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国祁是台湾的“一流史学家”
去年（2016）6月初，我和内人刚从北欧旅游归来，有一天到研究室打开电脑，第一个看到的是永迪（李国祈教授长公子）传给我的email，才知国祈兄已经不幸仙去了，立刻致电李大嫂执明教授表达我诚挚的慰问和内心的不舍，也知道一些后续的情形，因为我并没赶上在师大召开的治丧会。
国祈兄的逝世，不仅是他的夫人痛失一位好丈夫，他的下一代失去一位好爸爸、好爷爷，也是我们大家痛失一位好朋友、好同事、好教授，更是台湾史学界痛失一位一流的史学家。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在大家的心目中，国祈兄当然是史学界一号人物，是一流的史学家；就他自己的认定和自我期许来说，他也绝对不会自居二流史学家地位。因为我知道，某次，香港有个私立大学，征求他愿否到该校讲学一年？他若无其事的说：“在台湾我多少还是个一流的史学家，若去了该校，岂不变成三流的史学家！”说的也是。要邀请的至少也是香港大学或中文大学吧！
二、“师大”倒过来写便是“大师”
刚从德国学成归来时，国祈兄可真是意气风发，像所有早期归国的留学生一样，他有满腔的热诚和远大的抱负，他想为台湾这块土地的学术和教育奉献点力量。他开眼看过世界，对曾经服务过的近史所有很高的期望。“爱之深，责之切”，大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理，至少希望看到近史所成为台湾近代史研究的一个中心、一个重镇；他对自己出身的台师大也很关心，也有很高的期望和想法，希望师大能够培养出眼界开阔，有大气魄的人物，而不仅仅是中学老师而已（这话并没有职业轻视的意思）。事实上，师大倒过来写便是大师，希望师大能培养出更多的大师来。
三、“三公”在本所欺上压下
大家承认：国祈兄才华横溢，口才好、文笔好，是难得的人才。我们都喜欢听他在讨论会上铿锵有力的发言，也乐意拜读他所写的，深富启发性的专书和论文。有才气，引起别人羡慕，顶多嫉妒，对自己无伤；有才气之人，往往自恃甚高，傲气也跟着来，脾气也伴随而生。有才气，若说没有些许傲气或脾气，实在太难太难！在不知不觉中，发了脾气之后，受之者当然不舒服，这是伤人亦自伤！国祈兄留学德国，据我观察，他具有日耳曼人勇敢的开拓精神，亦继承德国人实事求是的作风，在表现于外时，可能容易予人一种霸气的流露而不自知。
“三公”（所内3位资深研究员）在本所欺上压下，气焰之盛，大家敢怒不敢言。国祈兄挺身而出，对他们并不假辞色，多次公然在所务会议上指责他们几年不写一篇文章，没有成绩，如何做同仁的表率！那种义正词严、咄咄逼人的气势，看在“三公”眼里，听在三公耳里，已经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真是孰可忍，孰不可忍？“三公”之一的大师兄，曾私下向我抱怨，说国祈兄若是一条龙，也不能到处乱咬人！
四、所长郭廷以 “摆不平三大佬”
国祈兄是个具有开拓性、创造性的干才人物，但回国之初先到近史所服务，依我看却有摆错位置、水土不服、龙困浅滩，不能发挥所长的问题，何以见得？
第一，那是一个所谓“威权的时代”，但那时的郭廷以老师表面上没说，可大家都知道，要交棒给国祈兄（徒增阻力，见光必死）。事实上，郭先生的权威、光环不再，能量、工具不足，对内摆不平“三公”的杯葛。于是“三公”先是打压国祈兄的升等，其次，抵制国祈兄借调师大，并处处予以杯葛。凡国祈兄领衔做的事都要受到抵制，也即团结联合对付郭师的一切布局。最后逼得国祈兄只得放弃南港，辞掉专任，改为兼任，转换跑道，到师大开枝散叶，开疆辟土。
按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南港是龙困浅滩，到师大应该可以龙腾四海，但师大除了有朱云影老师（另一个伯乐）赏识他之外，也并非一帆风顺。在“三公”的散播造谣下，国祈兄被视为“危险人物”，仍有不少同事以异样的眼光看待他，与他保持距离。所以，对国祈兄来说，这是一段经历忧患沧桑，饱受委屈的岁月。
第二，郭师还有一个重大而甩不掉的包袱：福特基金。大家知道，1950、60年代，公务人员的薪水很低，一般的生活都不是很宽裕。近史所有幸而有福特基金的挹注，可以有点活水，才使得近史所走过忧患的岁月，守得云开见月明，站稳了脚步，逐渐创出了“南港学派”的招牌。近史所成立于1955年，最初几乎是惨淡经营。从1962年到1971年，两个5年计划，共获补助42万1千美元，换算不过1千7百万新台币，其用途为：
（一） 研究补助——按等级发放，比薪资还多。
（二） 图书购置。
（三） 口述历史。
（四） 档案编纂。
（五） 专刊出版。
（六） 人员出国进修。
其中以（一）、（六）两项问题最多，稍微说明如下：机关有个小金库，方便是方便，但像富贵人家留钱给子孙一样，容易招祸，引起纷争。俗话说：“财多，人孤独。”“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也。
若干客卿研究员，或资深研究员、一些懒散的研究同仁，拿了研究津贴不交报告，害得郭老师无法向福特基金会交差，一催就伤感情、撕破脸，行政人员也跟着喝汤分一杯羹，大家计较不停，永远摆不平。出国人员也争先恐后，纷争不断，成为大包袱，搞得郭老师焦头烂额，长年不开心。所以郭老师曾说“成也福特，败也福特”，颇有悔不当初的感慨。就像马云自己说“我一生最大的错误，便是创立阿里巴巴”。
郭廷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创始人
第三，“三公”的杯葛。“三公”为何要杯葛国祈兄？理由很简单：
（1） 他们处在一个老一代长期霸占不放，又面临年轻人已成长，构成威胁的“夹心饼”时代，不得不起而捍卫自己的利益；
（2） 同时，他们也要为自己争一口气，他们不甘被羞辱；
（3） 他们不在乎眼界或宽或高的问题，也不关心近史所的发展，能不能成为近代史研究中心的问题。在两代压缩下，在夹缝中，他们在乎的是自己的既得利益，只关心“要反击”。他们抗击老一代的权威比较难，自然以为压制年轻人比较容易，甚至由此连带排斥拥有海外高学位的归客；他们喜欢用低阶、对他们没有威胁的人。
第四，年轻者不成气候。国祈兄始终扮演冲锋陷阵，进行不公不义改革的领头羊，扮演大将角色，包括反对“三公”之一接任近史所所长，有18位同仁签名联署，钱思亮院长为此大伤脑筋。可惜他上面没有奥援（院方并不鼓励），左右也没有联军（各所并没有集气相应），下面也只是一些尚不成气候的年轻追随者，所以这一连串被比喻位“红卫兵造反事件”或“二十八星宿大闹天庭事件”的故事，其下场可想而知，只不过国祈兄首当其冲，做了烈士，当了牺牲品。
五、李国祁打抱不平，陈三井内疚难安
国祈兄对三位资深而追随不上时代要求的研究员不假辞色，却对年轻的学弟爱护有加，过去本所每一本专刊，几乎都是郭老师耗时费神、一字一句、呕心沥血、一改再改，改出来的结果（郭老师这时已经没精力这样做）。回国之初，国祈兄发现一位年轻学弟费力所完成的专刊，却是结构松散无组织，层次不分明；他以为现在补救还来得及，否则将来如何走出“南港学派”的师门？于是他以身作则，邀了几位文笔较好的同仁，拆开专刊，每人负责一章，进行大改造，众力成城，此一专刊后来终于达到出版的标准。
国祈兄对我也爱护有加，我刊登在集刊上的一篇文章《略论马建忠的外交思想》，也是经过他的过目、修改、润饰，才得以通过刊登的。国祈兄也鼓励我到师大兼课，说最好系里一门，研究所一门，以文化史或社会史为宜。我自知没有这么大的本事，所以从头到尾只开了一门“法国史”。
国祈兄乐于助人，具有打抱不平的侠义之风。他比我先回国，在自己宿舍安顿好之后，知道我还在流浪为宿舍问题而奋斗之际，他比别人表示得更加关心。等到我争取到一栋宿舍却没有家具，而另一位台大与中研院合聘，因新婚而搬进宿舍与我做邻居得骄客，院方却大方得补助了一笔为数不少的家具费，国祈兄闻讯为我大抱不平，呛声说，如果所方不便出面，他愿意发起同仁签名抗议，为我争取。
此外，他还陪着我去见总干事（今改为秘书长），搅得满院风云，最后院方为了息事宁人，答应补助部分了事，并表示补助邻居的数额，将由住者自行吸收。国祈兄的见义勇为，为我出头打抱不平，得罪了一票学术界主流派合当权派，对他以后参选院士是否有不利的影响，我无法确定，但是我始终为此感到内疚难安。
国祈兄夫妇都喜欢打桥牌，娱乐消遣一番。早期，他们住研究院路2段4弄时，我是他家常客。张朋园兄家就在他家对面，四缺一时，我也常常接受征召。近史所也成立了一个桥牌队，成员除国祈兄，朋园兄外，包括吕实强、张存武、王树槐、李念萱等几位大将，我是跑腿兼联络员。不过，当时只参加本院所际比赛，或偶尔与台大、外交部等单位做友谊赛而已。
回忆起过去那一段风风雨雨的日子，我要说的是，我与国祈兄同过事，一度并肩打过仗，不管美好或不美好，相信公道自在人心，是非曲直都已放下、放开。
（本文初刊于《国史研究通讯》2017年6月，编辑 萧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