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喜欢萧功秦老师的著述，是在读他的《危机中的变革：清末政治中的激进与保守》之后。正是由于这种喜欢，当新京报“2012年我最想阅读的一本书”栏目邀请我说话时，我毫不犹豫的推荐了它。
我推荐它的理由是：
第一，清末政改以悲剧告终，但却是二十世纪更大悲剧的起点。这种悲剧的直接表现就是近代中国从此进入碎片化时代与激进化旋涡中，像盲人骑瞎马一样横冲直撞，最终跌入历史的深渊，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爬出来，鼻青脸肿的痕迹犹在。我认同亨廷顿的文化作用论：长远看，文化起决定作用；短期看，制度起关键作用。所以中国历史的制度选择与路径依赖，其背后最终是个文化问题。而文化是没有昨天今天与明天的，它会一以贯之下去。或者说，表面上看也许沉下去了，可是一遇合适的气氛，它们马上激活。
第二，2012对于普通人，也许联想到的是世界啥日，但对于我们学人，一直面对的却是千年轮回的中国历史，它比世界啥日还可怕。话说，当下与整个晚清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我还真看不出来。不是历史有惊人的相似，而是历史一直在重演之中。说句实在的，我们当代的改革开放简直就是对慈禧太后洋务运动的继承嘛，不都是开明专制加器物改革吗？所以，不必看不起老佛爷，改革的三个层面，器物改革、制度改革、文化价值改革，人家至少完成了第一层，两次启动第二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呢。
第三，辛亥百年都纪念了，但是学人还得小心冀冀地嘀咕，剥去满汉冲突及各种主义的外衣，辛亥革命不过是一次传统意义上的王朝更迭，与其说它是民主煮革命，不如说它是民族革命。一句话，理论与主义再新鲜，落到地上的还是实践与现实，肚里的鬼胎也会在随后的运行中暴露出来。问题是，一到转型期，中国往往最缺的还是实践者与现实者，倒是一些具有传销热情的小知识分子梦想家占据了舆论制高点，影响了现实政治的运行。用当下流行的小品语言，就是拐了拐了！多么悲催的历史拐点啊。
第四，中国政治，要么保守到底，一条道走到黑；要么一夜跃进，千年破车、偏瘫司机玩漂移……总之，透过此书也许可以窥测到那条悲剧的脉络并促使我们反省过去，观照当下，否则2012对于我们，既不是末日，更不是未来，而是永远的过去。我们身处历史的永久黑洞中，嘴里却高叫着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这是一种怎样的世纪滑稽？
欣闻萧功秦老师又出新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当然要一睹为快了。
新书中，萧功秦老师有一个所谓的“两把钥匙论”：“用政治学的钥匙来解读历史的秘密，用历史的钥匙来解读政治的复杂性及它的丰富性和两难性。”不消说，在他的新书中，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发现这两把钥匙的身影。当然，如果非要说区别的话，萧功秦老师这本新书，比之之前的著述，这两把钥匙就是两种路径的融汇，或者说，它们不再仅仅是一种视角，而是直接由过去指向当下，由历史走近政治。用萧功秦老师自己的话来讲，这本书“具有更直接的现实关怀，更切近当下现实，它的理论和学理色彩更少些，更具可读性”。
萧功秦老师认为，现实中国存在五种积重难返的基本困境。
第一个困境是威权政治自利化的倾向；
第二个是利益垄断下的贫富两极化；
第三个是国富民穷；
第四个是国有病的困境；
第五个是创新能力弱化的困境。
这五大困境汇合起来，产生的社会矛盾积累，就形成了目前出现的一些左右两种激进主义思潮的崛起。
一个是要回到文革方式上。我把他们称作毛左。
另一种是当年革命党的方式。我把他们称作毛右。
可以说，这两种思潮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上都有深厚的文化土壤，只要有适当的条件，它们就很容易被激活，并影响中国的未来政治选择。
有鉴于此，萧功秦老师特别强调，我们要警惕未来中国可能出现的三种危机类型。一种是民煮革命模式，一种是新文革模式，一种是左的思潮和民族主义相结合形成的极端国家主义模式。为此，萧功秦老师开出一个药方，也就是中道理性原则。
其一是渐进，通过在威权体制下面，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的方式，积小步为大步来化解社会矛盾。
其二是变一元整合为多元整合，通过发育公民社会及其多元整合方式，来辅助威权政治，从完全的一元整合，变为一元整合为主，多元整合为辅，再变为多元为主，一元为辅，最终实现执政档领导下的宪政民煮。
第三是多元试错，通过多元试错的方式来形成摆脱现实困境的一些办法。
近代以来，远者像严复，近者如萧功秦，这样冷静理性的独立学者最悲催的莫过于左右不讨好了。按我的理解，萧功秦老师之所以提出中道理性主义这个概念，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之前提出的新保守主义和新权威主义，一直遭遇非议。说来也是，中国连保守主义——保守自由、保守私有财产的传统都没有，遑论新保守主义？中国两千年来都是权威得不能再权威的皇帝主义加官僚主义再加家长主义，一个轻飘飘的权威主义又算啥子东西？相形之下，中道理性主义，既有本土化的倾向，又有通俗化的努力，应该容易被人接受了吧？
非也。因为不管什么主义，中国舆情从来不给第三条道路，广阔的中间地带，立不住人。比如萧功秦老师遭遇左右非议的一大原因，居然是他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基本肯定。说来也怪，毛左与毛右，虽然双方水火不容中，但在否定三十年改革开放方面，倒是殊途同归，很具共识了。
萧功秦老师在个人气质上，是很具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特色的。阅读新书中，我发现他也性情中人：比如年轻时冒着被厂里处分的危险，一个人在全国各地漫游二万里；比如现在的他居然还是个摩托车发烧友，可以和人骑着摩托南下安徽，两天一来回，窜它七百里；比如在体制内的自我边缘化，不申请课题，不参加评奖，没有什么来自政府的荣誉头衔；比如在书店一看某些书上标有“xx社科基金赞助”之类的字眼，他就把这书放下了，认为接受各级政府赞助及奖励，这书就不值得看了；甚至他带学生，也往独立学人的方向带，让他们远离政府与名利的裹挟……
这一切，让我在敬仰的同时，又多了几分欢喜。但是他毕竟是一位历史学者，而且是一位很具社会担当的历史学者。所以，他对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肯定，既是出于历史主义的逻辑认知，更是出于现实主义的实践起点，当然更深长的背景是，正如他自己所一再解释的，对于政府，他更多的是出于功能性的工具性的考虑。其实，既使是站在保守主义的角度（不论新旧），稳定与秩序都是第一位的。这个，兄弟举三只手赞同！
可惜的是，左右激进主义者，特别是右，功能性工具性考量比较少，情绪性的激愤太多，动不动喜欢掀桌子重排宴席。我倒觉得，毛左毛右大会师，一块干革命挺不错的，只是比当年的革命党要差远了。只能说思维与德性遗传下来了而已。
我的专业兴趣在中国近代史。所以，虽然平时的言论不乏激愤之词，但是我清楚的知道，整个中国近代的悲剧根源何在，著述时也希望把这一切梳理清楚。我更理解严复宅在家里的愤懑，不得不承认，近代以降一直是二杆子的时代：一批二杆子主宰了话语系统；一批二杆子玩漂移，不玩个人仰马翻不罢手；一批二杆子玩拐了拐了，直到把中国拐进万劫不复之地……鉴于这沉痛的历史教训，感性上我可以调侃，但理性上我还是承认政府的工具性及功能性的，正像我一直承认满清政府的正当性一样。何况满清与义和团、咸丰与洪秀全、袁世凯与孙中山、北洋与国民党……这种二选一的格局中，我只愿意选前面那个的。
所以我非常同意萧功秦老师在新书中，给宪政中国排出的五子棋。第一子是邓之改革。第二子是江之经济转型和经济起飞。第三子是胡之民生工程。第四子，也就是下一步，培育公民社会。第五子，公民社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以后，中国特色的宪政民煮将水到渠成。
五步中，第四步可能是遭遇非议最多的。
一者是，天赋人权、全民公选，这类自嗨与民粹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氛围中，永远是占有道德优势和火力制高点的。这从韩寒的“韩三篇”出笼后所遭遇的铺天盖地的非议就能发现，以至于方舟子的韩寒“代笔说”之后，站就了很多右边的激进主义者前来助威，似乎韩寒成了自由之公敌、民主之公害，必欲灭之而后快。当时我就指出，同居上海，韩小帅是不是看了萧老的《危机中的变革》呢？不消说，韩寒的观点，远承严梁，近接萧功秦。不就是鉴于中国民众缺少自治自律之传统，鉴于中国当下是全能化政府、扁平化社会，因而提倡渐进、稳妥、理性、平和的改革吗？怎么就使得众多人恨不得吃他的肉睡他的皮呢？
二者，更关键的是，诸多人问了，我们承认你的五子棋，不再坚持一步到位，跑步进入民煮那啥的，那么，公民社会的培育如何起步，你所承认的那个威权政府同意这种起步不？
这才是问题的命门。
时间是开始了。但是我们如何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