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和平的保卫者”到“秩序的缔造者”:
君主的现代转型
李筠
编者按：本文系作者在历史法学年会（2017春，主题“领袖”）上的发言稿，原题《君主的军事品质及其政治存在论意涵——从中世纪到马基雅维利》，论文将刊于《历史法学》第十三卷“领袖”，法律出版社2017年底出版。
很惶恐在历史法学的会议上发言，但也很期待，因为都是老朋友了。林刚给我这个命题作文的时候，我确实觉得“领袖”这个主题很有意思。但往哪儿下笔呢？确实一直也没有特别想太好。写作的过程也非常地曲折，实际上也不太令人满意，就像娄林兄批评的一样，拿着草稿就赶来了。有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是，我现在正在搬家，所有资料都被捆起来了，连找自己的笔记都很困难。但确实有一些想法不吐不快，就教于大家。这样一个初级品虽然粗糙，但在某种程度上为会议提供了话题性，如果做得太滴水不漏，岂不是没意思了。
我做和君主有关的研究已经很久了，尤其关注君主制的古今转换，目前主要把精力放在这儿，所以马基雅维利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按照我的学力和研究的经历，我还是希望把这个事往前延到中世纪去找到一些可靠的线索。这次会议论文写君主的军事品质，我想把它写到“如何理解政治”这样一个高度。不光是讲君主是什么，而且还要讲这个事本身和政治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实际上在古文里，无论是中国“國”字的构成，还是英文相关单词的构成，都反映出一个国家的领袖必须掌控武力。有国家、政治实体这种东西出现，武力就必然内涵其中。不过，在漫长的历史中，政治的“尚武”一面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我这儿有一个说法，文明、文化本身就是对武力的驯服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克服，是一个“去武力”的过程。文明人就是不动粗嘛，要不然何谈文明呢？而作为文明核心的哲学和神学，都不愿意从武力的意义去谈政治的存在，而把它讲成一个温婉、敦厚的故事。这造成了我们开掘武力对政治基本构成性意义的很重要的困难。
但我在这里非常强调一点，如果政治离不开武力，一个国家必须有军队，它是一种构成性要素的话，那么constitution就要把它安顿好。如果安顿不好，宪政是很脆弱的。哪怕你不喜欢武力，也要闹清楚、整明白，才可能找到合适安放它的地方。我在这儿有一个基本的论点：暴力化为有组织的武力是政治秩序得以生成的基本前提。我们去查，几乎所有古书都讲战争落定才会有政治秩序，所以，武力先于秩序是政治存在论意义上的基本事实。规驯武力是件很诡异的事情，一方面它在不断地呈现，另一方面却要不断地驯服，这实际上是非常难以完成的任务，却也是政治不断文明化的进程。
现代国家的兴起，基本上遵循的就是战争逻辑。由西欧各国在以战争为直接竞争方式展开的宏大进程中，国家逐步建立起来。这种历史经验和我们中国的（历史经验）相差得非常远。我们中国人所认识的国家，基本上秦始皇把西欧现代早期的事情就已经办了。我们就会觉得强大的武力之于国家是理所当然的事啊，国家首先有很强大的军队，然后皇帝派官吏直接管理各地，这样一个自上而下的权力金字塔结构是非常稳当的。而西欧恰恰不是这样，中世纪是以私人武装为基本力量的格局，国王实际上恰恰要通过非常艰苦的努力去集结武力，然后才能把整个共同体塑造成金字塔权力结构。
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行政权、立法权都和国家间竞争的战争格局直接相关，甚至可以直接讲，行政权的出现就是因为要收税，需要官僚系统去为更有效率地打仗而服务。这套道理在蒂利为代表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在这儿要考察的是这样一个复杂的事情：“文”既规训“武”，却又将它往前推进！西方在帝国崩溃后陷入了异常的混乱，新入主的日耳曼人完全不崇尚和平（罗马人其实也一样），打仗对他们来说是荣耀的事，是基本的生存方式，要把他们的武力血性驯化是非常困难的。在驯化过程中，指望日耳曼人自己完成驯化是不现实的，克服他们原生性暴力倾向的是教会。教会把原来付之于君士坦丁大帝的“教会的保卫者”的头衔挪到了日耳曼国王的头上，变成了“和平的保卫者”，打仗是为了和平，而不是单纯地为打而打。这与中国人造字的“止戈为武”的意思是相通的。
“和平的保卫者”被用来驾驭这些蛮族国王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绝对地革除武力，而是把武力的使用和存在变换了基本的意义框架，武力存在的意义并没有被彻底根除，而是改变了目的，强调为了什么目的打仗才是正当的、值得的、才配得上荣誉的。把宗教形象加给国王们以后，实际上仗并没有少打，一直到后来以十字军东征为代表的“圣战”，必须打得更勇敢，“和平的保卫者”必需针对宗教的敌人，树立起勇敢的形象。在这样以“文”洗练之后，武力在很大程度上被合法化了，直接体现为君主必须拥有武装统帅的卓越能力（virtue），“尚武”内化到了“和平的保卫者”里面。“和平的保卫者”的形象意在抑制武力，是为日耳曼武力本性的反，以“文”（此处是宗教）化武，但这一形象恰恰是又把武力加以包装，使之得到文明世界的巩固地位，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武力在中世纪的升级。
十字军东征
所以，可以预料的是，中世纪末期的理论家们都在“和平的保卫者”上面做文章，其中做的最大的就是马西利乌斯，他的名著就是以“和平的保卫者”为题。我们需要知道这本书到底说了什么。在中世纪教权和世俗政权斗争的过程中，它是一部非常极端的支持王权的著作，利用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政治哲学来捍卫王权、攻击教权：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种政治动物的天性和城邦的本质是相通的，城邦是人性的发扬和人与人之间共同善的充分实现。在这样一个人性和政治共同体相通的逻辑当中，才会有具有强制力的政治权力这种东西。这一套是针对教会而言的。教会只是一个宣教的、劝说的组织，大家都是通过传福音的方式取得精神的升华，所以就没有资格拥有强制性的权力。教会说说就好了，只有Word，没有Sword！这样一来，就把教会拥有硬权力的基础毁掉了，相当于否认了教会的政治性。人民结成的政治共同体，以及只能归于这种共同体的强制力，就只能落在世俗政权的范围内，武力的根基就只存于世俗政权之中，教会被撇得干干净净，教会只能动口、不能动手。所以，有武力的世俗政权才可堪任“和平的保卫者”。
正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国家在根本属性上就是必须拥有武力的，而教会绝对不行。往后，国家越来越以独拥武力者的角色出现，在中世纪晚期、现代早期，列国并存武力竞争的情况下，“和平的保卫者”就没有办法再使用了。原来是止戈为武，国王是和平的保卫者，把头衔给了你以后，武力被你所垄断，这样的情况下，国王们实际上都是和平的破坏者。别看他们都顶着“和平的保卫者”的头衔，战争的起因恰恰就是他们。“和平的保卫者”逐渐破产了，才逼出了马基雅维利所讲的秩序的缔造者——新君主——的出场。
《君主论》
马基雅维利的新君主我觉得用主席的那句名言来形容是非常地合适的——“枪杆子里出政权”。我就是有枪，没有枪就不要跟我讲有什么新秩序，新君主干的就是这个事。马基雅维利有很多章节来很巧妙讲这个事情，比如说一开始头几页就直接讲一介平民成了新君主。平民在西方的传统中是没有资格成王的，神圣家族的血统对他们来说是不可动摇的。我们中国人非常习惯易姓革命，陈胜有狂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西方人的回答绝对是yes，没有种绝对不能当王，神圣的血液是流在神圣家族的血管中的，没有血液就没有资格染指王位。可是，马基雅维利对新君主的强调，恰恰是要把神圣家族这样一个传统打掉，就是教诲那些一介布衣。他就是要教那些没种的、可却有能力、有雄心的人开辟一片新的天地，他一开始写《君主论》就是这样一个调子。因此从中世纪王权的传统来讲《君主论》一开篇就是很反动的，他对中世纪传统的藐视是在他故意不说、故意无视的意义上体现出来的，他就是要把中世纪传统中最讨厌的那种人抬起来讲。
第二个很反动的地方是我在142页写的，他对教会的处理。教会原来和世俗政权（主要是帝国）并列构成了中世纪基督教的二元结构，双方互相构成，虽有差异，但不能离弃对方，互相配合、相互支持，共同构成了基督教秩序。但是你看马基雅维利写了什么？他直接写“教会君主国”，就把教会当作和法国、英国、西班牙一样的绝对主义国家来处理，教会也是争雄列国之一，也在想办法组建自己的军队，也在想办法筹自己的钱，还和各国王室、贵族一样“附庸风雅”，赞助一下达芬奇，或者给哪个建筑家、雕塑家一个项目，就是佛罗伦萨的梅蒂奇家族那一套。他们家族本来就出了很多的教皇和红衣主教，更不缺公爵和其它领主。所以，教会就没有必要跟世人讲自己是普遍主义的精神秩序，高居于各王国之上的精神秩序。
马基雅维利写这一章的时候用的就是这样的笔法，对于中世纪正统的二元结构完全不顾及，就把教会直接降格处理。造成这种降格状况的并不是马基雅维利，而是教皇、教庭、教会自己，他们就是这么做的，马基雅维利只不过勇敢地把窗户纸挑破了。这就意味着混乱实际上是已经达到了很恐怖的境地，原来是二元并立的结构，二元当中负责精神的一元已经被完全地吸收到世俗政权这一元里面去了，变成了争雄列国之一了，原来基本的社会架构已经坍塌，马基雅维利写论教皇君主国这一章宣判了这件事。这个事情已经演化了很久，教皇们不断地胡作非为，造成了溃烂的局面，马基雅维利写这一章的时候这个格局已经形成，精神秩序还能对世俗政权形成什么样的规约、引导、箝制，都是昨日黄花。
这样一个混乱的格局中，我们正好来发掘一下“秩序的缔造者”的意义。追索文字起源，Prince这个词是出于principate，是屋大维造出来的。它的原意是高度共和主义的，和董仲舒的“通天地人三才者之为王”大有差别。它的本意是第一公民。而且，它的存在论意义是很饱满的：在Pri开头的这一系列些词中，蕴含着政治的首要性、开创性，有政治才有后面所有的事情，没有政治后面的事情都出不来。阿伦特对美国革命意义做了很重要的发挥。她说“开端与原则、原理不仅是相互联系，而且是共生的，绝对性由开端获得了自身的有效性，又不以须将自己从内在的武断性中拯救出来”。这就是principle的存在论。我一开始读这段话的时候简直是一头雾水，她玄而又玄地到底在说什么？我用相对通俗的语言来解释这个道理。革命就是一个宇宙大爆炸，而武力就是这场爆炸的武断性，谁处在爆炸之地、遇到这场爆炸都会粉身碎骨，所以这个意义上去讲原则、道德、规矩，是不可能的，只有爆炸完了，尘埃落定了，原子和原子组合成物质，原则才可能被识别，爆炸的时候讲结构、原则、规矩的东西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我认为新君主就是爆炸的引领者和点燃者。在大爆炸的意义上，去讲新君主要受到什么规制，是荒谬的，说它（规制新君主）对也不对，说它不对也不对，怎么说都不对。
这样一种爆炸的绝对性，在政治的实然层面就是通过武力来显现的。用绝对的武力荡平了所有势力，才能使混乱和混沌归于安定，这个时候秩序才得以出现。我们总是会遇到这样一种困惑：凡是讲作为军事统帅的新君主的时候，他都是非常难以琢磨的状态，“用兵如神”、“运用之秒存乎一心”、“兵者诡道也”，就是对大爆炸之中新君主基本状态的描述。新君主总是给我们那种难以琢磨的印象，和兵法的基本道理其实是非常吻合的。
这时候，作为自由和法治的爱好者，我们肯定会心生忧虑。不过，别忘了阿伦特的话还有后半句，很重要：“开端必须将自身从内在的武断性当中拯救出来”！这是开端自己必须完成的任务，或者我们直接把它肉身化为自由的法治秩序是新君主必须完成的下半截任务。我还是用宇宙大爆炸的故事讲这个道理：一个涤荡一切的大爆炸把所有东西都粉碎了，但必须凝结成秩序，我们才得以知道原来曾经有过如此惊天动地的大爆炸，才识别得出开端。如果大爆炸过以后仍然是一片混乱，请问开端何在？所以，革命战争式的武断性必须要落回到秩序的安定上，人们才能断定是有过开端的，否则就只是黑暗相续、混乱不断。有枪的草头王不过是漫长黑暗当中闪现的一个小角色而已，他不是新君主、不是国父，因为根本就没有国，何来国父！
阿伦特开始把它拱上去，讲武力的武断性，后半截又收回来，一定要变成凡夫俗子肉眼可见、可知、可期的状况，新君主才能被辨识，也才能获得崇敬和服从。这个意义上，经过这两天的讨论，也是和林刚给我安排任务的初衷有关，来谈谈领袖和君主的联系和差别。我觉得新君主更接近领袖而不是君主，尤其是在马基雅维利意义上的新君主更接近领袖而不是君主。传统的君主实际上是一个永续结构的金字塔顶端，像秦始皇的自我表述一样，万世不易、万世一系，西方和中国传统对于君主制的基本定位在这里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可变的，趋于永恒的。这样一种“超稳定结构”暗含的是“秩序先于君主”。传统君主对应的是日常政治，天降大任于我（家），我把这个永恒的任务处理好就可以了，这是常态。新君主接近领袖的地方在于，他是非常态的、非常时刻的，带有卡理斯玛性质的，强烈反体制的，他是要打破旧君主、传统君主的万世不易的结构的。在这层意义上，我觉得现代的新君主和领袖难以区分。从刚才讲的大爆炸来说，新君主先于秩序，而现代秩序和古代秩序之间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人民被唤醒了！在传统君主制下，羊群并没有特别高的政治存在论和政治价值论的意义，上帝说你牧我的羊，你把羊放好，如果羊死了，牧羊人是有责任的。可是，羊没有资格向牧羊人提意见，羊牧得好不好是国王和上帝之间的事，不容羊来置喙。现代的人民可不是传统的羊群！
我沿着上午跟训练挑衅的问题再展开一点：新君主和领袖，本身负有对人民赋形的任务，大爆炸结束以后，就会下落为“君主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如何得到妥善的安排”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需要很多新制度，旧制度不敷使用了——我们强调过传统君主制的静态永续设定，它已经被打破。而且，传统君主制很依赖于等级制的安排，但新君主恰恰是通过均质化（平等）把人民动员起来的，把人民激活的，他们不可能回到等级制了，于是均质化的人民和操控性的领袖互相把对方往前推，谁都不允许对方走回头路。从动力学的角度很容易理解这个问题：通过军事动员或者是准军事动员的方式把人民唤醒，领袖和人民直接照面，建立异常直接的联系。这种人民和领袖互为动力的状态就使得创造秩序的大爆炸无法结束，仍然处于爆炸的进程当中，炸得越烂越好，世间一切都跟爆炸是相敌对的，所以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这样的状况下，真是与谁斗都其乐无穷。只有当总动员的发动机自然（肉身）熄火的时候，爆炸才能停下来。这样的进程实际上违反了“新君主自己必须把大爆炸落定为秩序”这一基本原理。所以林刚才会讲，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就是太想落实自己革命的成就，但他似乎永远找不到落定的地方，所以就越来越急迫，因为否定式地摧毁一切自然使所有地方都成为焦土，而无法让任何种子落地生根。
反过来，商业关系是否可取？如果把人民和领袖之间的关系变成商业关系，秩序是否就能免于战争动员式的自我否定和戕害而树立起来？共同体内的所有人之间都是商业关系，最多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反正大家都会共同富裕的，这就是人民与领袖的关系？恐怕依然不妥。领袖与人民之间处于战争动员和被动员的关系不可取，因为如此一来很难使革命打爆炸的状态停止下来，可是，商业关系仍然会把人民、领袖、共同体一并摧毁，共和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反商业论述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了。从领袖的性质来看，他必须有某种“神性”，才能让人崇拜，因此他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反对动物性欲望和本能的，而商业恰恰是顺着人的动物性欲望延伸的。如果领袖站到商业洪流之中，他必定丧失节制欲望的能力，自己也被欲望绑架，政治就只是苟且了，腐化必然无处不在。我讲战争和商业都不足以成为领袖和人民之间可靠的联系，现代政治的动力机制成了问题。而元首和首脑制度、代议制度、政党制度、利益集团、甚至包括大众媒体这些静力学结构，在动力学问题没有妥善解决的时候，实际上都是不稳固的，都会走向战争（毁灭他者和自我毁灭）或者腐化堕落。领袖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恐怕是现代国家永远无法安顿的问题。自由主义认定的很多好制度，我认为可能并不足以解决这样一个现代政治的根本的问题。
这就是我由林刚布置的任务想出来、发挥出来的东西，供大家批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