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有言：“治学之士，能够预于学术之新潮流者，谓之预流。”（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6页）中国海洋文化有着悠久历史和浩繁内容，海洋事业更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把握时代脉搏，预观发展趋势，独辟蹊径，开拓新领域，倡导建立海洋人文社会学，源源推出宏文新著，发挥出一个学术带头人的预潮流作用。
近二十年来，杨国桢教授和他的博士研究生，专注于中国海洋历史和海洋文化的探讨，撰著了《瀛海方程——中国海洋发展理论和历史文化》，主编了《海洋与中国丛书》和《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对中国海洋发展理论和历史文化作了具有开创意义和富有建设性的学术探索，新近又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推出十卷本的《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丛书（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和他个人的海洋文明研究文集《海涛集》，成为近年中国史学一朵绽放的金花。这一饱含作者近十年心血的结晶成果，既典型地代表了中国学界有关中国海洋事业和历史文化研究的新成就，也标志着中国海洋文明史的研究进入了新阶段。
清初大学者孙奇逢说，“学术之废兴，系世运之升降，前有创而后有承。”（《夏峰先生集》卷四《北学编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392册，第64页）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关心国是民生、志在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中国海洋事业的现实发展和世界海洋事业的风起云涌，激励着他思考和研究关乎中国发展前程的海洋事业这一极为重要而紧迫的问题，这就是从历史长时段去考察和探讨中国海洋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和深远意义。
全套丛书包括《海洋文明论与海洋中国》、《16—18世纪的中国历史海图》、《厦门港的崛起》、《郑成功与东亚海权竞逐》、《香药贸易与明清中国社会》、《清代郊商与海洋文化》、《明清海洋灾害与社会应对》、《清代嘉庆年间的海盗与水师》、《台湾传统海洋文化与大陆》和《清前期的岛民管理》。观其构成和内容，是围绕明清时期的海图、海港、海商、海盗、海上贸易、海上管理和海洋社会文化的专门论述。全书富有学理，既内容宏富，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特别是明清海洋社会的丰富内容，又突出重点，较为深入探讨论述了明清海洋文化的诸多问题，每一部专论，或者提出了宏论，或者提出了新见，或者提供了新资料，并以新资料的解读获得了新认识，无论关于海洋人文学科建立和发展的荦荦大端，还是明清海洋史实的具体考述，充满真知卓见，发覆发明之处不少，从而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海洋文明和海洋社会史的研究。
主编杨国桢教授，有感于海洋事业发展的大势和前景，把关心国家大事的重心适时地转到了海洋，调研现实海洋问题，为维护国家利益建言献策，更不断撰文论证，大力倡议重视海洋人文社会学科的建设，力图为人文海洋搭建研究平台，为中国海洋人文社会学科的建立开辟道路。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又是一个海洋国家。海洋是中华民族生存的环境，又是中华民族发展的第二空间。提高全民族的海洋意识，需要发达的海洋人文社会科学。杨教授不仅大力呼吁，而且进行理论探索，破除陆地——海洋二元对立论，摆脱海洋资本主义的旧观念，重新界定海洋经济、海洋社会、海洋文化的概念內涵，撰写系列论文不断加以阐述。他认为，随着海洋资源的开发和海洋空间的拓展，海洋的概念和划分发生历史性的变革，中国的主权利益、安全利益、发展利益在海洋方向上日趋重合，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维护海洋权益、保护海洋环境，需要海洋文化的支撑。以中华传统海洋文化精华为依托，建设有鲜明民族性又有世界先进性的中国现代海洋文化，最基础的工作是对海洋历史文化遗产的清理和弘扬。杨国桢教授指出：“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以海洋中国与海洋世界的互动为研究平台，进一步深化中国海洋历史文化的研究；破除忽视海洋发展的观念、心态和认识的盲点，用翔实的历史人文资料，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论证海洋是沟通中外的大通道，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空间，海洋对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和安全具有重大的国家利益，海洋国土是历代先人开拓经营的结果，海洋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海洋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突破国家、民族的界限和传统的学科结构，实现多学科理论、方法的渗透和融合，推动海洋史学的学科建设和博士生培养；分析中国海洋发展与海洋世界互动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现实和未来的实践提供借鉴。”学科建设和发展也要因社会发展，与时俱进，寻找新的增长点。
杨教授不仅不失时机地大声呼吁，而且孜孜不倦地身体力行。1997年即提出建立“中国海洋人文社会学”的倡议，次年更扩大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他认为：“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都是根植于海洋活动的实践，随着海洋实践活动的深入和进步不断发展，海洋与文明的结合呈现出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特征，没有固定的、统一的模式，需要从动态的、运动变化中的历史存在，揭示它的本质。”他提出，打破王朝体系，确立海洋文化共同体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的一元地位，站在世界海洋文明历史发展的高度，审视中华海洋文明的历史嬗变，是十分必要的。
基于站在这种时代高度和历史深度的认识，考察中国海洋文明史，认为其经历了东夷百越时代、传统海洋时代、海国竞逐时代和重返海洋时代四个阶段。这是从世界海洋文明发展的高度得出的结论，富有开拓意义。
他又对中国海洋文明史的具体内涵作探讨，如分析中国古代的海界与海洋历史权利，认为国境海界不等于海岸线。“海滨之民，分海为田”。杨教授以福建沿海民众生计为例，说明海域物权的观念在中国民间形成延续至今已有数百年，中国古代具有海界观念，明代已明确提出中外分界的观念，是海域主权意识的表示。在管辖海域范围内，沿海地方官府和水军有处理海上安全和海事纠纷的权力，这是海域主权派生的公权力。沿海民间占海形成的海界，体现私人或宗族占有使用一定范围海域的捕捞权、养殖权。对使用的海域主张权属，享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至迟到明末成了沿海地方的习惯法，而且得到地方官府的承认，并进行管理。这种看法是深入分析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丰富而又复杂的内容后得出的，是对中国海洋历史权利的系统表述，具有充足的说服力。
他在系统考察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实际后认为：可以这样说，“海上丝绸之路”是早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现的海洋世界体系。这个世界体系以海洋亚洲各地的海港为节点，自由航海贸易为支柱，经济与文化交往为主流，包容了各地形态各异的海洋文化，形成和平、和谐的海洋秩序。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生、发展、变迁，实际上也是寻找海洋亚洲海洋文化历史性实证的过程，深化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研究的过程。这种看法，不独对于当下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具有启示意义，而且对于学界正在探讨的“世界体系”的形成时代和特征具有参照意义。
在探讨明清航海势力后，杨教授认为：郑成功的海权力量，“通洋裕国”，平均每年投入四五十艘商船，用于对日本、东南亚贸易或从事中国—东南亚—日本三角贸易，海外贸易总额年均白银424万两，获利年均250万两，约占政权总支出的62% 强，很明显是一个海洋性的政权，从中国发展海权上看，郑成功的历史地位远远高于郑和。这种看法未必准确，但却至少提供了一个探讨认识中国历史上的海权力量的新视角。
丛书的其他各卷，也对明清海洋文明的内容作了专题论述。如《16—18世纪的中国历史海图》一书，考察其时的海图，将海图定义为：依据一定的地图测绘规则，辅以文字贴说，有选择地描绘海洋及其毗邻陆地的自然环境、航行线路和行政军事建制的图形。其特征是：以海洋社会群体的生产和生活区域为描绘对象，包括海洋及其毗邻的陆地区域；以贴说形式辅助图形，使用者在应用时须结合图说方能完整使用；包含大量的航海贸易和海洋管理等海洋社会经济发展信息，是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作者提出，在漫长的中国古代海洋发展史中，大体可以分为官府治海和民间讨海两个层次，官府治海主要体现在海疆图和海防图中，传达的是官方海洋控制利用空间；民间讨海主要体现在航海图中，传达的是海洋社会群体的生存发展空间。作者从航海图中各条航线出现、变化和消失中反向推断海洋社会群体生存发展空前变迁过程，从海防图和海疆图中得出官方开发、利用和管理海洋空间的变迁历史。这样的研究思路和考察内容，无疑挖掘出了蕴藏在海图中的丰富信息，从海洋社会经济史角度充分肯定了海图应有的资料价值。
杨教授的《海洋文明论与海洋中国》及其他主编的《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丛书，相信在“一带一路”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研究与大力实施的当今，无疑富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参考价值。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原刊于《海洋史研究》第十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