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官团系国内军事历史名家、青年学者集群，以普及中国近代史知识为己任。
本文作者：关捷
编稿编辑：林小静，复旦大学
发稿编辑：姚天琦，浙江工商大学16级历史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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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120年来，国人曾一再谈及甲午启迪，以警示人们，但面对日趋恶化的中日关系的现实，甲午战争给人们的历史警示和告诫会更加深刻。
中日两国都没有忘记那场改变中国和日本历史进程的战争。日本并未从中汲取教训，痛定思痛，反而有些人称那场战争是“非计划，非预谋的突发事件”，认为日本进行的是一场合理的战争。一些极端分子还纷纷进入靖国神社参拜，包括甲午战争时践踏中国国土、蹂躏中国人民的“皇军”之鬼魂。
只有富国强军，反对一切形式的侵略战争，才能不再吞噬任何人强给中国的苦果。
一
甲午战争前，中国号称拥有百万大军，尤其清政府的军事变革，建立了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和具有一定规模的近代军事工业，其陆军也逐步走向近代化。然而，如此众多且貌似强大的军队，却在甲午海战和陆战中一败涂地。今天，追忆这场浸透着中华民族耻辱和悲愤的战争，遥祭为国捐躯的中华英烈们，反对把侵略战争再强加在堀起的中国身上，对振奋民族精神，实现伟大复兴梦，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
近代战争是国家的综合国力的较量。甲午战争前，对中国和日本两国的经济、科学枝术、军事国防等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日本明治维新后，强化“殖产兴业”。 1890年底，日本的农业、矿业、工业、运输业等公司的资本从1341万日元剧增为18935万日元，增加了13倍。中国创办的近代工业主要是棉织、面业、火柴以及豆饼制造以及制茶、制糖等轻工业。中国投入核心工业和国防的总量亦不如日本。如1894年中国铁路不足400公里，日本有929公里；棉纺织业，中国有纱锭13万多枚，日本有47.5万多枚；轮船航运业，中国有轮船26艘、总吨位22900吨，日本有商轮680艘、总吨位110205吨；中国军费开支约银5000万两，平均每个士兵近50两，日本军费为3450万日元，平均每个士兵合银109. 5两。可见，中国在经济对比上差很多。
清军向烟台芝罘湾撤退
日本推行“富国强兵”，加强陆海军、学西方军事管理、频繁军演，提高了实战能力。1886年发布海军公债令，开始实施第1、2期计8年造舰计划；1893年5月建立海军军令部，并公布战时大本营条例；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亲自到中国搜集各地兵力、训练、装备及地形等情报，部署间谍网；为了到中国作战，日本绘制了大量军用地图。欧洲人波纳尔在看到日本绘制的一份地图后说道：“这份地图本身就是日本久已蓄意侵略中国的证据，它驳斥了日本当时是被迫作战的说法。相反地，那是一次有意图的、精心策划的侵略行动。”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提出《征讨清国策》；1887至1888年间，日本海军军官写出六份总体内容是以攻击渤海湾，并进攻北京为中心的侵华“方案”。其海军目的是夺得制海权，而陆军则由渤海湾前进，在直隶平原寻求与清军进行主力决战，进而攻占北京。清军的管理、实力、训练均存在许多问题。陆军杂乱，有八旗（包括禁旗、畿辅旗兵、驻防八旗）、绿营、湘军、淮军及练勇等。战前禁旗有125900人，直隶和各省要地驻防八旗兵达100824人，各省驻防绿营兵有424276人，各省驻防乡勇达323000人。全国总兵力为974000人。但缺乏有效的统师机构，加上新募士兵训练无素，纪律较差。山西来的大同兵，官兵多有“烟癖”，甚至有的在“军装之外，腰间斜插烟枪一支。”再加上武器窳劣，后勤保障落后，编制不足，“各统将多系提镇，名位将埒，不相上下”，在战斗的关键时刻不能协调行动，致使战场上互不统辖，自行其事。
综合国力不单是军事的博弈。清朝统治集团落后、腐败、分裂、不振，集中反映在朝廷内部和地方官吏派系林立。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皇室穷奢极侈，地方官为名利升迁而勾心斗角，各据一方，甚至不服从朝廷谕旨，战时只顾自保，互不配合。
落后、腐败、分裂和不振的清朝统治集团及其军队与全面效仿西方，改政体、强军备的日本较量，岂有不败之理。
二
21世纪回顾甲午之战，可以以多种方法、形式、视角吸取教训，总结启示。
第一，国家独立自主，是国富兵强的保证。甲午战争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列强强占中国大片领土，攫得大量权益，开辟了近30个“国中之国”的租界，做为进一步侵略的据点，毫无独立自主可言。加上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不惜背叛民族利益，成为外国侵略者的帮凶。早在19世纪60年代，清总理衙门，竟迎合列强的“合作政策”。提出 “办理外国之事，非恐决裂，即涉迁就，势本难以两全。两害相形，则取其轻，实未敢因避迁就之讥，致蹈决裂之害”方针。顺从列强的要求和仰赖洋人鼻息，怎能实现国富兵强。梁启超看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尚武精神”、以强大的武力作后盾，挨打、失败、亡国是必然的道理。
第二，坚持改革，不断学习先进事物，是国富兵强的途径。晚清社会有学习西方，变法改革、救亡图存都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国本，谁若反对便是“以夷变夏”。《公车上书》中提出“变法成天下之治”的口号，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黯然失色。《马关条约》批准之后，清廷感到实在是上愧祖宗，下慊国人，呼吁“嗣后我君臣上下惟期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实力研求，亟筹兴革。毋萌懈志，毋鹜虚名，毋忽远图，毋沿积习，务宜事事核实，力戒具文，以收自强之效。”然而事后却毫无“亟筹兴革”、奋力自强的作为。历史警示我们兴国之道，在于革故鼎新。
第三，抓住历史机遇，增强综合国力，是国富兵强的关键。甲午战争前，在向西方学习，把握近代化机遇上，中日两国存在明显的差距。这是决定甲午战争胜败的远因。18世纪末叶，中日两国同为东方国家，均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先进文明影响，几乎是在相同的时空中，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挑战。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分别为两国学习西方的契机，可结果有本质的差别。日本学到了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全面改革；中国也学些改革，却是一些皮毛，未触动封建政治体制。日本抓住历史机遇，综合国力增强了；中国未能及时把握历史机遇，综合国力未进则退。甲午战争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新的历史机遇丧失的惩罚；而对于日本来说，甲午战争不惟是“天佑”，还标志着新的历史机遇的开始。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启示我们，战前丧失历史机遇的沉痛教训。
第四，中华一体，奋发图强，是国富兵强的根本。甲午战争时中国有四亿多人口，中国却被日本打败，其原因之一是当时朝廷与地方、军队与人民未形成合力，朝廷内派系争夺权力、封疆大吏各自为政，陆海军缺少配合、许多民众不了解战争，当然谈不到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令不行比较普遍，就连李鸿章也多次违背帝命而被拔花翎，遞黄马褂，难怪北洋舰队打仗，其他舰队以多种理由坐视不顾。表明清王朝这架机器正处于运转失灵的状态。日本则相反，除筹集足以打赢一场速战的战争军力之外，舆论深入穷乡僻壤。不仅明治天皇从宫廷费中抽出30万元，文武百官从薪俸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即便贫困民众也从口中省出钱捐献给前线的士兵，战场上每取得胜利民众便狂热欢呼，伤病士兵回乡会被指责为不该回来的胆小鬼。日本动员全国之力进行对华战争，是日本取胜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