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山八友”传奇与来龙去脉

刘雨岑丨粉彩《寒鹊腊梅—白头海棠》

珠山八友来龙去脉

撰文／毕渊明（著名陶瓷美术家，已逝）

早在一九一O年间，有浮梁知事（即今之县长），名陈安者。浙绍人，来守是邦，酷爱陶瓷，崇尚风雅，尤赏识新建人王琦所作瓷板画相，与粉彩人物，嘉其新颖，曾贻之匾额曰：“神乎技矣”。由是王之声誉鹊起，技亦随之精进。数年后，陈调临川，后之来摄篆者，如韩兆鸿、何心澄等，亦喜爱陶瓷，提倡有加焉。一九二二年，何某乃怂恿王琦等人，以为欲发展陶瓷彩绘技艺，有筹设“瓷业美术研究社”之必要，于是由王琦、王大凡、汪野亭等人筹商，广罗同好，相地设社。社址选定佛印湖（即今莲花塘）畔逸兴公园内之景德阁。该社遂于是年秋间，始告成立。当时参加人数，约计二百余人，共推选王琦为正社长，王晓棠、饶华阶副之。凡入社社员，必须送交代表作一至二件，陈设社内。每月每人缴纳会费，作为开支。该社在是年冬初，曾开扩大美展一次，花色品种繁多，件数不少，每日参观人数，与会场热闹，真是漪欤盛哉。每周则由各社员中，抒其所长，供绘画稿一页，付之石印，散发社员，以资参考。迨后陆续参加人数甚多，从此美术作品，社内亦日已增多。洎乎，一九二七年，北洋军阀刘宝题溃军过境，竟将社内所陈设之精品瓷件，掳掠一空。该社同人，目击心伤，意念皆灰，该社遂于无形中，宣告解散。在一九二八年秋，有王琦、与外舅王大凡、汪野亭、何华滋、邓碧珊、刘雨岑、程意亭及先父毕伯涛，慨斯社之沦散，欲恢复以图强，于是年秋间，八人相约，各带纸画作品一幅，在市内文明楼酒馆内二楼（今珠山西路），开茶话会，品茗论画，相互观摩。在座八人，便定名为“珠山八友”，并订每月望日，开会一次，名为“月圆会”。八人轮流作东道主，肆筵设席，七人各带纸画作品一幅，以酬主人，是日畅谈饮酒，兴尽乃归。讵料好景不长，人事难测。一九三O年间，邓君道山归去，何君亦游艺浔阳，先君因奔祖丧，留寓波阳，八人中已去其三。后由徐仲南、田鹤仙、张志汤、方云峰、汪大沧相继加入因而月重复圆，会仍常集。每届炎夏，诸君便邀往五龙庵（今交际处）避暑，饮酒作画，畅叙幽情。迨至一九三五年，王琦病疫后，诸友先后凋谢，风流云散，月遂不再圆矣。而珠山八友之画风流派，至今尚脍炙人口。为了使人们彻底了解当时之先后珠山八友，各人之画风流派，以及籍贯、别号，特分别举例于下，使后之览者，得识庐山真面目也。

田鹤仙丨粉彩《梅花图》

毕伯涛丨粉彩《紫藤春燕》

王琦号碧珍，别号陶迷道人，新建人，以画人物著名。早年所画人物，其衣纹笔调，多仿钱慧安、吴道子。后别运匠心，参以黄瘿瓢之笔调，气势更为磅礴，在陶瓷彩绘上，开创新的纪录。王大凡名堃，别号希平居士，黟县人，善画人物仕女，师改七乡、沙山春、费晓楼。后集诸家之大成，有所创造，在陶瓷彩绘上，曾创“落地设色”。

汪平号野亭，别号传芳居士，乐平人，擅长山水，早年多学王石谷，后因技艺精进，落笔奔放，烟云满纸，有类泼墨。

何华滋名处，号许人，南陵人，以在陶瓷上画雪景得名，用笔工整，其生平之作，有《寒江独钓》、《梁园飞雪》。

邓碧珊号辟寰，别号铁肩子。余干人，善画鱼，翻波掉尾，栩栩如生。瓷板画相，乃其发明。

程意亭名甫，别号佩古斋主人，乐平人，擅长翎毛花卉，用笔着色，出入将南沙、恽南田之间。

刘雨岑原名玉成，后改雨城，别号澹湖渔。太平人，善画翎毛花卉，为波阳名画家潘陶宇之弟子，用笔纤秀，一秉师承，笔者当年，常戏之曰：“卿本佳人”。作品以雄鸡见称于世。

毕伯涛名达，别号黄山樵子，歙县人，清末秀才，擅长翎毛花卉，曾师事波阳名画家张云生，后学新罗山人，生平精研金石、诗、书、画。笔者幼承庭训，徒读父书，浪掷居诸，难成衣钵，为可愧耳。

徐仲南名陔，别号竹裹老人，南昌人，为当时诸友中年龄最高者，擅长山水，得黄鹤山樵遗意，兼写松竹。山水之名，为松竹所掩，山水之作，传世甚少，善鉴骨董。

田鹤仙名青，别号荒园老梅，绍兴人，初画山水，笔意在董北苑，居然之间，对画梅别有心得，后肆力专画梅，深得煮石山农胎息。

张志汤婺源人，善画山水，出入宋元，后改画郎世宁之马，其运笔设色，形神颇肖。汪大沧号一粟，别号桃园老农，黟县人，为先君弟子，专工山水，师古不泥，用笔简练，气韵浑成，意境奇奥，妙到豪巅。

方云峰号佩霞，别号惜花轩主，浮梁人，专工仕女，用笔纤丽，力追王小某、费晓楼。尤喜画猫，作品有《富贵根苗》、《耄耋延年》为世所赏。

综上所述，各友之艺林风范，后继虽不乏人，而得其真诠神髓者，尚属鲜见。用赋七绝一首，以殿篇末，诗曰：“八友而今成往事，纷纷传说有多因。为求事实明真相，我是当时见证人”。

方云峰丨《共同生活》

汪大仓丨《春晴》

邓碧珊丨粉彩《鱼藻》

程意亭丨粉彩《富贵白头》

徐仲南丨粉彩《竹石》

何许人丨粉彩《雪景图》

珠山八友的传奇

撰文／童福萍（景德镇著名陶瓷艺术评论家）

对于没有深入研究过“珠山八友”的我，那些先生、轶事和作品，都只是基于现实现有的想象，如梦幻泡影。但是想到贡布里希曾说：“我们想欣赏那些作品，就必须有一颗赤子之心，敏于捕捉每一个暗示，感受每一种内在的和谐。由于一知半解引起的自命不凡，那就远远不如对艺术的一无所知”，又不免心安理得起来。当局者迷，距离产生美，对“珠山八友”乃至那个年代的景德镇陶瓷研究，或许也需要一个观众的空谈。

二十世纪后，学术研究的“舆论气候”慢慢发生变化，随着新史学的兴起，历史个体的“故事”也开始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掌故轶闻的史料价值渐渐彰显。不惟对于史学，对于文学艺术研究来说，常能成为阐幽发微之阶梯、解索之关节。掌故的写作者身份多样，一类是故事中人，本人既是当事人或知情人；一类则是道听途说的记录者；另一类则是考索研究者，倚赖尽可能全面地掌握和辨别史料。写作者本身的品格、学养和趣味当然会在史料的选择和结撰中显现出来，甚至会决定掌故的功能性——是重文学化的趣味风神，还是重史学观的真伪轻重。研究“珠山八友”，首先遭遇到的问题是，如何运用不完整的掌故信息，对这一概念明确给定，他们都是谁？干了什么？景德镇瓷艺史上，“珠山八友”最早见诸文字的记载，是故事中人王大凡先生写于1938-1944年的《希平草庐题画诗稿》中的《“珠山八友”纪实诗》，但是这个“珠山八友”成员名单的铁证，后来又是由他推翻的。江湖上处处都是他们的传说，由于纪实性记录式材料的缺乏，在关于“珠山八友”的研究和出版物中，总是出现模凌两可甚至互相冲突的文字，“珠山八友”面貌渐渐模糊，观众也只能雾里看花终隔一层。

王大凡丨粉彩《渊明赏菊》

2004年，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耿宝昌、秦锡麟主编的《珠山八友》，辑入“珠山八友”的瓷板、器皿、纸画以及画作上的印鉴、款识、题跋诗，并附载他们的小传、年表、研究论文、鉴赏文章，为“珠山八友”的研究打开了一扇窗。从这扇窗户吹来的“新”风，在精神立场上恰与王大凡先生对“珠山八友”的自我概括相同，也解答了读者的很多疑惑。王先生曾画《“珠山八友”雅集图》，并曾题诗记盛：“道义相交信有因，珠山结社志图新，翎毛山水梅兼竹，花卉鱼虫兽与人；画法惟宗南北派，作风不让东西邻；聊将此幅留鸿瓜，只当吾侪自写真”。显然，“珠山八友”的意义并不在于它进入了陶瓷史，以及成就了景德镇陶瓷的辉煌，更重要的是它形成了立足现实、关注社会、注重创新的人文传统，同时将陶瓷的工艺性、美术性、人文性放在了重要的位置。十年过去，对“珠山八友”是否有更大意义上的拓展？某种角度而言，这个注重传承的、开放的、包容的艺术群体，可不可以成为一个典型的个案或学科？自1928“月圆会”元年以来，“珠山八友”倡导的创新性和文人画，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延续性，这种延续不仅以风格、形式、语言的相似性为特征，而且体现在其内在的文化观念、意义表达和创作传统中，通过对其传承、发展、超越过程的梳理和研究，能不能探讨工艺与美术、地域性与国际性、本土性与现当代性的关系，使之成为实质性和自觉性多元视角的典范呢？

时代需要完整地被表述。动荡不安的20世纪上半叶，景德镇乃至整个中国的陶瓷生态究竟如何，至少我很好奇，那个无法回去的年代里，个人命运和民族文化，如何从诸种文史风流中演绎。当然我们不需要造神运动，只是期待传说成为传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