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没有假设，但是作为战争亲历者胜利者还是最高统帅，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斯大林格勒战役，这些想法也许都是可取的，众所周知曼施坦因部队解救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失败了，但他后来的一系列行动让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少延长了1到2年，以至于十年之后，斯大林同崔可夫交换意见时，仍然对放过曼施坦因部队感到可惜，从战役全局来看，围歼斯大林格勒的德军是肯定的，围歼曼施坦因部队却是冒险的，崔可夫的守军能否坚持堵住，德军的缺口补给等等是否充足都是不确定因素，毕竟这只是种假设。
崔可夫回忆录摘录
1952年夏天我有幸同斯大林就这些事情交换了意见。斯大林在门口迎接我。我下了车走到斯大林跟前，报告：“斯大林同志，我遵照您的命令来了！”
他轻轻地把我的手从帽檐上拿开。说：“为什么这么正规！认我们随便点吧！”
“是，斯大林同志。但这是我的习惯。”
斯大林微微一笑说：“如果是习惯，那就与我不相干了。”我们走进一个作台球房用的大房间。斯大林开始问我有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情况。当时我任驻德苏军总司令和苏联对德管制委员会主席。
晚餐安排在露天阳台上。饭桌旁毫不拘束的气氛，有助于开诚布公地交谈。我沉着地回答了斯大林提出的所有问题。
他想起了斯大林格勒会战，突然问道：“您说说看，崔可夫同志，您是怎样想的，1942年12月我们能否将曼施泰因集团放进斯大林格勒，在那儿把它同保卢斯一起收拾掉？”
当时，在斯大林格勒交战中，我就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们不能不考虑到曼施泰因的部队突向保卢斯部的可能性，也就是解救被围部队的可能性。坦率地说，当时我们对阻止霍特的坦克突破我合围的外围廓正面是没有充分的信心的。敌“顿河”集团军群也有可能晚些时候突至斯大林格勒。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就是敌人解救出保卢斯集团军后，就不再会给我们机会把们们关起来了。
我们当时清楚地知道的一点，就是就合围本身来说，天衣无缝的合围在军事史上并不多见，更不会一再重复。我们非常明白，我们决不能冒这个险，即把德军从斯大林格勒放出去。
会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即曼施泰因的部队突入斯大林格勒之后，给被围部队补充兵力，给他们带来得救的希望，并鼓动他们与解围部队一起冲出合围圈呢？如果这样的话，我斯大林格勒地区的兵力将会长久地被牵制住。而消灭这样一个庞大而凶猛的集团，不但很不容易，而且也要拖延时间。
我把心里的这些想法都告诉了斯大林。
斯大林叹了口气，沉思起来。他低声地说：“这是非常冒险的。而冒险是不行的！人民渴望胜利！”
他站起身来，在凉台上走了几步，又停下来。他抽着烟斗，突然问道：“您说说，崔可夫同志，什么是被围之敌？”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太简单了。我思索着问题的后面有什么含义。但不等我回答，斯大林自己回答起来，阐述着自己的观点：“如果被合围的是惊慌失措的胆小鬼，那么，他会立刻放下武器，甚至不去查实一下是否有突围的出路；如果被合围的是凶狠的敌人，那么，他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战争史上很少有敌人被合围得水泄不通的例子。许多统帅都曾试图把敌人合围得天衣无缝。但为什么没有成功呢？他们未能取得成功的原因，同库图佐夫未能合围拿破仑一样。沙皇亚历山大曾要求库图佐夫合围并分割法国军队。库图佐夫未能做到这一点，仅仅是因为法国人的逃跑比库图佐夫的追击快得多。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后的战争期间，人们不止一次地向我提出合围德军的方案。当我拒绝这些方案时，他们可能对我都有些抱怨。拟定合围敌人战役计划的同志们往往忽略了这样几个因素。第一，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德国统帅部不会等着我们去对他们的无论哪一个集团的侧翼实施突击或封上合围圈，在这之前它已急急忙忙地使部队摆脱被合围的危险，同时退出我们的领土。第二，德国士兵对斯大林格勒战役记忆犹新，不愿再陷入合围。如果士兵不想陷入合围，那不管什么样的合围，他总是能突破出去，或者及时地撤退。刚一发现合围，德国士兵就放弃阵地撤退，再次让出我们的领土。这与我们的主要任务——将敌人从我们的领土上赶出去是相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