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为何偏爱拔用山东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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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在位期间，宰相中山东人逾一半

高祖时的偏重任用关陇集团人士的政策，到太宗时便有了变化。

自武德九年六月庚申玄武门事变后，以太子总统事机起，至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己巳逝世止，太宗君临天下二十三年。在此期内，任宰相者二十八人。除裴寂、萧瑀、陈叔达、封德彝、杨恭仁、宇文士及六人是高祖时旧相外，其他二十二人是：高士廉、房玄龄、长孙无忌、杜淹、杜如晦、李靖、王珪、魏徵、温彦博、戴胄、侯君集、杨师道、刘洎、岑文本、李勣、张亮、马周、褚遂良、许敬宗、高季辅、张行成、崔仁师。

这些宰相中，山东人占了一半，凡十一人。这十一人的籍贯是：

进一步分析其家世，又可发现另一特点。这些人中绝大部分都出自卑贱或不显的家庭，最低的有出自畎亩的农夫，虽也有二流的门阀参与其间，但那只是极少数。试看：

【高士廉】其家族源出渤海蓨县，是北魏有数的士族之一。北齐的皇室是否即出自此族，颇可怀疑，但高欢却是把渤海高氏的这一房当作皇室对待的。这样，他已经不是原来的士族，而是贵族了。所以当其于隋时进入关中以后，关陇集团中人也就乐于与之通婚，并且由于婚媾关系，遂被牵入关陇集团之中。这时，高士廉是太宗长孙皇后之舅。

【房玄龄】其族源出清河。在五胡十六国时期，他的祖先房谌随着南燕渡河迁居济南。在其家谱上自说是后汉司空房植之后，是否可靠，不得而知。但是这迁居济南的房氏一族，从《魏书》上看，在北魏时代，家族却着实强大。玄龄的五世祖法寿，在《魏书》卷四三有专传，附有法寿子伯祖，伯祖子翼，伯祖弟叔祖，叔祖弟幼愍，法寿从父弟灵宾、灵建及灵建子宣明，灵宾从父弟坚，坚长子祖渊，祖渊弟祖皓，法寿从父弟伯玉，从祖弟崇吉，崇吉从父弟三益，三益子士隆，士隆弟士达及法寿族子景伯，景伯次弟景先，幼弟景远诸传。这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显赫了。

房玄龄

清河房氏本是山东崔卢李郑王七姓之下的高门，第二流有数的阀阅。这一房大概也很不弱，从法寿以后，玄龄的直系亲属也都是冠冕蝉联的。玄龄的高祖伯祖，袭其父法寿庄武侯爵，例降为伯，官至幽州辅国长史。曾祖翼，魏宋安太守，袭庄武伯。祖熊，清河、广川二郡太守。父彦谦，隋司隶刺史。并且，玄龄和陇西李氏还有着亲戚关系。太宗秦府十八学士之一的李玄道，是后魏陇西李宝的五世孙，玄龄和李玄道便是堂房甥舅。在太宗所用的山东宰相中，玄龄的家世大致是最高的。

【魏徵】魏徵先世无从详考。在《魏书》和《北齐书》中皆无有关于他先世事迹的记载，只有李延寿所撰的《北史》卷五六有他父亲魏长贤的传。李延寿修《北史》约在贞观年间，其时魏徵正大蒙太宗宠信，故其叙事恐多溢美。其所言长贤即魏收族叔，似亦不可信。魏徵一家，照推测应是一小族。

至于山东宰相，多出于寒微之家，这一点，大有讨论之必要。

在这些宰相中，如李勣，乃以武功致显，久随高祖、太宗扫荡群雄，卓著勋绩。若温彦博，则其兄大雅与高祖本有旧谊，彦博自身又有劝降罗艺之功。其他若房玄龄、魏徵、高季辅、张亮、戴胄诸人，或由文事，或由军功，或杖策从龙，或纳地归款，都是在隋末大乱、群雄蜂起的时候乘机奋出的，他们的进用，还不算十分稀奇。最特别的，如马周，以一介草茅，竟忽以代常何上书合旨之故，立蒙召见，而且未至之时，四度遣使催促，既谒见之后，又不次超升，当即亲重，这种情形，前世之论史者，久曾目为异宠。如张行成，其蒙重用，连太宗自己也说：“观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举之，无先容也。”则似不容忽视。太宗何以这样做？

太宗何以拔用许多山东人？

《旧唐书》卷六一《窦威传》曾记其少年时特别好文，而其家里人都尚武，居显官，而威则只做了正七品的秘书郎，故为其兄长讽刺，这使我们想到关陇集团的性质。这一个集团本是顺着北方边境的胡人对于北魏孝文帝汉化政策所起的反动潮流而产生的，这集团中的中心人物，原为没有受过文化洗礼的胡人，或是开倒车的胡化了的汉人。他们本都是能征惯战的将士，而不是懂得文学治道的儒生。

在经过了西魏、北周、杨隋三代约一百年之久，他们的后代固然已经有一部分受了汉人文士很深的熏陶，同时也保存着他们尚武的旧俗，成为文武全才的人物，如唐太宗便是一个例子；更有一部分则已经放弃掉骑射的武俗，比如长孙无忌，他虽然也“兼文武两器”，但实际上评定下来，乃为一“博涉书史”，而“总兵攻城，非所善”者。可是像窦氏兄弟的，也不在少数，他们不以讲学为意，而以骑射为事。这一集团的中心家族本来就不多，周、隋之际，虽然实际已屡经扩大，但是根基还不巩固，何况再加上西魏、北周、杨隋、李唐四代的禅夺纷争，又摧残了不少。所以，若专用这一集团的人物，而把这集团以外的人士概加摈弃，则必有人才不足的感觉。

原来，西魏、北周时代，宇文氏这个起于北边的胡族，为了制定各项制度，一方面固最需关陇集团中儒生像苏绰一样的人物合作，但另一方面也极欢迎关东士子如卢辩一流人物帮忙。到隋朝，虽然行使着压抑山东人士的政策，使“齐朝资荫，不复称叙，鼎贵高门，俱从九品释褐”，可是在炀帝大业年间，却成了“朝廷之内，多山东人，而自作门户，更相剡荐，附下罔上，共为朋党”的局面，因而关中人韦云起就发出“不抑其端，必倾朝政”的呼声，而有“痛心扼腕，不能默已”的感觉。

因为在历史上，山东有高度的文化传统，在这时，是人才荟萃的地方，所以太宗用多数山东宰相。唐朝是统治了整个华夏江南，综合了北齐、北周、南陈，承接了杨隋的大帝国，为治理广大的地区计，为创建宏伟的系统计，人才的纠集自属极端重要。人才渊薮的山东，成为太宗广事搜罗的对象，自然是在情理之中的。

其次，太宗多用山东人为相，骨子里还有缓和山东人对唐室恶感的用意。

在隋末群雄并起时，雄踞山东的有李密、窦建德等，他们虽终于以兵力不敌归于失败，但绝不是没有能力的人，所以都很受山东人的拥戴。窦建德死后，刘黑闼、徐圆朗于武德四年七八月间复起于山东，黑闼是窦建德余党，圆朗是李密旧部，他们在举事时，即以复用建德旧属之文武和师效建德之设法行政为号召，一时建德的旧臣故将如王琮、刘斌、范愿、董康买、高雅贤及其他文武，或加重用，或复本位。这时山东人所表现的态度，是先有“兖、郓、陈、杞、伊、洛、曹、戴等八州豪猾皆杀其长吏以应”圆朗，魏又有“山东豪杰多杀长吏以应黑闼，上下相猜，人益离怨”。

唐室既系起兵于太原，而其后又以关中为根据地，其与山东人之间，自易发生隔阂。以故在唐初有变时，多用山东人去安抚山东。在李密归降以后，唐所用的山东安抚大使是宗室淮安王神通，副使则崔民干。胡三省说：“崔民干，山东望族，故使副神通以招抚诸郡县。”这是极能洞烛隐微的。可是李密虽经降顺，而其部将徐仍据旧境，未曾纳地，于是随从李密入关的魏徵，又以山东人的资格，自请安辑山东，劝说徐归附。此后高祖在武德二年四月又派了定州新乐人郎楚之去安抚山东。此郎楚之便是大业中以山东人在朝廷结党被韦云起劾告配流的那个人，大概山东人很信服他。凡此数例，都是以表现唐高祖尽量设法，让山东人感到相当满意。

在高祖晚年，隐太子和太宗明争暗斗时期，太宗和建成都有利用山东豪杰的计划。先发动的是建成一方面。建成是听了魏徵、王珪的劝告，谋得征讨刘黑闼行军元帅的位置，因而进行结纳山东英俊的。后发动的是太宗一方面。太宗是在紧要关头，才派了郑州荥阳人张亮到洛阳，阴引山东豪杰以作为万一失败的退路基础的。太宗这一方面发动得太晚，所以张亮出去，根本没有收到什么效果。

建成、元吉这一方面，则在山东羽翼已就，在隐、巢被杀后，山东的形势又大为恶化起来。“是时，河北州县素事隐、巢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乱。”魏徵本来是山东人，原先曾在李密部下典掌过书记，又曾被窦建德俘虏过去，署用为太子舍人。归唐以后，劝说拥有大片山东土地的徐降唐的是他，建议建成在山东结纳豪杰的主谋者又是他，他和山东人必是保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聪明的太宗，在赦免了他赞助建成的罪状以后，就派他去安抚河北。他这次出来，果然不辱使命，当在路途上碰到了被逮捕的太子千牛李志安和齐王护军李思行时，他就自作主张地把他们贷宥。这样，山东人才觉得有了保障，山东便没有发生问题。太宗大喜，从此对魏徵更加信任。这是魏徵报效太宗国士之知的第一声，也是魏徵更受太宗国士之遇的初径。

山东人对李唐皇室素无好感，对于太宗尤多嫌忌，而山东地区实为建都关中的李唐皇室经济上的生命线。唐初，财政上的收入，主要靠着租庸调，河北是当时蚕绵之乡，“天府委输，待以成绩”。山东、河北户口之众，绝非其他各地所可比拟（四川除外）。假如这一地区发生变乱，纵使能很轻易地把它平定，但是那加给朝廷的威胁，总是够大的。山东既有人才，这些人若不吸收用，便会成为促成变乱的因素。老谋深算的太宗，对于这一问题，当然是曾经有过斟酌的。

山东人之中，为何又喜欢提拔其微族？

首先，山东士族的甲门，如崔卢李郑王之类，虽说人才极多，但他们势力太大，地位太高，他们的声望，在一般人心目中，要远远凌驾于李唐皇室所隶属的关陇集团。太宗心里既对他们抱着歧视心理，那么山东人既不得不用，而山东望族的人士又不为太宗所乐用，自然就要拔擢山东微族的人才了。

其次，太宗不愿起用山东士族，还在事实上有所顾忌。从其对于翊赞功臣的秦府幕僚的权势也要加以压削来看，可知他对朝臣结党一事，是力谋防范的。而山东士族一则从五胡十六国以来，多为互相婚媾的关系，已自结为社会上一坚固的团体；再则自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后，又复习惯地盘踞着政治上的要津。此班人若一经进用，则朝廷上朋党胶固的现象，如郎楚之等在大业年间之所演者，当然在所难免。关于这情形，敏锐的太宗，安得不有疑惮之理？至微族多孤立进取，无所凭依，此太宗所以独喜用之也。若从这一点来看，则魏徵之特承恩信，又复敢说敢言，就可以多得一重解释。若马周，则后之论者以为其才尚不及房、杜、王、魏，而太宗过度重视之故，也就可以奏刀然了。

太宗之疑惮山东士族，既有隋大业时郎楚之一事悬为前鉴，我们若再引太宗以后之二例来看，则可知其非神经过敏。一件是高宗时选拔了李敬玄做宰相。李敬玄虽不是山东鼎盛高门，可是他既已显贵，又复久居选部，人士多想依附他。这样，他就和赵郡李氏合了谱，又前后三娶皆山东士族，于是台省要职，多是同族婚媾之家，高宗知而不悦。另一件是玄宗很看重崔琳与卢从愿，屡次想用他们做宰相。崔琳是山东清河郡望崔逞的后裔，卢从愿是七姓十家之一的范阳卢子迁七世孙，玄宗以其族大，恐附丽者众，就始终没有让他们入政事堂。

【摘自：《唐王朝的崛起与兴盛》 著/汪篯 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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