“面”便就此而止。在高校教学古代文学的分段法制约下，大都认为不侵犯别人的学术“领地”是天经地义的；或者认为搞通一个段的文学都不容易，还去搞别的段又何必，于是就将自己箍死在一块狭小的天地。有的小到只是一个课题的一个小小的侧面，却已心满意足，不再关心任何其他的学术信息。这些长期固步自封于一个小天地的先生们，应该从辉斌先生的弘阔学术触觉和视野中吸取灵感，并得到启发。辉斌先生于1986年在贵阳编审《中国古代文学史》后，对于古代文学研究者所应具备的广博知识视野和宏观学术眼光有了更深的体会，其《贵阳赠别》一诗云：“筑城把酒石门泪，四海文章一揽中。”正是浏览来自各地的文学史书稿，使他更坚信博览群书、增进对各史段文学的了解，是一个古代文学研究家所必备的素质。他在《咬定青山不放松》一文中说：“虽然，做学问讲究‘专’，但在以竹刻为文本读物的汉代，主张‘通一经’是极可理解的，但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各种文献资料已几乎全部‘光盘化’与‘网络化’、电脑写作已进入‘寻常百姓家’的今天，对‘通一经’这一因汉人而流传下来的‘古训’，显然就值得反思了。”他还引用台湾政治大学唐翼明教授的话，将“通一经”现象下产生的“博士”，戏称为“窄士”，而“博导”则被戏称为“窄导”。正是基于新时代现代化的研究条件，辉斌先生于1993年做出了自己可以文学史打通关的判断，并将之付诸以后学术研究的实践。辉斌先生所谓的打通关，“并非是指如文学史之类著作的纯叙述性文编写，而是属于一种朝代相接、专题性较强的纵向研究，即以每一个朝代或几个相近朝代的文学为单元，串珠似的将文学史上的这些‘单元文学’进行逐一研究”(《咬定青山不放松》)。因此，这是一种科学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按照这一方法，哪怕你研究的只是某一看似较小的课题，但如果有了宏观视野，有了发展的眼光，将之置于文学史的漫长历程中加以动态化研究，就可以有更多实质性的新发现，就可以在僵死凝固的某个点或侧面发现活着的基因。而这，是只有博览与此点或此侧面前后相关的史籍与资料才能实现的。这一充满智慧的宏观研究法，对于有志者来说看似难而实则易，对于缺乏志向的人来说就只是看似易而实则难了。那些有志于古代文学研究的人们，我们何不都来一试？
四 洞幽烛微出新见——必须对研究对象具有敏锐感知、准确分析判断乃至确切考证的微观研究能力。
其实，宏观研究还需靠微观研究作基础才能最终实现。辉斌先生的宏观大学问，都是建立在微观研究的不断累积基础上的。关于这点，辉斌先生在他的著述中多有叙述。例如当他谈到《唐代诗人婚姻研究》一书时，就说过全书是本着“先微观再宏观”这一研究模式的，即“先选取若干代表性的诗人进行个案研究，以弄淸他（她）们各自包括子女在内的婚姻史况，然后再藉之以进行宏观的理论分析”（参见萧兰英《洞幽烛微 创见迭出》一文）。而此书的个案研究中，就包括了从陈子昂、王维、李白直至李商隐、杜牧、皮日休等有唐一代众多诗人婚姻状况的扎实考证。一般来说，考证中所涉及的史料常繁杂紊乱，或相互矛盾，或真假难辨，或前后难续，是既需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又需要有较强逻辑辩证能力的。但若能在幽微难明中凭可靠史料而得出不同前人的新结论，则又是难能可贵的以旧创新。萧兰英女士评辉斌先生该著的大标题为《洞幽烛微 创见迭出》，小标题则谓“立足史实，勇立新论”、“思维敏锐，绝处逢春”，可见辉斌先生的微观考证能力是何等地强劲与过硬。除了考证，辉斌先生在作家作品研究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着扎实研究的基本功，就犹如一个全能武士的十八般武艺样样在行一样。正是因为有着这多样而又扎实的微观研究能力，才使得辉斌先生筑起了打通关的宏观研究之大厦。我以为，有志于古代文学宏观研究的年轻后生们，都应该好好练就你们扎实的基本功。欲成就你们更宏伟的古代文学事业，就得向辉斌先生学习，先从加强自身的微观研究能力开始。
（本文选 自黄山书社2016年版《王辉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53—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