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与剑
作者: 张明扬
出版社: 东方出版中心
副标题: 帝制时代的合法性焦虑
出版年: 2017-7
页数: 260
定价: 32.8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47311394
目录
1.每个王朝都在追求合法性
2.神圣家族
3.“秦灭六国”这样重要的事，要做三遍
4.谁杀死了项羽？
5.帝王父子政见之争背后
6.三个皇帝的反战宣言
7.拥曹还是拥刘？
8.该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曹丕
9.诸葛家的天下
10.死于政治正确的符坚
11.大唐宫廷政变指南
12.学习太宗好榜样
13.男尊女卑的古代中国为何不拒绝女主？
14.为何说聂隐娘放弃刺杀是对的？
15.一定要收复燕云十六州
16.宋徽宗的圣君狂想
17.科举分地域录取的终极诉求
18.克隆人完颜亮
19.为异族政权守节的士大夫
20.遗民傅山的高官朋友们
21.如果张无忌当了皇帝
22.晚明的国际包围圈
23.康熙给韦小宝上的一堂政治课
24.乾隆为何要为抗清忠烈者翻案
25.贬金拥宋：乾隆为何数典忘祖
26.乾隆：东亚警察在行动
27.清末的“晚明想象”
选摘
“与辽国签订了和平条约之后，‘燕云十六州’还要收复么？对此，大宋朝廷也进行了持续上百年的争论。”
贯穿着整个北宋时代，“燕云十六州”始终都是朝野最为重要的政治议题。
大宋朝的精英们并非是什么不切实际的扩张主义者，东北西域这些汉唐故地在政治言说中早就被选择性遗忘了，然而，弃于石敬瑭时代的“燕云十六州”却被视作中原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何从契丹（辽）手中收复始终是萦绕于宋人心中的一大政治心病。
《卓歇图》
宋人不是没想过武力收复，自北宋建立伊始，宋太祖宋太宗两代帝王就曾以此为国策筹划经年，宋太宗更是前后两次主动发起对辽的战略进攻都以受挫告终。到了宋真宗时代，宋朝更是已完全处于战略防守的被动一方，之后在寇准的推动之下宋真宗硬着头皮亲征，才签下了澶渊之盟，结束了宋辽二十多年的战争状态。
澶渊之盟自然是一个伟大的和平条约，但同时也彻底宣告了宋廷武力急统燕云国策的全面破产。
那么，大宋朝廷无法回避的问题是，签订了和平条约之后，“燕云十六州”还要收复么？对此，大宋朝野也进行了持续上百年的争论。
宋徽宗《文会图》局部
这场争论的双方阵营很有趣。首先，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主战派”，辽的军事优势显而易见，无论多么激进好战的宋朝士大夫都无法无视这一点，“立即开战”从来就不是一个选项，与其说有什么“主战派”，还不如说的确有那么一个“缓统派”的阵营，将武力收复燕云的希望寄托于未来，当下的任务是富国强兵，时刻准备着。
其次，出于一种压倒性的政治正确，这场争论中也没有哪一方敢声称就完全放弃燕云十六州了，所谓的“主和派”定性也并不那么准确，更准确的应该是“（维持）现状派”，无论多么珍视澶渊之盟带来的和平，口头上还是要以收复失地为最终极理想的，只是“现状派”拒绝一切玩火的行动，拒绝武力统一，希望以德服人，幻想某一天通过诸如辽国内乱这样的水到渠成的坐等方式收复失地。
先看“缓统派”，他们已然是燕云问题上大宋朝最鹰派的阵营。澶渊之盟之前的数次军事灾难让鹰派的合法性大减，即使谈起武力收复也都是将来时。在北宋“守内虚外”的政治环境下，鹰派实际上就是处于某种被“打压”的态势，直到宋神宗上台，鹰派才迎来了政治春天。宋神宗有着收复失地的伟大抱负，所以他要用王安石，王安石在有意无意中被推上了鹰派领袖的地位。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富国强兵”，而富国强兵无非就是针对的那个收复燕云的将来时。
鹰派最大的政治理由似乎就是，收复燕云是自太祖以来历任皇帝寤寐思服的政治理想，是无人可正面否认的政治神主牌；其次，鹰派始终认为辽国素有狼子野心，随时可能发动战争，只有夺回军事地理上有重大意义的燕云失地，才能处于更安全的战略态势。
宋太祖
再看“现状派”，这一鸽派阵营在有宋一代基本上是统治性的，主流一点的儒家士大夫比如司马光富弼等人都是这一阵营的。他们的政治理由也非常有力。第一，武力收复并不具备现实可能性，太祖太宗两位伟大的先帝尚且功败垂成的事业，后世帝王就更无可能了；第二，如果要“收复燕云”，必然面临着要强化边疆军事力量的诉求，而这恰恰又有悖于北宋“守内虚外”的国策。出于“安内”高于“攘外”的政治计算，“收复燕云”也必然会被搁置起来；第三，正如司马光那句名诗“始知恃险不如德”所暗示的那样，士大夫中的鸽派坚信不能用武力来对付夷狄，而应该用儒家传统的道德文化来感召他们，不战而屈人之兵；第四，可能更为本质的是，在儒家的执政理念中，仁政是高于一切的，而仁政则要求“低税收”，在此种财政体系之下，本身就无力承担任何长期战争，甚至可以武断地说，儒家政权在财政上就是“反战”的。
而正因为如此，像司马光这样的鸽派士大夫，自然无法理解王安石们富国强兵的变法诉求，司马光们或许一句话就可以批倒王安石们：为什么要富国强兵？收复燕云要靠德。
当然，即使是士大夫中的鸽派阵营，也时有对辽人侵占领土及“刺刀下的和平”的愤慨与屈辱，但往往这一情绪在诗词中就足以完成宣泄。一旦落实到现实政治中，他们还是认为澶渊之盟带来的百年和平才是最好的安排。甚至“被迫”戴上鹰派领袖帽子的王安石也以称赞寇准（莱公）间接表达了对和平的珍视，在诗中定调“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若要饮水思源澶渊之盟以来的和平幸福生活，寇准肯定是功劳最大的。
有趣的是，为了彻底批倒鹰派武力收复燕云的理论基础，鸽派们甚至将靶子直接朝向了汉唐。比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汉武帝的扩张政策颇有微词，刻意强化他晚年放弃拓边的政治转向；范祖禹在《唐鉴》中更是直指唐太宗的赫赫武功是好大喜功，“不可慕也”。
后话是，金发动灭辽战争后，鹰派们以为等待百年的机遇终于来了，收复燕云十六州就在此刻，推动宋廷悍然撕毁了澶渊之盟，对辽宣战。而后辽倒是灭了，但燕云之地还没捂热，就又被金军一路南征端掉了东京汴梁，“燕云耻”被全面升级为二帝被俘残山剩水的“靖康耻”。
延伸阅读：
《宋辽关系史研究》，陶晋生著，中华书局，2008年5月版
《宋史丛考》，聂崇岐著，中华书局，2013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