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中国律师网
史料收集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解、梳理中国律师行业发展规律，首先要从历史开始。全国律协与各地律协近年来为此做了大量工作，负责和参与人员对行业史料收集工作的开展进行回顾，以期进一步推进相关工作。
曾经，我们有一个梦想：创建一座中国律师博物馆！
走进这座博物馆，宛如穿越历史的隧道，从一幅幅发黄的照片、一张张褪色的文稿、一段段录音视频、一件件弥足珍贵的实物中，追寻中国律师业发展的荆棘岁月，回望中国律师制度的起点、转折、发展，印证中国迈向依法治国的明天……
走进这座博物馆，宛如叩开历史厚重的大门，这里，留下了律师为国家、民族独立而奋斗的足迹，留下了律师为国家崛起腾飞、繁荣昌盛而努力工作的身影；这里，回荡着律师为社会公平正义的呐喊，回荡着律师为法治进步的喝彩。
２０１１年，在司法部领导的支持、指导下，全国律师协会开始律师史料收集工作，具体任务交由《中国律师》杂志社完成。
我们这些记者编辑采编是轻车熟路，可对筹备律师博物馆却是一片茫然。
为此，我们多次参观、走访警察博物馆、法院博物馆、上海律师公会旧址陈列室、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中国文学馆。我们还拜会了中央档案馆、首都博物馆、警察博物馆的领导、专家，多方学习请教。同时，我们还多次去国家图书馆、图书大厦，翻阅大量书籍，查找相关资料，也在网络上进行了搜集。
经过一段时间的基础工作，我们草拟了《中国律师博物馆筹建方案》，首先明确建馆的宗旨是：“记录中国律师发展历史，探寻中国律师制度沿革，展示中国律师事业的成就，宣传律师文化，搭建律师对外交流的平台。同时制定了史料征集的起止时间、范围、内容、形式等等。”此方案得到相关领导和律师的肯定与帮助。全国律协副会长吕红兵、原副会长傅洋、朱洪超、办公室主任郭阳、司法部律公司原处长赵宵洛、人大律师学院院长徐建、《法制日报》原副总编辑常少扬还对方案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和建议，使方案进一步充实完善。
“纸上谈兵”比较容易，真正把方案付诸实施时我们才体会到，建一座律师博物馆，或者是律师展览馆，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需要相匹配的人力、物力、财力……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我们经过研究认为，当务之急是先做好老领导、老律师的采访视频——口述历史。为求真实、生动，以视频拍摄的方式为史料收集积累珍贵的影像资料，拍摄对象包括：建国以来各个历史时期，司法行政的老领导、律师协会的老领导、执业老律师；在行业发展中，具有历史价值的事件亲历者、见证者。通过他们的“口述”，再现中国律师业崛起腾飞的发展，留住中国律师业风起云涌的历史。
自２０１１年至今，我们已采访（录制视频）了近５０名老领导、老律师；录制视频资料１１０小时；文字６０余万字。与此同时，这些老领导、老律师的采访视频已经完成编辑整理并形成文稿，正陆续在《中国律师》杂志——“口述历史”栏目以及《中国律师》公众微信号发表。
采访司法行政、律师协会老领导的重点是，通过这些亲历者的“口述”，再现新中国律师制度的建立、发展、恢复、改革、进步的历程， 重温中国律师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决策、关键节点、影响深远的大事件，从中纵观中国法制建设的步伐、依法治国的历程。
采访老律师的重点是，通过他们的执业生涯、亲身感受，透视中国律师在法制建设中的卓越贡献，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们的“口述”，拂去了岁月的尘埃，使历史清晰、生动、鲜活地展现出来。
从他们的“口述”中，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中国律师事业发展的脉络；听他们的“口述”，感受中国律师事业的艰辛与辉煌。
通过邹瑜（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副秘书长、第七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司法部部长、全国律师协会第一任会长等）的“口述”，画龙点睛般地把我国律师制度初期的建立和发展状况展现出来。邹瑜部长介绍了“律师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普法活动的回顾、全国律师协会的设立背景等，并对中国律师行业制度建设的未来充满期望。
陈卓（曾任司法部副部长，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第七届、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委员等）回忆：律师事业的发展，应该说是随着司法行政工作的恢复、重建发展而来的，律师制度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恢复和起步的。复建后的第一件事，是起草《律师执业条例》，１０个月之后，《律师执业条例》正式通过。陈卓强调，律师事业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之一是审判“四人帮”，律师参与辩护，这是中国法治民主建设进步的一大体现。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成立是在１９８６年６月，中央重视到什么程度呢？从两个数字便可见一斑，为律师代表大会题词赋诗的有胡耀邦等７位中央领导；开幕式的那一天，来会见代表并与全体代表合影留念的有１３位国家领导人。
任继圣（曾任全国律师协会第一届副会长、全国律师协会第二届、第三届会长、国际律师协会理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法律事务中心主任等）介绍，１９８０年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新中国恢复、重建律师制度，意义在于实行依法治国的同时，把律师制度建立起来。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９０年期间，律师制度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不断改革和变化，主要表现为律师的定位变化。随着几个重要决定的出台，律师制度在１９９１年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于宁（曾任政协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委员、四届、五届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六届、七届全国律师协会会长）是全国律师协会首任专职会长，他回忆，从２００５年６月到２０１１年年底，任全职会长一共是６年半的时间。专职会长制是司法部推进的一种新的工作机制，是符合国家体制改革发展方向的，总体上是让行业协会组织发挥更多的管理作用。
李必达（曾任司法部办公厅主任、律师司司长、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局长等）总结当律师司司长前后经历的改革，归纳起来大概有七个方面：第一个是改革律师机构的名称； 第二个是改变律师的性质，由国家法律工作者变为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然后变成社会法律工作者，最后成为一种职业；第三个是改变律师队伍的组成成分；第四个是改变律师的分配制度；第五个改革是律师资格由国家任命过渡到全国统一考试，进行国家考核，通过考核以后再授予律师资格；第六个是允许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设立办事处；第七个是台湾地区律师参加社会资格考试可以取得律师资格，可以在内地的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工作。
傅洋（曾任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经济法室副主任，全国律师协会第三、四、五届副会长）亲历了律所改制和律师制度改革。他认为，这２５年的发展可以说是中国律师行业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也是律师行业发展的见证。他重点回顾了《律师法》的起草工作：“刚担任全国律协副会长时，《律师法》起草工作到了关键时刻，我也参与了立法工作。我很关心律师权利的保障，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草案有条规定，‘律师不得规避法律’。我当时因此条给全国人大法工委写信提出异议：‘规避法律’一般只在国际私法领域内适用，而在《律师法》中这样规定，可能会成为该法的一块暗礁，引起歧义，律师的很多行为都可以随意解释成‘规避法律’，那律师在执业中的权利会得不到保障。就‘规避法律’这一条款，全国人大法工委专门召开研讨会，后《律师法》颁布时删除了这条规定”。
汤忠赞（曾任江西省司法厅律师管理处处长，江西省律师协会秘书长、副会长，全国律协刑辩委副主任等）的“口述”使我们清楚了司法考试的来龙去脉。他说，１９８４年和１９８５年江西省律师资格统考以后，１９８５年下半年司法部派有关负责同志到江西考察，了解和收集了有关江西省律师资格统考的资料。１９８６年，司法部举行全国律师资格考试。
张斌生（曾任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亚太律师协会第一副主席、第八届和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从１９８０年律师制度恢复的时候，就进入了律师行业。他感慨，随着社会大环境的变化，３０多年后的今天，律师成了很多人羡慕的理想职业，这说明我们国家依法治国走过了一个艰难的历程，律师的社会影响在不断地扩大，社会地位在不断地提高。他谈到，当时律师界普遍反映《律师暂行条例》实施多年，内容已经严重滞后于社会的发展。所以我在初任全国人大代表时，第一个提案就是尽快制定《律师法》。
……
今天，重温这些老领导、老律师的视频录音，令人百感交集：
庆幸——他们的“口述”，为律师行业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惋惜——曾经的“口述人”，有的已驾鹤西去，只在视频中留下音容笑貌；
遗憾——还没有来得及采访的“口述人＂，却渐行渐远……
我们深知，这项工作就是在和时间赛跑，就是在“抢救”历史。在视频采访老领导、老律师的同时，我们还进行了律师史料实物的收集，其中包括相关文件、照片及复印件、影印件、电子版等等。
尽管我们力量微薄，但所有的努力都值得。
我们的工作不仅得到司法部、全国律协的指导和支持，也得到各地律协的响应和协助，为我们采访和收集史料提供了便利，使工作得以顺利完成。比如上海、山东、天津、北京、四川、广东、江西律协积极配合律师史料采访工作，推荐采访对象，特别是上海、山东律协还主动为我们提供良好的摄像灯光设备、背景场地，使视频采访更加完美。
与此同时，许多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个人也对收集律师史料工作满怀热情，无私奉献。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主任陈臻得知律师史料工作收集启动后，主动表示可以把律师事务所在北京的一栋６层小楼提供给全国律协用于律师史料展览。她表示，就是想为律师行业做些事情。此举令我们大为感动，备受鼓舞。郭阳主任也非常关心律师史料收集工作，多次为我们提供收集线索，并主动把自己珍藏的相关资料、照片奉献出来。宋建中帮助我们找到内蒙古一位上世纪５０年代执业、现已年过九旬的老律师。吉林的老律师王兴志主任也告诉我们，他保存着上世纪５０年代有关法律顾问处的原始资料。吴念祖曾任广东蛇口律师事务所主任，那是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成立的第一家律师事务所（之前均为法律顾问处），具有划时代意义，他至今还保留着当时的律师证（我们已存电子版）。还有的律师表示，将来中国律师博物馆或者展览馆成立后，愿意将自己收藏的律师史料、律师文物捐献出来，为其锦上添花……
一桩桩，一件件，都使我们感受到广大律师对行业的挚爱，对事业的骄傲，对理想的追求！更有，对有一座律师自己的博物馆的殷殷期待！
对我们记者编辑来说，收集律师史料的过程：
是学习——还原历史，再现中国律师业的春华秋实；
是升华——弘扬中国律师追求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
是致敬——向为中国律师事业披荆斩棘、开拓进取的先驱前辈们。
历史，不仅能告诉我们过去；历史，更能向我们昭示未来！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法治昌明的时代，也是律师大有作为的时代。建立中国律师博物馆的意义不仅在于展现中国律师行业的历史沿革、发展历程，还能够清晰地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发展，法治的进步。
随着收集律师史料工作的展开，我们愈发感到“任重而道远”……
我们期待着梦想成真——中国律师博物馆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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