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于廑（1913—1993年），原名吴保安，祖籍安徽休宁，少年时代成长于大运河畔的江苏宝应。1935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9—1941年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研习经济史。1941年秋考取清华大学第五届留美公费生，入哈佛大学文理研究院，1944年和1946年分获文学硕士及哲学博士学位。1947年应周鲠生校长邀请，回国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解放后先后兼任系主任、副教务长、副校长等职。
吴于廑先生为新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合作主持了两批全国性世界史大学教材的编纂（4卷本《世界通史》，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人民出版社1962年初版；6卷本《世界史》，吴于廑、齐世荣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1994年版），开创15、16世纪世界历史研究（主编《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共三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1990年版，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主要论著集结于《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在中国史学界，其倡导的整体世界史观，被誉为“世界历史新理论在我国兴起”。[1]所撰《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卷前专文《世界历史》，以及4篇专论世界史整体进程的系列论文（《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是对整体世界史观的系统阐述以及运用新史观对人类历史的宏观勾勒。诚如齐世荣先生所言，1978年以来中国学者对世界史体系的深入探讨，以吴于廑先生的成就“最为突出”。[2]
吴于廑先生的世界史研究有多方面建树，按学术类别有通史编纂、世界史资料汇编、世界上古中古史研究、15、16世纪东西方历史综合比较、西方史学研究及史学名著编译、中西文化比较等等。其才、学、识为学界广泛称道。成就的取得源自长期的潜心求索所积淀的深厚学术底蕴。早在青年时代，其留学哈佛的同窗好友、后来驰誉海峡两岸与新旧大陆的著名美籍华人学者杨联昇，就曾以一首归国诗送吴于廑先生：“思能通贯学能副，舌有风雷笔有神，同辈贤豪虽不少，如君才调恐无伦。”[3]笔者不拟就业师的学术作全面评价，仅以受业中印象深刻的若干方面作些追忆。
治学三阶梯
60年代初，我入风景秀丽的武汉大学读历史学本科，在一次师生迎春会上，教授们纷纷吟诗赋词，时为系主任的吴于廑先生书赠4个大字勉励同学：“由博返约”，意为青年学子应打下宽厚的学术基础，以便将来于某一领域作出专门性成果。10余年后的1978年，本人有幸重返珞珈山母校，直接跟随吴师读研究生。先生对我等“文革”后首批4名弟子谈治学，又进一步提出人生治学之“三阶梯”：宽—窄—宽。据先生解，人在青年时代求学应博览群书，学历史不仅要认真阅读专业方面的“看家书”，如基本的历史典籍，而且应当涉猎与此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知识，如与经济史相关的经济学名著，与思想文化史相关的中西哲学，避免学识单一、视野窄狭。这就是三阶梯中的第一个“宽”。中年时代治学者已有一定的基础学养，可集中精力选择某一专题探讨，以期深入下去，在前人基础上做出自己的成绩，形成自己的学术主攻方向和治学特色。最好能在某专门领域中发现一系列连锁性研究课题，使专门研究赋有生命力。应力避中年治学仍方向不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浅尝辄止，事事无成。此谓之“窄”，即向专深方向发展。至相对老年阶段，由于基础扎实，专门研究业已取得拓进，治学者便可重新放宽视界，在专精基础上转向综合，于较大学域内提升研究界面，获取更新的成果。此谓之第二个“宽”。
吴师在随后讲西方史学的课程中，又以近代西方客观主义史学创立人兰克（LeopoldvonRanke，1795—1886年）为例加以说明。兰克青年时代在莱比锡大学先后学习语言学、神学和史学，毕业后任中学古典文学教师，进一步钻研西方古典时代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李维、塔西陀等人的名著，为日后研究打下了较好的语言文字和史料基础。29岁时发表处女作《拉丁与日耳曼各族史》，附录《近代历史学者批判》提出“如实记述”的客观主义史学原则，在西方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渐入中年后以16至18世纪西欧政治史为主题，以各国档案库原始史料为依据，撰写了一系列包括德、法、英等西欧国家的国别史以及突出上层政治人物的教皇史。晚年编纂7卷本《世界史》，虽仍以西欧为中心，但毕竟超越国别史界限，体现其综合趋向。
“宽—窄—宽”的治学三阶梯说并非一个呆板和僵硬的治学格式，而是反映治史者应当重视的成才之路：学步时要奠定厚实的基础；研究问题切忌大而空泛，应科学选择自己的学术主攻方向；综合应当在专深的基础上进行。这些从学术发展史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对有志向抱负的青年学人无疑起着引路指向的启蒙作用。历史研究需要多方面的知识素养和较长的周期，史学家往往不易在青年人中大量涌现。治史者应尊重学科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作长期求索钻研的思想准备。治学三阶梯说为人们学习史学乃至整个人文学提供了闪光的学术智慧和门径。从吴师习史的众多研究生弟子，多年后仍体会到这种教诲的可贵。
学术转弯与学科发展
吴于廑先生讲究师德，也十分尊敬自己的老师，更善于从老师的谈话中吸取治学的营养。吴师生前多次与弟子谈及自己被南开大学经济所免试录取为研究生的经历。先生所撰《自传》中对此有更详实的记载：“1938年冬，在经历了抗日战争初期一段流离失所的生活之后，我到达了昆明。当时昆明已经设立了包括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在内的西南联合大学。陈序经先生任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兼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主任。……陈先生同我谈话约一小时，问了我好些问题，其中有的涉及东西方对知识的看法。谈话将要结束了，他说：‘南开经济研究所正在恢复，计划招收几名研究生。你来吧，不用考试了。’……在他同我仅仅作了一次谈话就决定收我作研究生，这对我确实是出乎望外。”[4]其实，这种不拘一格的录取方法，正反映了这位具有很高办学才能的学者之慧眼所在。陈序经（1903—196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赴美留学时获伊利诺大学哲学博士，后又赴德国柏林大学深造，31岁即受聘为南开大学教授并主持南开经济研究所，35岁已任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免试”其实不“免”，只是变换为更讲实效的“面试”。陈序经先生的眼力很准，他此次“破例”录取的学生，两年多以后与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的张培刚一起，成为清华大学第五届公费留美学生（总数17人）中仅有的两位文科学子。
吴师从陈序经先生谈话中尤为受益的是另一种学术上的“潜影响”。尽管陈先生已决定收他为研究生，青年吴于廑仍感犹疑，原因很简单：大学学历史出身的人能否改读经济类研究生？陈序经先生对此问题的答复也很简单：“在学术道路上，不怕转弯，多转几个弯，自有好处。”一番话语拨开了学子心中的疑云。在南开学习期间，吴于廑先生不但首先从经济史入手试行“转弯”，而且进一步认真阅读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马歇尔、张伯伦等西方经济学大家的原著，也读经济地理方面的书籍。进入哈佛后，又在治经济史的同时兼治西方政治思想史和法制史。经历诸次学术转弯，吴师渐渐萌发对东西方文明作比较综合的构想，并在南开和哈佛的研究生论文中进行了专题探讨，其中南开论文引起吴景超等前辈学者的注意和推奖。70年代后期起，作历史比较研究的想法又在他的脑海中再度活跃起来，并最终形成从全局考察和研究世界历史的整体史观，使海内外学人为之瞩目。
联系前述杨联昇先生赠吴师由哈佛学成归国的诗句“思能通贯学能副”，自然会想到学术转弯与学科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吴师晚年对学术转弯的益处有深刻的总结：“所谓转弯，就是多踏进一些相关的学科领域。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能够开阔视野，不以一隅自限。学术上转弯，看来有不同发展的可能。一种是转弯后不再回头，一种是转了弯又踏上原路。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有利于祛除狭隘之弊。学历史的人，……应当力避狭隘，因此不妨转转弯。”[5]以开放的心态治学，善于从相邻学科中吸收于本学科有益的成分，是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途径。这也就是当今国际学术界盛行的“学科交叉”（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某种学术的突破性进展，往往出现于学科的交叉点上。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福格尔和华盛顿大学教授道格拉斯·诺斯之所以荣膺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因为他们把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研究经济问题，为经济史研究的新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诺斯与罗伯特·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早已为我国读书界所熟知，其中对近代早期英、法、荷兰、西班牙四国的历史比较，就吸取了人口学、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以陈序经、吴于廑先生的话语来说，也就是运用“学术转弯”的方法。
直至晚年，吴于廑先生一直保持着这种开放的治学心态，从不固步自封。先生病故后，弟子们清理他所借图书，其中一本为借阅不久的英文《气候史》。法国年鉴派史学近年开辟气候史、体质史、心态史等新史域，为原有经济社会史范围的扩展，这种新的史学动向受到吴师的及时关注。我们无从得知吴师对这本气候史的具体看法，但从他生前与学生的谈话中可以大致领略，人类社会与环境自然的关系是历史研究不应忽略的层面，气候变迁也是治史者应适当具备的知识成分，对这方面情况的了解或许也可称作学术转弯，同样便于扩大视野。
关注和推行学术转弯的人多了，便会出现相应的交流园地。值得一提的是吴师生前为系资料室选订的一份史学刊物《跨学科历史杂志》（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于1970年创办。与办刊历史悠久的《英国历史评论》等史学刊物相比，这份刊物还显得那么年轻，而且出自一所理工大学之手。然而事实证明创办者颇有人文眼光，《跨学科历史杂志》现已成为国际上主要的史学刊物之一，吸引了包括剑桥、牛津、耶鲁、普林斯顿等一流大学的诸多著名学者前来投稿，具有很高的学术质量和鲜明的创新特色。武汉大学世界史专业研究生的论文撰写，已从这份杂志的成果中受益，包括资料的引用和学科交叉思想的熏陶。
治史与治史学史
谈起“史学史”，不少学生对此感到陌生，连一些历史专业的学生也是如此。实际上，史学史就是历史学学科的发展史和学术发展史。1978年从吴师攻读15、16世纪世界史硕士研究生，他所开设的第一门课就是近现代西方史学，从人文主义史学一直讲到现代西方的形态学派。开始我也不甚理解，为什么导师不针对专业和研究方向直接先谈历史本身？以后渐渐明白，治史者必须兼治史学史，这既是吴师本人的治学特点，也是每一位习史者应当观照的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吴师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包括治学方法、学术观点、历史思想以及由此完成的著述，其自身就是历史的产物。”之所以如此，盖出于以下两项原因：其一，任何史家在治史过程中总离不开自己所处时代的影响。他们选择的课题、研究的侧重点和所得出的结论，总是或轻或重的带有时代的烙印。代表某一历史时期主要发展方向的史学流派，其著述和观点往往就是为了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其二，任何史家也总离不开史学学科发展状态的影响。“任何一个历史学家，不论他们成就或大或小，都是历史学这门学科发展链条上一个或大或小的环节。关于这一点，不一定每个从事历史学习或研究的人都很清醒地意识到。但是不论怎样，他总不得不受这门学科已有发展的影响，他的先行者的影响。”[6]吴师强调指出，要认识治史与治史学史的关系，必须看到这第二种影响。
近年来自己也指导研究生，对治史与治史学史之间的关系便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任何学科都有自己的学科和学术发展史，如哲学有哲学史，文学有文学史，自然科学诸学科有数学史、物理学史、化学史、天文学史等等。同样，历史学也有自身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学习任何学科的人都应当知晓本学科的学术渊源与沿革。治史者不可能毫无学科上的历史依凭，也就是前人的学术遗产。史料、历史编纂方面的承继关系自不必说。没有《史记》，就不会有《汉书》。即便在史学思想、学术观点方面，治史者也不可能脱离这种依凭。后学之人当然不会一概墨守成规，完全袭承师法。但他们总不可能摆脱史学发展水平的总体制约。如果他们赞同前人的体系和观点，那么其所从事的研究就是在此基础上的延伸和扩大。如果他们对已有的学术成果持不同意见，那么其后续工作就是批判或扬弃，乃至另辟蹊径、别开生面。即使是后种情况，后学者的研究仍需以前人的基础为前提，以前人的观点为自己思考的起点和参照点，而不能凭空展开自己的研究，一切从零开始。不仅如此，后人在历史研究中的发展和创新，其所能达到的程度，亦不能脱离史学学科已有的基础和条件。总之，治史者必须关注学科的发展状况及其对史学研究的制约作用，清醒地认识自身在整个史学发展长河中所处的地位和阶段，既善于在前人基础上创新，又贵有历史的自知之明。
吴于廑先生对自己弟子的培养既宽容又严格。通过西方史学的讲授，他使学生看到长期受西方影响的世界史学科确实需要开拓和发展，尤其是摆脱西欧中心论和堆砌国别史的不良影响，有许多研究课题等待人们去探索，使后学之人看到自己拥有的学术活动空间和发展前景。另一方面，他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肯定西方近现代史学业已取得的积极成果，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史学在专门研究上的多方面积累，已经为世界历史的比较、综合研究准备了可以认真着手的条件。他要求学生认真研读西方史学名著，密切关注西方史学的新成果，在厘清学术前史的情况下搜集资料、策划选题，明确论文写作可以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防止枝蔓旁生，大而无当，使学生感受到哪怕在一个具体问题的论述中要取得成绩，也要付出艰辛的劳动。他充分肯定兰克开办讨论班（“习明那尔”）的培养方法，在研究生论文的具体选题方面发扬学术民主，尊重作者本人的意愿，不以导师的研究兴趣作取舍。曾与笔者先后同期攻读硕、博士学位的一位学友，在吴师着力探讨的社会经济史范围以外选择了宗教改革思想的课题，亦受到积极鼓励。凭借宽容的学术氛围和导师渊博学识的播化，其论文水准不仅获得外来专家的一致好评，而且拓宽了所在研究集体的学术层面。
跟随吴师在治史的同时兼治史学史，诸弟子的学术视野为之大开，学术思路也变得活跃起来。西方史学过去经历了哪些流变，形成了哪些史学传统，有哪些史学遗产值得借鉴？这些问题经常出现在学子的脑海里和彼此的讨论中。带着这些问题再去阅读西方学者的史著，对历史的观察就比以往深入和全面得多。事实表明，兼治史学史不仅促进了研究生论文的写作，而且作为一种基础学养，也为他们以后的治学研究提供了后劲。由于接触了风格各异、流彩纷呈的历史题材、史学思想、编纂方法、写作技巧，也利于学子博采众长，逐步形成自己的治学特点[7]。
“眼高手低”新解
“眼高手低”作为既定的成语，本意是指一个人的眼光高而能力低。此语颇具贬义。吴于廑先生在论世界史学科建设时却借此文字赋予新解，谓“眼在远处，手在近处，视野要开阔，研究要具体，这是从事历史学任何一个分支学科研究者能够取得成绩的必由之路。”[8]
对于这个问题，吴师的思考可谓由来已久。西方史学经兰克强调“如实记述”原则后，收集考订汇编史料在西欧各国蔚成风气。19世纪下半叶起各类国别史、专门史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是兰克客观主义史学影响下的产物，也标志着史学在西方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专门研究将史学发展引向注重历史的局部和细节，虽取得无可否认的成绩，却易于使史家的眼光偏于窄狭。当时只有少数人为之忧虑，如英年早逝、著有《英国文化史》巨篇的博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2年）就曾说过：“人类史最不幸的特点是，各部分虽已片断地备采无遗，但却未能将其集合成整体而确定彼此之关联。”及至本世纪中叶，形态学派大师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Toynbeo,1889—1975年）更进一步指出，绝大部分西方的历史学家都在向研究细节的历史这一方加权，他们明于观木，而暗于观林，因而有必要把森林带回到人们视力的焦点。汤因比的这番议论，是在回顾自己为什么要写作考察人类历史的巨著《历史研究》时所说[9]。正因为如此，吴师高度评价了汤因比为西方史学发展所作的“再定向”。
然而，汤因比所称的“细节的历史”和“整体的历史”，即历史的局部和历史的全局，其两者间的关系在具体的史学研究中毕竟是一个不容易处理好的问题，对于初涉史林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吴师对“眼高手低”所作的新解，为人们寻求两者的平衡提供了宝贵的思路。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辩证的史学方法论。
吴师十分强调治史者眼界要高远，特别是世界史，应当把研究重心置于关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局问题。他有一个颇为形象的说法，世界史要勾画的是“长卷的江山万里图”。在1982年应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之邀所作的学术报告中，又借滇池西山的石刻旧联改作新联，认为研究世界史要“置身须向极高处，放眼通观大世间”，对广大世界的历史加以通观，进行全局的考察。但是吴师又指出，通观必须以对一个一个关键问题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为前提，不但自己要研究，还要熟悉别人专门研究的成果和著述，尽管他们不一定是从较为宽阔的广度来进行考察的。没有这个前提，通观就会流于模糊，就不会是一种比较透彻的、在大小轻重之间能够取舍得当的通观。这实际上就是吴师所说的“手低”。
吴师曾对研究生多次谈及“眼高手低”问题。他认为，研究生作论文，题目不宜过大，但眼界却不能偏窄。他借用兰克的一席话作诠释。兰克说，真正的历史学家必须具备两种品质：其一是必须乐于进入其本身具有意义的具体事物，其二是必须注意事物有普遍意义的一面。吴师认为，兰克所说的第一种品质在今天可以理解为治史者应具有“钉子”精神、能对具体课题进行深入钻研。第二种品质则要求人们不局限于就事论事，而能在比较宽广的背景下审视局部，看到局部与全局的内在联系，以全局在胸的姿态从事专题研究。受先生教诲，从事15、16世纪世界史专业学习的弟子们，多能注意从这一时期世界历史重大转折的全局出发去选择课题，在所确定的专题中又注意辛勤搜集史料，反复推敲学术思路和写作大纲，确定论文的重点和难点，努力在历史研究中作出具有创新意义的成果。赋予新解的“眼高手低”，不仅是一种史学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学风建设规范，其包含的学术内涵是丰富而又深刻的，这是一位在世界史学科终生耕耘的著名史家留诸后世的治学格言。
注释：
[1]陈洪进：《世界历史新理论在我国兴起》，见《读书》1992年第2期。
[2]齐世荣：《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历史及前景》，见《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
[3]引自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页。
[4]见《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70—571页。
[5]《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第570—571页。
[6]吴于廑：《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见《内蒙古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4期。
[7]吴师博士生弟子在论文基础上所出专著有：李平晔《宗教改革与西方近代社会思潮》，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刘景华《城市转型与英国的勃兴》，中国纺织出版社1994年版；姚凯《日本封建社会自治城市研究》，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陈勇《商品经济与荷兰近代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8]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见《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9]M. F. Montagued., Toynbee and History, Porter Sargent Publisher, Boston,1956, P.10.
作者：陈勇 《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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