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7日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为了纠正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危急关头挽救革命、挽救党的一次重要会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陆定一是会议的参加者之一，1980年，他谈了这次会议的详细情况，并作了简明扼要的评论。1995年，《党的文献》刊登了经时任光明日报《史学》专刊主编陈清泉整理、陆定一本人审定后的讲述稿。当时，陆定一是参加过八七会议的少数健在者之一。今天，关于八七会议的研究有了许多新的进展，但这篇回忆录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现将它原貌发表，以纪念八七会议召开九十周年，供研究参考。
八七会议前武汉的局势和党的情况
八七会议是在党和革命的危急关头召开的。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国民党内部情况复杂，右派是反对和共产党合作的。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起初还是以“左派”的面貌出现，中山舰事件、在江西惨杀工会领袖陈赞贤，特别是四一二政变以后，蒋介石彻底暴露了他的反革命面目，实行白色恐怖，党和团在上海的活动都很困难，很多同志转移到了武汉。
这时国民政府已由广州迁到武汉，武汉成了政治中心。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表面上和蒋介石有分歧，实际上他们已暗中往来，排斥共产党。陈独秀仍然推行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农民运动，反对搞自己的武装，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给国民党，党内同志意见越来越多。
武汉政府对于如何统治武汉拿不出主张，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可是资本家由于战争的原因，周围各省原料不能运来，产品销不出去，面临着经济困难的局面。我们党缺乏经验，也拿不出办法来。
4月底到5月初，党召开五大，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通过了实行土地革命的决议，仍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希望他改正错误。但是决议不能实行，这次大会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6月下旬，党在武昌东湖召开会议，许多同志对党的路线提出意见。在这次会上，任弼时同志(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团的总书记)和我(团中央委员、宣传部长)起草了一份“政治意见书”，对党推行的错误路线提出批评。陈独秀一看，气得当场撕掉，踩在脚下。后来陈独秀就掼纱帽不干了。
7月上旬，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如何对付这种局势，同时组成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周恩来五人的常委会。7月13日，党中央发表对时局的宣言，这个宣言只是指出武汉政府限制工人运动，放任反动派向革命进攻，使国民革命陷于危境，还没有公开点名谴责汪精卫。虽然宣告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但仍声明共产党员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同真正的革命份子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个宣言是我们党的路线、政策开始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当时我并不知道是怎样作出这个决定的，后来才了解这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主张。宣言发表的第二天，即7月14日，汪精卫加紧了他的反革命活动。他召开秘密会议，策划“分共”。7月15日，又召开了“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国民革命。善于搞阴谋诡计的汪精卫，于7月25日发表了他那臭名昭著的《夹攻中的奋斗》一文，竟把分裂的责任推给共产党。
当时我们还想争取国民党中真正的左派同汪精卫对抗，但七一五事变后不久，宋庆龄即离开武汉到上海，宣布在国民党现行政策不改变之前，决不参加任何活动，后来又出国到苏联去了。邓演达也离开了武汉。
汪精卫反革命以后，他的屠刀即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杀来，武汉三镇一片白色恐怖，党、团和赤色工会都不得不转入地下。
周恩来同志领导南昌暴动的消息传到武汉，我们异常兴奋。留在武汉的同志怎么办呢？同志们一直在等待中央的指示。8月6日，任弼时同志通知我，明天去参加中央的一个重要会议。开的是什么会，讨论什么问题，他都没有向我说明。我想，既然是中央的重要会议，一定会对当前的局势作出重大决策，今后的斗争方向就明确了。
这一夜我思绪万端，久久不能入寐，巴不得快一点天亮去参加会议。
八七会议开会的过程
8月7日早晨，我按照通知来到汉口三教街41号(现在鄱阳街139号)。这个地区住了许多外国人，有个惠罗公司，是一家洋行，专卖高级消费品，价格很贵，中国人很少去买它的东西。街上往来行人很少。街上有一列公寓式楼房，建筑形式完全一样。一楼是铺面房子，和二楼是隔断的，从临街雨廊直接上楼梯就到二楼。这里是我们的机关，住着苏联农业顾问洛卓莫夫夫妇。
我看了后面没有人跟踪，才由雨廊上了楼梯。到了二楼敲门，来开门的是洛卓莫娃，她是我们机关的管理人员，我们戏谑地称她的谐音“老祖母”，其实她才三十来岁。她认识我，很快放我进去了。
会场很小，大概只有二十多平方米。陈设也很简单，只有一张三屉桌子和一些椅子、凳子。会场里已有不少人，有当天到的，也有两三天前由“交通”带进来的。
当时白色恐怖很厉害，如果敌人发现，很可能被一网打尽。因此会议也作了应付万一的准备，倘若反动军警闯进来，我们就说是在开股东会议。
在我记忆中，参加会议的有十几个人，二十人不到。前不久看到会议记录，才知道出席的代表共二十一人。其中：
中央委员十人：罗迈(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
中央候补委员三人：李震瀛、陆沉、毛泽东；
中央监察委员二人：杨匏安、王荷波；
共青团中央委员三人：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
湖南代表一人：彭公达；
湖北代表一人：郑超麟；
中央军委代表一人：王一飞。
邓小平同志是中央秘书，他负责筹备并参加了这次会议。此外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记录上说参加会议的还有两个苏联同志。在我印象中，会场上没有别的苏联人，“两个苏联同志”大概是指洛卓莫夫夫妇，但我只见到“妇”，未见到“夫”。
因为事隔多年，我已记不清是谁作的记录。听说有人怀疑这份记录的真实性，也有人说是为了向共产国际作报告而在事后追记的。我看到记录后，觉得它的真实性无可怀疑，是当场记的，不是事后的追记。
会议由李维汉同志主持，他简略讲了中央的一些情况，如上面说的成立五人常委会，鲍罗廷已经回国，共产国际派罗明纳兹来担任驻中国代表。(鲍罗廷只是同国民党联系的，在我们党的会议上，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李维汉同志还说，共产国际来了“训令”，指出中国党内有机会主义，应召开紧急会议来清算这个错误倾向，并改组中央，等等。他也说明这次会议是由瞿秋白、张太雷、李维汉和罗明纳兹一起筹备的，原订7月28日召开，因为通知开会困难和来不及准备报告，才延期到8月7日。直到今天，到会的中央委员还不到半数，地方党组织只有湖北、湖南有代表参加，因此会议不能称为中央全会，而是紧急会议。
他宣布会议的议程是三项：一、共产国际代表报告；二、常委代表报告，报告人为瞿秋白；三、改组中央政治局。
接着，罗明纳兹作了长篇报告，瞿秋白担任翻译。罗明纳兹只有三十岁左右，侃侃而谈，颇善于辞令。因为要经过翻译，他的报告占去很长时间，几乎是一个上午。
中午，洛卓莫娃为大家准备了午餐，吃的是面包和午餐肉罐头，一个罐头有好几斤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罐头，因此印象很深。记不得有什么饮料，大概只是喝茶或开水吧。吃完午饭只休息半小时左右，又继续开会了。
下午首先讨论罗明纳兹的报告，然后瞿秋白代表常委会作报告。接着讨论《告全党党员书》、《工人运动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和《组织问题决议案》等文件。这些文件都没有成文，只由主持人讲一讲大意和读一读稿子，即交代表表决。
自从“四·一二”以后，党内多次讨论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以及和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常常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党的五大就土地问题作出决议，也没有见诸行动。
这段时间里，我们简直是束手无策。这次会议制订了这些文件，指出了斗争的方向，可以说是很丰硕的成果了，当然还要看是否能真正实施。因此讨论常委报告和文件时，没有发生分歧意见，很快就通过了，然后由常委去作文字修改。
会议最后是选举临时政治局成员。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的九人是：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罗迈、任弼时、彭湃；候补委员七人是：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有的书上写，八七会议撤销了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这不是事实。会议没有作出撤销陈独秀职务的决定，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时，也很少点陈独秀的名，因为他还是共产党员，大家仍希望他能改正错误，继续在党内工作。
八七会议只开了一天，散会时天还没有黑。为了安全，每隔半小时左右才出去一个人。我是离开得早的，出了门太阳还没有下山。有的同志则是第二天或第三天离开的。
八七会议怎样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及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
八七会议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罗明纳兹的报告中，一开始就指出陈独秀犯了不要农民、只要资产阶级、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说，陈独秀违反共产国际的指示，为了拉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让步，使我们党失去独立性，以致现在国民党赶跑我们，杀戮我们。陈独秀的理论和实际行动是“少数派的”(即“孟什维克的”)、“不革命的”和“社会民主党的”。
毛泽东同志在发言中用很生动的事例批评陈独秀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他把国民党比作等着人家去住的新房子，而党的领导人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其后像新娘子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这所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没有当房子主人的决心。群众中也有不听中央命令，抓住国民党下级党部，当了房子的主人翁的，但这是违反中央意思的。广大党内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领导机关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
其他同志也尖锐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蔡和森很激动地说，陈独秀是以几个国民党上层领袖的意志为转移，一味退却，一直反对所谓“过火”行动，简直和国民党一样。他还提出家长制非打倒不可。邓中夏、任弼时同志发言时也很激动，集中批评陈独秀不发动群众、不实行土地革命的错误。这些批评都切中要害。
可以说，八七会议是对右倾机会主义一次猛烈的开火，宣告陈独秀路线的结束，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是八七会议的第一个功绩。
第二个功绩，是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这个方针并不是八七会议首先提出来的，早在1926年11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就曾指出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的“中心问题”，批评中国党内有人“担心农村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会削弱反帝统一战线”的观点。斯大林也说过：“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就愈有力愈强大”。中国共产党“应当满足农民最切身的要求”。因此党的五大把减租减息的政策推进到没收大中地主土地的政策。但是陈独秀拒绝执行。党内对土地问题进行多次讨论，总是没有真正的行动。
八七会议上，罗明纳兹强调：“目前中国已进到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革命可以引导中国到另一个新阶段。”尖锐批评过去党的政策是反工农的，是可耻的。瞿秋白在代表常委会的报告中也指出：当前“土地革命已进到最高点”；要通过组织农民暴动来实行土地革命。任弼时同志尖锐地批评党中央没有实行土地革命的决心，甚至创造一种理论说土地革命是很长远的过程，而不知道是目前的行动纲领。
八七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明确指出了“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确定土地革命为我们的总方针，不论从理论上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说，都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不实行土地革命，就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同时，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已很难在城市活动，必须转移到农村，如果不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就没有群众基础，甚至没有立脚之地。
关于武装斗争问题，罗明纳兹在报告中没有明确提出。瞿秋白只是说到要组织农民暴动来实行土地革命。
对这个问题讲得比较透彻的是毛泽东。他说，从前我们指责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不做民众运动；我们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却不管军事，新的政治局应当注意军事问题。会议确定要举行湘、鄂、粤、赣四省秋收暴动。
毛泽东同志强调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须知政权是要由枪杆子去取得的”，这句话发展成为后来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著名的论断。这是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胜人一筹之处。
但是，会议对武装斗争的战略问题并没有认真讨论过，大家的想法只是要像孙中山那样，在广东建立根据地，然后进行北伐，还没有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
这是因为会议虽然提出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是我们的总方针，实际上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武装斗争上面，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没有受到批判，党内多数领导同志也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
直到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文章发表，才有了系统、完整的武装斗争的战略策略思想。
尽管如此，当时确定了武装斗争的总方针，仍然有重要意义。没有军队，就不能保护自己，更谈不上发展革命力量了。回想在我们党六十多年的历史上，大革命时期需要军队，陈独秀不要军队；土地革命时期需要农民，王明不要农民，说什么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解放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知识分子，我们党对知识分子实行“左”的政策，这些做法使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受到严重的挫折，这都应引为鉴戒。
如果没有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革命能不能成功呢？恐怕也未必成功，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完善的革命理论，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本质的认识还不深刻，我们也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并不像1949年那样，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已经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但是，如果当时我们党掌握了领导权，能深入发动群众，又有一支党领导的实力强大的军队，足以和国民党较量，国共分家时国民党就不敢那样欺侮我们，我们的同志和许多革命群众就不会那样手无寸铁、处于引颈受戮的境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给我们党造成了危害，这个教训是应该永远记取的。
八七会议在理论上的错误及其对革命实践的影响
八七会议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主要是对中国的资产阶级作了不正确的判断和提出所谓“不断革命”。
四一二事变发生后，共产国际认为“中国资产阶级背叛了反帝斗争”。斯大林也说：“蒋介石的政变表示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七一五事变后，他们又都认为小资产阶级上层也叛变革命了，这些观点当时我们党是接受的。
八七会议上，罗明纳兹不仅接受这些观点，而且走向了极端。他在批评陈独秀放弃领导权、把阶级斗争同国民革命对立起来的同时，强调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已经反动了，“打击资产阶级愈厉害，阶级斗争愈剧烈，就愈能打倒帝国主义”。甚至主张把反对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首要任务。瞿秋白在报告中也说：“中国资产阶级一点民权性也没有”，实际上是代表常委会接受了罗明纳兹的观点。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更是明确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离开了国民革命的战线而走入反革命的营垒”。
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产生这一错误的原因，首先是对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不清楚。我们进行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有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分。买办资产阶级是依附帝国主义，并和封建势力勾结的。它也是革命的对象。而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并没有解决，他们的处境没有任何变化，整个民族资产阶级都背叛了民主革命，这怎么可能呢？
其次是对蒋介石、汪精卫的阶级属性弄错了，“四一二”和“七一五”以后，蒋介石和汪精卫已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而转化成为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我们依然用老观点看问题，因而作出了整个资产阶级都背叛革命的判断。当时确实有一部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跟着蒋介石、汪精卫跑，骂我们共产党。这是因为他们幻想蒋介石能统一中国，使中国获得独立的地位，可以发展资本主义。并不是所有民族资产阶级都倒向蒋介石一边。五卅惨案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资产阶级中许多有识之士，对蒋介石的幻想破灭，他们也反对蒋介石了，杨杏佛、史量才公开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就是有力的证明。当时我们都没有这种认识。
造成这一错误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我们党还在幼年时期，理论水平不高。
从全党来说，对中国革命这一基本问题的认识，还是教条主义地照抄列宁在1905年写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观点。列宁在这篇文章中认为俄国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沙皇制度是三种力量；自由派大资产阶级、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赞成革命是不彻底的，……不可避免地会大批转到反革命方面，转到专制制度方面去反对革命，反对人民。剩下的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
列宁曾批判那种为了使资产阶级不退出革命而迫使无产阶级采取温和柔顺的态度，指出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应当实现社会主义，这就是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阶级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
那时列宁的这一著作还没有中文译本，瞿秋白可能从俄文本中看到过。尽管我们党内许多同志没有看过，但是我们党是以它作为领导革命斗争的理论基础的。俄国和中国的社会性质不同，列宁所指的资产阶级是沙皇俄国的资产阶级，而不是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资产阶级，我们没有认识，不能加以区别，生搬硬套，这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了。
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叛变了革命，这就产生了一个大问题，中国革命的性质究竟是什么？是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
八七会议虽然接触到这个问题，但谁也没有说清楚，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比如罗明纳兹作结论时，谈到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他又把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首要对象。后来他又说什么中国革命“不只是按其政治内容来看，而且也按其社会经济内容来看，都已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瞿秋白在报告中指出：“要去掉以为中国革命分两阶段的幻想”，也就是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这和罗明纳兹的观点是一致的。
会后不久在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决议案》中，则提出“无间断革命”即“不断革命”这个问题，这就混淆了革命发展的阶段，造成了党内一部分思想的混乱。
我说“一部分”，是指我们党对于基本群众——工人和农民始终认为是革命的动力，这一点从来没有动摇过；而对于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上层，则把他们看成是敌人，不能分清民主革命中的敌、我、友。这种错误观点一直沿袭了一个时期，影响很大。
党的六大功绩之一是提出了十大纲领，肯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革命，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统一了思想，这在全党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六大没有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叛变革命的说法进行批驳和分析，看来当时我们党和共产国际都没有应有的水平来做这件事。因此，这种思想影响在党内许多人的脑子里没有得到清算，没有正确地解决，成为一种“潜意识”，这恐怕是后来许多次“左”倾错误的根源。
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问题，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才由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作了完整、系统的理论上的阐述。他在这篇文章中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性，可以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他们所愿意反对的敌人。这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旧俄帝国的资产阶级的不同之点。在旧俄帝国，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是侵略别人的，所以俄国的资产阶级没有什么革命性。在那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而不是联合它。在中国，……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不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而和他们建立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统一战线。”从而使这个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
此外，八七会议没有指出中国革命处于暂时的低潮，而认为是持续高涨，形势一直是好的；对于党的领导成员，过分强调工人成份，这也都是“左”的表现。
总之，回顾八七会议，它在我党历史上是有重要功绩的，这是主要方面；缺点、错误也是有的，是次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