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百年中国进与退 (清亡启示录)

  

  作者:马勇

  刚刚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转眼又迎来南京临时政府创建、清帝逊位、中华民国成立等100周年纪念日。在未来十年,我们还将迎来二次革命、洪宪帝制、护国战争、护法战争、《新青年》创办及新文化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直至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00周年纪念。在如此众多的百周年纪念中,我们确实应该反思中国在过去100年间的进与退、变与不变等问题,确认中国发展方向,清理前进中的问题。

  清亡的启示

  在过去100年,最大的事件莫过于大清帝国轰然坍塌。一个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庞大帝国,且正在进行全方位改革的帝国,为什么在一场军事哗变之后竟然如此脆弱,不堪一击,走进历史?

  或以为清亡的教训在于其改革,以为清廷假如不改革,或者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加强管制,或许还能硬撑若干年。

  然而历史无法假设,清廷在1895年之后走上政治变革道路,从“家天下”的立场说,一点都没有错;没有哪一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家族人丁兴旺繁荣昌盛,大清国的主政者,不论是慈禧太后还是光绪帝,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加爱惜大清国的未来,更期待大清皇位永固。政治改革对于清廷来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改革的目的如果套用今天的政治术语说,也就是“坚持和完善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对大清国的领导”。这一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问题在于,清廷的改革或许真的像革命党人当时就批评的那样,缺乏诚意,到了关键时刻掉链子,不明白所谓改革就是一场凤凰涅盘,就是浴火重生,就是权力的重新分享,就是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体制。因此,清廷统治者尽管在晚清最后十年做了大量工作,改官制,改法制,改革教育制度,构建近代社会管理体制,然而到了最后关键时刻,到了即将进入君主立宪的时候,一个皇族内阁将先前十几年的改革成果全部吞噬,一个王朝就这样结束了。

  如果正面总结清廷失败的教训,绝对不是改革太多了、太激进了,而是改革不到位、不彻底。由此引发另外一个疑惑是,为什么清廷改革不彻底不到位?清廷既成体制是否像一些研究者所说,根本就不存在改革的可能性?

  “满洲党”对权力的垄断和贪婪,使这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不可能在关键点上有丝毫实质性的让步。20年前的所谓“告别革命”说,不管出于怎样的善良目的,其实都像孙中山当年所说,是一个善良的农夫期待猪能够变得更温顺更善良,这显然是不可能。

  大清国是通过暴力构建的帝国,这样的帝国无论怎样改革,都无法彻底变成一个良性的体制。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垄断权利和一切资源的帝国,其最理想出路就是和平退出,让人民拥有权力,重新建构属于人民的现代民族国家。这或许就是清之所以亡而不得不亡的根本原因。

  革命无法告别,革命与改良在历史上大概永远都是交替使用。

  进与退

  大清国当然不是革命党人只手推翻的,而是满洲贵族用自己的手将这个王朝掀翻的。终结帝制是中国历史的大进步,这既是对100多年前法国大革命的回应,也是对几个世纪之前英国工业革命的回应,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重要节点。

  100年过去了,我们有资格有机会回溯这100年的进与退了。实事求是地说,不论清帝退位后的中国怎样一度混乱,也不论在民主共和的道路上出现过多少次反复、多少次复辟,中国往前走的决心不变,方向不变,尽管有曲折有反复。

  我们在过去的100年里,已经大致构建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框架。帝制时代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中国在未来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与问题,绝对不可能有任何人想到帝制复辟,想到用皇帝的威权与神圣的光环去重建中国社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是中国社会的进步。

  然而,这种进步也不能太夸大。中国毕竟是一个具有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家,从帝制到共和,也绝对不是选举共和国总统那么简单,更不是口头上说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就真的是国家的主人。中国的民主化需要一个漫长的转型期,中国真正走出帝制时代,或许需要两三百年的时间。

  这不是危言耸听故作高深。在一个具有悠久帝制传统的国度里实现社会转型,即便有形的皇帝不存在了,谁能保证我们每一个人心里不再期待一个无形的皇帝,谁能保证那些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心中没有想过当皇帝,即便不能名正言顺当有形的皇帝,为什么不能去皇帝之名而用皇帝之实呢?

  事实上,在我们今天无处不在的官僚体制中,那些大大小小的头目,哪一个不把自己视为主宰、视为单位的小皇帝呢?我们要想完全走出帝制时代,可能还有一段漫长的路。

  在过去100年,中国的进步是显然的。中国确实已经摆脱先前家天下的束缚,人民确实逐步成为社会的主人。只是从全世界横向进行比较,中国的进步远远不够;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在摆脱了帝制束缚也失去皇恩庇护的同时,其实并没有真正获得民主的权利。皇恩不再浩荡,民主又没有实现,这就有点不进则退了。

  中国只有彻底落实人民的权利,只有让人民自己当家做主,拥有选择公仆和罢免公仆的权力,就像马克思对巴黎公社所期待的那样,中国才能坦率地说真正走出了帝制时代,真正走向了现代社会。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中国决不会以特色向世人炫耀,而是实现晚清以来几代中国人的信念,与世界同步,愿世界上各民族以平等身份待我。

  变与不变

  专制君主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一个现代国家正在构建中,100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短暂的,但这100年的变化绝对超出了中国历史上的两千年。

  在这100年,我们经历过清朝的最后统治,经历过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经历过袁世凯和“北洋系”的十几年政治统治,也经历过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党国体制”,直至1949年,中国的面貌发生根本转变,几十年的混乱、分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予以终结。

  此后60年,台湾在国民党的领导下继续发展,延续孙中山当年所规划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至上世纪80年代开放党禁,实现宪政,为中国政治发展走出一条很不一样的新路。台湾的成就和经验对近代中国许多既成观念都是根本性颠覆,自康有为、孙中山以来的所谓特殊国情论在台湾政治实践中逐步被证明有误。这是亚洲的骄傲,也是全体中国人值得自豪的成就。

  在大陆,过去60多年也是几经反复一路坎坷。最初的10多年,尽管人民公社、“大跃进”等头脑发热式的激进错误确实给新建的共和国以巨大打击,其后果就是1960年前后人口大幅减少,非正常死亡大幅增加,这是历史的惨剧,但是人们并没有因此丧失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而随后人为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的命,十年浩劫,不仅使中国的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而且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毛泽东去世,为中国重新出发提供了一个契机,华国锋等果断终止十年“文革”是一大贡献;邓小平适时出手发起改革开放,逐步将中国带到一个常态国家,经济发展繁荣,民生改善提升。也就短短30年时间,中国已经从先前贫困状态步入比较富强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这都是过去100年不得了的成就,中国的面貌由此发生根本改观,百年前的“东亚病夫”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100年的变化是巨大的。100年的失误、问题,当然有清廷、北洋、国民党、共产党的责任,100年的成就,理所当然也有这些领导阶级和领导者的贡献。100年后理性回溯中华民族走过的路,成就是主要的,问题其实也不少。变化固然天翻地覆日新月异,不变甚至某些方面的倒退也是事实。

  早在100多年前,清廷就曾郑重承诺要进行君主立宪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到了最后清廷无法兑现立宪承诺,只好逊位、只好交出政权。

  100年前,孙中山也曾郑重承诺在经过军政、训政两个阶段后还权于民,实现宪政。只是孙中山一生其实并没有真正获得政权,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诺言。

  也是100年前,袁世凯在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时庄严承诺遵守共和,然而为时不久,帝制自为,一生清誉毁于一旦;接替袁世凯的北洋系军人一次又一次地维护共和,挫败帝制阴谋,但是军人政治也使民国蒙受了巨大羞辱。

  直至1927年,蒋介石北伐成功,重建统一,也曾承诺还政于民,实现宪政,但是直至国民党兵败大陆,蒋介石的承诺都没有变成现实。

  毛泽东曾自信找到了一条“民主新路”,在他治理的20多年里面,中国的民主道路不是越走越宽,而是个人独裁、个人迷信达到中国历史的顶峰。

  30多年前,邓小平发誓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时过境迁,国家体制、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改革仍有待深化,人民应当享有的民主权利亟须真正从名义落到实处。

  未来中国不变革则已,一旦走上变革之路,政治民主化,还政于民,依然是必须跨越的一道坎。中国只有政治有办法,其他方面才会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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