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的8.3级强烈地震，造成15万人丧生，200多万人无家可归，财产损失65亿日元。当时，民国老百姓捐款3亿元，派出了大量救援队伍，然而您可能想不到的是，竟然有600多名救援人员被害了……
（地震惨状）
这场地震发生在日本的横滨和东京一带，而这一带称关东地区，故此震习惯上被称为关东大地震。
震后的三角测量表明，相模湾以北和东边的房总半岛的地面有较大的向东南的水平位移。对相模湾海底的测量则表明相模湾中部的海底下沉了100～200米，有的小区竟下沉了400米，而在主要的下沉区以北发现一处海底上升了250米。
关东大地震中，除房屋倒塌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外，大地也张开了血盆大口——地震造成的大裂缝，直接吞噬着人类的血肉之躯。有些人侥幸逃出了即将倒塌的房屋，却又掉到大地的裂缝中，被冒出的地下水活活淹死；没有被淹死的想从裂缝中爬上来，可是那“血盆大口”——裂缝又忽然合闭上，许多人被活活挤死。汽车掉进地裂后，地裂合并时，汽车连同车上的人被无比强大的压力挤成了铁饼、肉饼，地裂中不时传来撕肝裂胆的嚎叫声。有的地裂中喷出了水柱，直射地面，挤死在地裂中的人的尸体被强大水流喷到地面。一些压在瓦砾堆中的人，被地下冒出的水淹死。地裂将房屋撕成两半，把屋里的人统统吞到地裂里。
这次地震直接造成15万人丧生。
（大连旅顺）
当时的民国北洋政府和日本，应该说矛盾重重。
这一年，日本本应归还租期届满的旅顺、大连。旅大是由俄国在1898年强租的，租借期限为25年，正好在1923年到期。日俄战争后，日本打败了俄国，就继承了这个租约。但是，对于25年的租期，日本人并不满意，他们希望永久持有这两个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军港城市。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遭到袁世凯巧妙地拖延。在国际压力下，日本放弃部分要求，最终以武力为后盾，逼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了条约，这就是所谓的“民四条约”（民国四年签订），其中规定“将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延长为99年”。
对于刺刀威逼下签订的“民四条约”，从袁世凯开始，中国历届政府都坚决不承认其具备法律效力。 1923年3月10日，中国外交部照会日本外务省及驻华公使，声明取消“民四条约”，并接洽收回租期届满之旅大，但遭到日本拒绝，全国一片哗然。3月17日，在国共两党及其他社会知名人士推动下，上海成立了“国民对日外交大会”，宣告“日本犹固执不逊，即实行经济断交”。
此后，又成立了一家“上海对日外交市民大会”，由各路商界联合会、上海总商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工会等21个团体组成，通电全国，在未收回旅大前，全国对日经济绝交。
“既云经济绝交，则不仅禁止购用日货而已，实含有与日人断绝一切社交之意味。既云断绝一切社交，则凡日人在华所营之事业，吾人皆应与彼脱离关系。如不受日本公司雇聘，不登广告于日本新闻，不载货于日本商船，不向日本公司保险，不向日本银行存款，不收受日本纸币，不往日本医院治病均是也。”
对日经济绝交立即席卷全国，上海、北京、济南、合肥、武汉、长沙、厦门等地相继推行，日本对华出口额大幅萎缩，“天津一埠损失约1200万元，上海约4000万元，通计各埠损失，已达1亿元再就日本6月份全国贸易观之，输入计超过输出9600万元”。
但是，日本政府并未妥协，他们一方面宣称这是“排日仇日”行为，要求中国政府严加取缔，另一方面则以牙还牙，在宜昌和长沙先后开枪射杀中国民众，酿成“宜昌惨案”和“长沙惨案”，双方关系日渐紧张。
（高凌霨）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会怎么办呢？
此时的中国政局，也如同日本一般，处在波动当中。这年6月份，在曹锟等人的逼迫下，大总统黎元洪被驱逐，而参与驱黎的国务总理张绍曾也随即辞职，依照法律规定，由内务总长高凌霨摄政，代理总理职务。
这一摄政内阁在日本大地震次日，就立即派人前往日本驻华使馆表示慰问。内阁召集会议，外交总长顾维钧提出，对于日本震灾，“我国本救灾恤邻之义，不容袖手旁观，应由政府下令，劝国民共同筹款赈恤”。
内阁一致通过了5条援日救灾决议：除了分别电令驻日代办张元节、驻神户总领事馆紧急调查灾情之外，拨款20万元援助日本，并要求“各省长官联合绅商地方团体组织日灾急赈大会，与政府一致进行”，同时“派遣商船运送粮食药品，及红十字会赴日”。
摄政内阁以大总统令的方式号召全国人民“广募捐款，尽数拨汇，藉资拯济，以申救灾恤邻之至意”。内阁还邀请各界名流，如熊希龄、孙宝琦、汪大燮、王正廷等，共同商议援助日本的具体事项。会议从中午一直讨论到傍晚5时，进一步决定：通令各省区一律筹款赈济；迅速运米30万石到日本；解除粮食输出之禁令；邀请各慈善团体、红十字会及银行、新闻、商会、军警各界组织日灾协济会等。
（梅兰芳）
北洋政府决定对日本进行救助，号召百姓忘却战争前嫌，此时甲午战争刚刚过去28年，不再抵制日货，以减轻日本人民负担，利于恢复。北平、天津、成都等城市成立救灾团体，演艺界筹款筹物，梅兰芳还进行了义演。景山公园卖票助赈，连中学生也把零用钱捐出，就连溥仪也捐款30万美元，赈济日灾，红十字会救护队赴日救灾，表现出纯洁的道德感和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精神。根据资料显示，中国人当时募集善款超过3亿元，而这些钱真是中国人勒紧裤腰带攒出来的。
然而，当时的日本正是多病无能的大正天皇在位。他的儿子，23岁的皇太子裕仁摄政，为了提防有人趁火打劫，要求大阪等地派出3.5万军队在受灾城市巡逻。
裕仁皇太子调集军队不仅仅是为了维持灾区的秩序，还另有企图，他通过福田正太郎将军宣布实行军法管制，然后，指责朝鲜人和社会主义者冒犯了神灵，导致这场大灾难的发生，还无端指责他们企图趁火打劫。那些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的蛊惑甚至使一些惧怕神灵的日本人信以为真。大约有4000名不幸的朝鲜人被日本军国主义的“黑龙团”赶到一起，百般嘲弄、污辱，进行所谓的“街道审判”后，推到地震幸存者面前斩首示众。这些人成为地震灾害发生后无辜的政治上的替罪羊。
让人想不到的是，日本还残害了600多名中国人。这些人，有的是在日本工作，有的是去日本救援地震的。事后，日本政府日后一口咬定是在镇压朝鲜人的过程中“误杀”华人，但那些温州工人中，不少还没剃去满清的长辫子，穿着中式衣服，一望而知就是华人。
（九一八事变）
中国人的以德报怨没有换来日本人的真心。8年之后的1931年，日本导演了九一八事变，开始了侵华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