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刘浦江
《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刘浦江著，中华书局2017年9月出版）收集了刘浦江教授以正统论、华夷观透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系列论文，此书突破断代史的藩篱，敏锐地抓住历代正统论、德运说、华夷观念等涉及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及思想观念变迁的核心问题，进行长时段的系统研究。已故的刘浦江教授，是辽金史、民族史学家，以正统、华夷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研究，是刘先生学术生涯后期锐意开拓的新领域。书中还附录了刘先生去世前所治另一重要领域“四库学”的三篇论文，重点关注《四库全书总目》的源流问题。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该书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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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元明革命的性质？
在今日历史学家眼中，元明嬗代无非是一次普通的改朝换代而已，与其他王朝兴替相比较，似乎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然而这种历史观念并非自来如此。自明中叶以后，尤其是清末民初以降，人们久已习惯于将元明鼎革视为一场伟大的民族革命。１９０６年，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的演说中宣称：“明太祖驱除蒙古，恢复中国，民族革命已经做成。”同年，《民报》第五号卷首刊载朱元璋像，称之为“中国大民族革命伟人”。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亲率南京临时政府官员隆重公祭明孝陵，更是肯定明太祖民族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象征。当然，这种认识不仅限于政治家，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元明民族革命的性质俨然已经成为史学界的学术定论，而最能反映这一普遍思维定势的，则莫过于２０世纪上半叶的各种历史教科书。
１９３９年，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指出，中国历史上的下层革命鲜有进步意义，惟秦末刘项之争和元明革命算是例外，“明祖崛起，扫除胡尘，光复故土，亦可谓一个上进的转变。”即将朱元璋“扫除胡尘，光复故土”之举视为元明鼎革进步意义之所在。金毓黻写成于１９４１年的《中国史》，称朱元璋建立明朝是“汉族的复国运动”，又谓“明太祖推翻了蒙古人的统治，为汉族重光，所以他也是我们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吕思勉的名著《中国通史》第四十六章的主题是元明嬗代，题之为《汉族的光复事业》，显然也是将其定位为民族革命。直至上世纪５０年代，李洵在东北师范大学讲授明清史的课堂讲义中仍然沿袭这种传统观点，称朱元璋在元明之际“成为一个勇敢的民族斗争战士”；当写到徐达攻克大都时，作者有这样一段评价：“自石敬瑭割燕云于契丹，沦陷了四百三十年的名都燕京，又光复了……汉族人民反元民族斗争胜利的完成了。”以上种种都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元明鼎革的民族革命性质乃是那个时代历史学家的一种极为普遍的认知。
不过，自上世纪３０年代始，就不断有学者对这一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结论进行质疑和反思。最早提出异议的是吴晗，他在１９３６年发表的《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国》一文中指出，元末群雄起事，“动机是民众不堪经济的政治的压迫而要求政权的让与，最后才一转而喊出民族革命的口号。……表面上，尽管是揭出政治的民族的解放口号，而在实质上，却完全是农民和地主的斗争”。从他这段话来看，显然是将元明鼎革的性质定义为阶级斗争而非民族革命。但同时他又认为，韩山童、刘福通起事之初，假托为赵宋后裔，把这次革命解释为宋的复国运动，后来朱元璋“从复宋的旧口号扩充放大为民族革命的口号，从恢复一家一系的帝统扩大到争取整个民族的自由。明显的指示出这次革命是民族与民族的战争”，似又倾向于主张民族革命说。因此，吴晗对于元明革命性质虽已有新的认识，但他的观点还略显含混和矛盾。更值得注意的是蒙思明１９３８年在燕京大学完成的硕士论文《元代社会阶级制度》，该书对元明革命性质进行了相当深入的讨论。蒙思明认为，元明鼎革是由阶级矛盾引起的社会革命而非族群矛盾引起的种族革命，并从元末革命之原因与目标，民变领袖人物之身份，抗拒革命者之主力等方面来论证其观点。指出元明革命“以阶级斗争发其端”，而“以种族斗争终其局”，“历来治史者之均以民族革命目元末之民变者，盖皆由结果而断定其性质者也。要之，元末之革命运动，虽不免有若干之民族矛盾，而民族矛盾之非革命之主因则可断言”。蒙思明与吴晗的观点较为接近，但其结论更为严密和明确。建国以后，有些学者基于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念，主张元末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而非民族矛盾，元末农民起义的性质是农民革命战争而非民族战争。其看法虽与前人相近，而出发点则有所不同。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讨论元明变革论时也涉及元明革命的性质问题。元明鼎革作为民族革命的象征，常常被拿来与辛亥革命相比较，在他看来，这两者之间其实有很大的区别，后者确实具有强烈的民族革命色彩，而前者则不然。与其说元明鼎革是一场民族革命，毋宁说它更多表现出阶级斗争的性质。辛亥革命的成功，知识分子起了关键作用，但元末民变时士人不屑参加叛军，叛军也很少利用士人，这是元明革命攘夷色彩淡薄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见解与吴晗、蒙思明等人的观点颇有相通之处，值得我们重视。
早年力倡元明民族革命论的钱穆，后来也对此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在他晚年所写的《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一文中，得出的竟完全是另一种印象：
胡元入主，最为中国史上惊心动魄一大变，元人用兵得国之残暴，其立制行政之多所剧变，而中国全境沦于异族统治之下，亦为前史所未遇。未及百年，乱者四起，明祖以平民崛起为天子，为汉高以下所仅有，读史者岂不曰驱除胡虏，重光中华，其在当时，上下欢欣鼓舞之情当如何？而夷考其实，当时群士大夫之心情，乃及一时从龙佐命诸名臣，其内心所蕴，乃有大不如后人读史者之所想象。
钱穆从明初开国诸臣诗文中所看到的汉族士人的真实心境，与他过去对元明革命的认识大相径庭，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尤其让他难以理解的，是明初士人普遍具有的遗民心态：“明祖开国，虽曰复汉唐之旧统，光华夏之文物，后人重其为民族革命。然在当时文学从龙诸臣，意想似殊不然。或则心存鞑庭，或则意蔑新朝。虽经明祖多方敦迫，大率怯于进而勇于退。”虽然很不情愿，但钱穆不得不承认明初汉族士人颇多故国旧主之思而昧于《春秋》大义的事实。
后人的研究进一步佐证了钱穆的这种印象。劳延煊据元明之际士人诗作之所见，指出明初士人皆以蒙元为正统王朝，在时人诗赋中常常可以看到对于元朝的惓惓故国之思。郑克晟注意到，元末明初的江南士人，不论是伊始依附张士诚吴政权者，或加入朱明政权者，乃至超脱于元末群雄之间者，他们的政治态度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共同点，即都在不同程度上怀念元朝。近年萧启庆就元明之际士人的政治选择做过一个很有意义的统计，在列入统计对象的元明之际进士１４４人中，“忠元”型计８７人，占６０．４％；“背元”型计４５人，占３１．３％；“隐遁”型１２人，占８．３％。统计结果表明，“忠元”型进士远多于“背元”者，且以汉人和南人为主。作者据此认为，元明易代之际，决定士人政治抉择的主要因素是“君臣大义”而非“夷夏之辨”。这为我们重新认识元明革命的性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综上所述，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外历史学家已经逐渐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元明鼎革的性质主要是由阶级矛盾引起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而并非像人们过去惯常理解的那样是一场民族革命。那么，我们想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自明朝直至近代，元明嬗代所带有的非常浓厚的民族革命色彩究竟是如何被后人涂抹上去的呢？这就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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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胡虏，恢复中华”：被重新唤起的元明革命记忆
在一般人印象中，明朝似乎是中国历史上华夷观念最为强烈的一个时代，但这种时代氛围并非肇始于明初。事实上，明朝开国君臣对于蒙元王朝常怀感念之情，太祖朱元璋就自称“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又谓“元世祖肇基朔漠，入统中华，生民赖以安靖七十余年”。洪武三年（１３７０）六月，中书省以左副将军李文忠所奏捷音榜谕天下，太祖见榜文中有不逊之词，遂责备宰相说：“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元之兴亡，自是气运，于朕何预？”《明史》卷三《太祖纪赞》在总结明初施政方针时，称其对待前朝的政策是“加恩胜国”，也是基本符合事实的。朱元璋称帝建国后，总是强调他的天下不是取自元朝手中，而是得自群雄之手，他曾对朝廷臣僚做过这样一番表白：“（元末）盗贼蜂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图自全，及兵力日盛，乃东征西讨，削除渠魁，开拓疆宇。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氏有矣。……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显然没有把元朝视为复仇对象的意思，何曾有什么“民族革命”的气氛？从当时的记载来看，明初士人其实很少关注华夷之辨这一类的话题。钱穆特别留意明初开国诸臣的民族主义论调，结果非常失望地发现，其实他们“心中笔下，并无夷夏之别”，诗文中谈及元明革命时，“皆仅言开国，不及攘夷”。这种情形让他颇为愤激，觉得对此难以理解：“所谓民族大义，光复汉唐旧统，诚千载难遘一机会，而明初诸儒似无此想。”但这确实反映了明初士人的真实心态。
明人民族情绪之高涨，大抵是１５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情，这与当时的内外形势和民族冲突自然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明朝长期面临的“北虏”之患，是导致民族矛盾激化的主要根源，其中正统十四年（１４４９）的土木之变和嘉靖二十九年（１５５０）的庚戌之变，更是明蒙关系恶化的两个标志性事件。当汉民族遭遇异族威胁、民族矛盾非常尖锐之际，往往就是华夷之辨大行其道的时候。正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尘封已久的元明鼎革的历史记忆得以被重新唤起，并且自然而然地被解读为一场光复华夏的民族革命。
历来将元明鼎革视为民族革命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便是朱元璋在至正二十七年（１３６７）十月遣徐达北伐时发布的《谕中原檄》，檄文中有一段文字被后人反复提及：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在后人看来，这篇檄文具有十分强烈的象征意义，其中“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一语，更是被后人赋予了极为鲜明的民族革命寓意。钱穆谓元明“易代之际，而正式提出中国夷狄之大辨者，今可考见，惟此一文”。萧公权亦称此檄“明揭攘夷之口号……实为二千年中创见之民族革命宣言，而亦中国最先表现之民族国家观念”。这些认识由来有自，可谓久已深入人心。从明代文献来看，大约自弘治（１４８８—１５０５）以后，这篇檄文开始受到士人的强烈推崇，先后被收入程敏政《皇明文衡》、佚名《皇明诏令》、高岱《鸿猷录》、黄训《皇明名臣经济录》、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以及王锡爵、沈一贯辑《增定国朝馆课经世宏辞》等书。尤其是《皇明文衡》和《皇明诏令》两书收录此文的情况，细微处颇堪玩味。
这篇檄文最初见于《太祖实录》，首称“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曰”云云，未记作者及篇名。弘治间，程敏政在编辑明人总集《皇明文衡》时收入此文，题为《谕中原檄》，作者署名为宋濂。取与《实录》对勘，知此本有若干文字脱误，恐系辗转传抄者。目前看来，这大概是该文最早引起明代士人的特别关注，后来诸本大都出自这一系统。值得注意的是，《谕中原檄》被冠于《皇明文衡》一书之首，我想这恐怕不会是偶然为之。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皇明诏令》。该书编者佚名，所收诏令下限至嘉靖十八年（１５３９）三月，是年八月付梓。全书篇目皆依时序先后排列，惟《谕中原檄》一文例外。该书编者将此文置于卷一首篇，虽未标注年月，但据《太祖实录》知其在吴元年十月丙寅；而下一篇《遇变省躬旨》题下标注为“吴王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时间在前，却列于其后，可见编者确是有意要将《谕中原檄》冠于全书之首。从以上两书收录此文的情况来看，《谕中原檄》显然已被明朝中后期士人视为元明民族革命的一个重要象征。
有意思的是，后来《皇明文衡》、《皇明名臣经济录》和《弇山堂别集》在被清人收入《四库全书》时，其中所载《谕中原檄》又都被四库馆臣心照不宣地删去了。我在乾隆四十七年编成的《军机处奏准抽毁书目》中，找到了馆臣对《明名臣经济录》一书的审查意见：“查此录系明陈九德删次，……自明初迄正德末而止。中间惟宋濂《谕中原檄》及他文内词意偏谬者应行删毁外，其余尚无干碍，应请毋庸全毁。”此段文字明确透露了四库馆臣忌讳《谕中原檄》的消息，这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后人对此文特有的民族主义印记的一种固有印象。
自１５世纪中叶以后，明朝士人开始对元明革命进行重新解读。成书于成化十七年（１４８１）的丘濬《世史正纲》，在洪武元年正月“太祖即皇帝位，复中国之统，国号曰大明”条下有一段十分激昂的议论：
自有天地以来，中国未尝一日而无统也。虽五胡乱华，而晋祚犹存；辽金僭号，而宋系不断。未有中国之统尽绝，而皆夷狄之归，如元之世者也。三纲既沦，九法亦斁，天地于是乎易位，日月于是乎晦冥，阴浊用事，迟迟至于九十三年之久！中国之人，渐染其俗，日与之化，身其氏名，口其言语，家其伦类，忘其身之为华，十室而八九矣。不有圣君者出，乘天心之所厌，驱其类而荡涤之，中国尚得为中国乎哉？
在明代士人中，丘濬算得上是一位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其狭隘的华夷观念在《世史正纲》一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把历代王朝分为华夏纯全之世、华夏割据之世、华夷分裂之世、华夷混乱之世以及夷狄纯全之世，所谓“夷狄纯全之世”者，专指从南宋覆亡到朱明复国之间的９３年，“世道至此，坏乱极矣”！因此在他看来，元明鼎革毫无疑问就是一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史无前例的民族革命。
明朝后期，士人的民族情绪愈益亢奋，对于元明革命的意义也有更为极端的阐发。如明末儒者徐奋鹏在讨论历代正闰问题时，至以为三代以下除本朝之外皆无正统可言，“独我太祖高皇帝起自宇内风烟之中，迅扫胡腥，再开天地。故宋龙门颂其功高万古，得国之正，则所以上承唐虞三代以来之正统者，惟我明而已。以此方之，则谓汉、唐、宋皆闰位可也”。这里所称“宋龙门”是指宋濂（宋濂号“龙门子”）。查此说之出处，见于宋濂洪武七年所撰《〈大明日历〉序》，该文在歌颂太祖开国之功时有这样一段话：“然挺生于南服，而致一统华夷之盛，自天开地辟以来，惟皇上为然，其功高万古，一也；元季绎骚，奋起于民间以图自全，初无黄屋左纛之念，继悯生民涂炭，始取土地群雄之手而安辑之，较之于古如汉高帝，其得国之正，二也。”仔细看看这段文字，哪里有把太祖“功高万古，得国之正”归之于其“攘夷”之功的意思？徐氏曲解宋濂的本意，称太祖“迅扫胡腥，再开天地”，故论其“得国之正”，独得比肩于三代之正统云云，则是将元明之际的民族革命意义推衍到了极致。
不难想象，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之下，明朝中后期社会中普遍弥漫着一股仇恨蒙古的民族情绪。尤其是嘉靖以后，因明蒙冲突加剧，这种情形愈发明显。据说明世宗“苦虏之扰，最厌见夷狄字面。……世庙晚年，每写夷狄字必极小，凡诏旨及章疏皆然，盖欲尊中国卑外夷也”。陈垣先生将此类因厌憎而生的避忌归入“恶意避讳例”。世宗的这种心态无疑是很有代表性的，从中可以折射出一个时代的表情。
明人笔记中的某些传说相当真实地流露了这种民族情绪。李诩《戒庵老人漫笔》有这样一条记载：“余家先世分关中，写吴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元’字。想国初恶胜国之号而避之，故民间相习如此。史书无所考见，姑记之以询之熟典故者焉。”《万历野获编》也有类似的说法：“尝见故老云，国初历日，自洪武以前，俱书本年支干，不用元旧号。又贸易文契，如吴元年、洪武元年，俱以‘原’字代‘元’字。盖又民间追恨蒙古，不欲书其国号。如南宋写‘金’字俱作‘今’字，曾见宋列帝御书及妃后翰墨皆然，则又不共戴天仇也。”①有学者指出，这其实是明人的一个误解。明初确实多有讳“元”字而更名者，实系避朱元璋名讳，如潘元明或作潘原明，李士元更名李善长，秦元之或作秦原之，夏元吉或作夏原吉，侯元善或作侯原善、侯善，李元明或作李原明，王元章或作王原章等等。明代中后期笔记中之所以会出现上述误解，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明朝避讳不严，《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二“命名禁字”条说：“避讳一事，古今最重而本朝最轻。如太祖旧名单一字，及后御讳下一字，当时即不避。”故李诩、沈德符没有想到这一层是并不奇怪的。第二，《戒庵老人漫笔》和《万历野获编》成书于嘉靖、万历间，由于嘉靖时期俺答汗给明朝带来的严重边患，令明人对鞑靼深恶痛绝，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人误以为明初讳改元字是“恶胜国之号而避之”，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上述误解并非孤例，其实在时代更早的明人笔记中已有类似的情况。陆容《菽园杂记》卷三记有这样一个故事：“国初，江岸善崩，土人谓有水兽曰猪婆龙者搜抉其下而然。适朝廷访求其故，人以猪与国姓同音，讳之，乃嫁祸于鼋。上以鼋与元同音，益恶之，于是下令捕鼋。大江中鼋无大小，索捕殆尽。”陆容是成化二年进士，此书则成于弘治年间，我对他讲述的这个“国初”故事的真实性不无怀疑。所谓“上以鼋与元同音”者，此“元”当是指元朝，这个故事想必也是中明时人在仇恨蒙古时代氛围之下的一种想象。
还有一个例子可能也与此类误解有关。代表初始之意的“元”字，自明以后多写作“原”，何以如此？明代文献中缺乏相关记载。乾嘉学者郝懿行对此有一个推断：“论事所起，或言元起，或言元来，或言元故，或言元旧，皆是也。今人为书，元俱作原字，……推厥所由，盖起于前明初造，事涉元朝，文字簿书率皆易元为原。”照此说法，似乎亦可理解为明初人因憎恶或避忌元朝而讳改为“原”，这一理解大概仍是源自明朝中后期以后的仇元心理。今人甚至更附会为明太祖顾忌元朝卷土重来，故讳称“元来”之类的说法云云。顾炎武则提出了另一种推论：“元者，本也。本官曰元官，本籍曰元籍，本来曰元来。唐、宋人多此语，后人以‘原’字代之，不知何解。……或以为洪武中臣下有称元任官者，嫌于元朝之官，故改此字。”意谓明初称“元任官”易被误解为在元朝所任官职，恐有贰臣之嫌，故改作“原”。这一推论似较为可信。总之，“元”之改为“原”，不大可能是由于明初人憎恶元朝的缘故。
从洪武间以元世祖入祀历代帝王庙，到嘉靖黜祀元世祖，明人对蒙元态度的前后变化，在明朝的庙祀制度中看得十分清楚。明南京历代帝王庙始建于洪武六年，据正德《明会典》说，“祭三皇至元世祖凡十六位，皆开基创业、有功德于民之主”。而万历《明会典》对历代帝王庙的祭祀格局有如下具体描述：“庙同堂异室：中一室祀三皇；东一室五帝；西一室三王；又东一室汉高祖、光武、隋文帝；又西一室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凡五室十七帝。”两书所记入祀帝王略有出入，前者称１６人，后者称１７人。其实最初入祀者实为１７人，洪武二十一年，历代帝王庙大火，次年改建新庙于钦天山之阳，并罢祀隋文帝，故正德《明会典》记为１６人。宋讷在为此次重建新庙所撰《敕建历代帝王庙碑》中，对于入祀帝王的选择标准提供了这样一个解释：
正名定统，肇自三皇，继以五帝，曰三王、曰两汉、曰唐、曰宋、曰元，受命代兴，或禅或继，功相比，德相侔。……皇帝王之继作，汉唐宋之迭兴，以至于元，皆能混一寰宇，绍正大统，以承天休而为民极，右之序之，不亦宜乎。秦、晋及隋，视其功德，不能无愧，故黜而不与。
明朝历代帝王庙的入祀标准相当严格，洪武二十二年重建的历代帝王庙，总共只有１６人得以列入庙祀，其中秦汉以下帝王仅有汉、唐、宋、元四朝，汉高祖、汉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五人而已。按照宋讷的说法，这些帝王入祀帝王庙的主要标准是“混一寰宇，绍正大统”，但秦、晋、隋诸帝则因其功德有愧而不得入，甚至一度列入庙祀的隋文帝后来也被罢黜。然而就在秦汉以后有幸入祀的五位帝王中，居然包括一位出自异族王朝的君主元世祖！由此可以看出，明初君臣对于蒙元一朝似毫无恶感可言。
永乐迁都北京后，无意另建帝王庙，或于南郊从祀，或命南京太常寺于本庙祭祀。嘉靖九年，始议新建历代帝王庙。次年，翰林修撰姚涞上疏“请罢元世祖祀”，称蒙元“为中国之大仇耻，……我太祖高皇帝，声罪而汛扫之，
廓中国之妖氛，雪中国之仇耻”，而今若在胡元故都崇祀元世祖，尤为不可。事下礼部覆议，礼官以为元世祖入祀帝王庙，“载在祀典，百余年于兹矣，宜遵旧制，庙祀如故”，“上竟从部议”。于是，嘉靖十一年在阜城门内保安寺故址建成的历代帝王庙，仍然维持原先十六位神主的格局，庙祀帝王位次一如南京之旧。
然而这种局面未能维持多久，又出现了更为强烈的反对声音。嘉靖二十四年，礼科右给事中陈棐两度上疏，极言当黜祀元世祖以正祀典。其疏文字冗长，略无伦次，但其中最要害的是下面这段话：
胡元为中国之所当驱，是中国决非胡元之所当居矣；中国非胡元之所当居，是胡元决非中国之所当祀矣。故必除胡君之祀，而后驱胡之功彰。今欲存胡君之祀者，顾不自小圣祖驱胡之功耶。……臣固知祀忽必烈于帝王庙者，非皇祖之本心也，是则当黜也。
陈棐力倡严夷夏之大防，并将黜祀元世祖的主张与标举“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元明革命联系在一起，反复强调“必除胡君之祀”乃是为了彰显太祖驱胡攘夷之功。在朝野内外充满仇元气息的嘉靖时代，这种说辞无疑是最能煽动君臣上下的民族情绪的。后来的结果可想而知：世宗以此疏“下礼部，集廷臣议，如棐奏。上曰：‘元本胡夷，又甚于五季者，帝王庙并墓祭俱黜罢。’棐复言，帝王庙已撤胡元之祀，而庙在两京者亦宜撤去之，又请改两京庙祀碑文并毁销元君臣神主。下礼部议覆，俱报可”。自洪武以来入祀历代帝王庙近二百年的元世祖，至此最终遭到罢黜。不仅如此，同时“并罢从祀木华黎等五人”。对于嘉靖黜祀元世祖君臣，当时人的解释是：“至世宗并元君臣俱去之，时恨虏寇入犯，用汉武帝诅匈奴故事也。”说到底，还是嘉靖间边患日重、民族矛盾激化所造成的结果。这是明蒙关系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较之明初，明人对于蒙元的政治态度可以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嘉靖间孔庙罢祀曾经仕元的吴澄，与帝王庙黜祀元世祖君臣可谓如出一辙。宣德十年（１４３５），元朝大儒吴澄“从祀孔子庙庭”。半个多世纪以后，士大夫中开始出现反对声音。弘治三年（１４９０），南京国子监祭酒谢铎上书条陈六事，其三为“正祀典”，对吴澄从祀孔庙提出质疑：
若临川郡公吴澄，著述虽不为不多，行检则不无可议。生长于淳祐，贡举于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其久；为国子司业，为翰林学士，历元之官者乃如彼其荣。出处，圣贤之大节；夷夏，古今之大防。处中国而居然夷狄，忘君亲而不耻仇虏。迹其所为，曾不及洛邑之顽民，何敢望首阳之高士。
表面看来，谢铎的指责似乎主要是针对吴澄身为南宋遗民而出仕蒙元的“君臣之义”名节问题，实际上他最在意的却是“夷夏之防”，所谓“夷夏古今之大防，处中国而居然夷狄”云云，才是他反对吴澄从祀孔庙的真正原因。弘治十四年，时任礼部右侍郎的谢铎再次上疏请罢吴澄从祀。礼部“请再集廷议”，侍郎焦芳支持谢铎的主张：“草庐先生（即吴澄）苦心著述，虽若有功，而出处大节则真有可议，铎言不当从祀是已。”但因礼部尚书傅瀚持反对意见，“澄遂仍旧从祀”。嘉靖九年，孔庙祀典改制，更定从祀诸名儒，背负仕元污名的吴澄自然难逃被黜祀的命运，而且这回没有再引起任何争议，世宗对首辅张璁说：“至如吴澄者罪已昭昭然，何待别议！”吴澄最终被驱逐出圣贤庙廷，与嘉靖间仇恨蒙古的时代氛围显然大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