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华，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南京大学戏剧学博士，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先后担任韩国东义大学、英国兰开夏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访问教授
作者 王晓华（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南京大学戏剧学博士，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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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到尹海洁教授的《神学骗子骗了中国50多所大学》，不禁拍案而起。作者俨然是正义之化身，气势磅礴似走泥丸，措辞果决如行使终极审判权。仅仅经过简单的举证，有罪推定便宣告完成。这突如其来的高潮，恐怕闪了不少读者的腰。
然而，尽管作者言之凿凿，但所举的证据却极为薄弱：它们几乎全部来自网络，获取的方式犹如王林大师的隔空取物。仅仅凭借这些百度级的资料，作者便迅速勾勒出“神学骗子”的形貌，演绎了举重若轻的修辞学技巧，展露了蔑视对手的潇洒姿态。于是，浏览完这篇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奇文后，我却不由得感叹命运的诡异：作为北大78级的毕业生，王治河当过《国外社会科学》的副主编，樊美筠曾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副主任，其昔日的同学同事现在大都位高权重，而身居海外的他们却要接受居高临下的审判。于是，一个想法浮出脑海：假如他们留在国内，恐怕会成为本文作者最为敬畏的“中央学者”了吧？
当然，历史没有假如：在声名鹊起之际，他们离开了吾等“地方学者”高不可攀的平台，加入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家族，投身于弘扬生态文明的大业。复杂的因缘际会之下，他们最终成为作者眼里的“神学骗子”。我不想说出“势利”之类贬义词，但想斗胆问一句：倘若他们依然是学术界的权力主体，你还会冷嘲热讽、运笔如刀、快意恩仇吗？
在这篇奇文中，关键词是“骗子”。我认真地查阅了《现代汉语词典》，发现如下解释：“[骗子]骗取财物、名誉的人；玩弄阴谋骗术的人：江湖骗子政治骗子。”尹海洁教授使用这个名词，可谓一语双关。其中之深意，圈内人都会懂的。于是，最重要的问题考验归结为：他们是谁？
对于这个问题，我恰好具有一定的发言权：其一，我曾是克莱蒙美国过程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顺便说一句，该中心的确既属于克莱蒙神学院（CST）也属于克莱蒙研究生大学（CGU），这有中心的信笺为证，其实在我来看，不客气地说，该中心的光芒委实要比这两所学校大的多，因为它拥有柯布和格里芬等一流思想家）；其二，我也是中国生态文化的推动者，更容易还原他们的心路历程。此时，我想忠实地记录所见、所闻、所录，还原他们的精神形貌，供读者诸君参考。为了节约各位看官的时间，本文只想谈论三个问题：1.王治河先生的生态学转向（理解他的选择）；2.柯布教授的中国情结（消除对“渗透”的忧虑）；3.大卫·格里芬对“美帝国主义”的批判（告诉你他们有多激进）。
1. 王治河先生的生态学转向
在去美国之前，王治河是“后学”领域的代表性人物，其专著《扑朔迷离的游戏--有现代哲学思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和《福柯》（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影响颇大，至今仍被广泛引用。如果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他很有可能会成为尹海洁教授眼中的“顶尖学者”，头顶各类含金量身高的桂冠。然而，他为什么在声名鹊起之时选择了离开？缘何踏上了一条人迹罕见的小径？自我放逐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自我规划？
在还原王治河先生的心路历程时，我找到了一条重要的精神线索： 1997年1月，他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论文《后现代主义的建设性维度》，而《扑朔迷离的游戏》第一章的标题则为《流浪者的思维》。简单对比二者，我发现了一个逻辑线索：他想终结人文学科的流浪、坍陷、破产、陨落状态，穿越词语的碎片、废墟、空地，寻找具有建设性的路径。这些文本道出了告别的理由，也奏响了转折的序曲。此后，他奔赴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大本营，走上了“第二次启蒙”的道路。
与巴特、福柯、德里达等大哲不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试图探索：“如果我们想要在宇宙中如同在家，应如何做。”【1】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推动下，王治河开始了“生态学转向”。对于许多人来说，此类叙述过于高大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真是有人会为一种信念转型？作为王治河先生的精神同道，我的答案斩钉截铁：不但有，而且常常结对出现。譬如，1993年，在浙江大学任教的我突然醒悟，写下了《中国生态主义宣言》，从此升格为一个有使命感的人。正因为如此，我才理解王治河先生的选择：不是为了利，而是为了义。
在世界范围内，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既来得太早，又来得太迟，因为绝大多数人都被搁置在两次变革的间隙。这注定了先行者要克服持续的艰难处境。2002年，我应邀到克莱蒙进行学术访问，亲眼目睹了王治河先生“转向”后的清贫生活：租来的陋室、逼仄的空间、经常罢工的老爷车，等等。当时，即使在美国，生态主义也是边缘思潮，弘扬它的人很难获得像样的经济回报。如果说窘迫的生活一点也没有影响他的情绪，那显然是在掩盖事实：与大多数人一样，压力也会使他不安、焦虑、急躁。不过，他依然坚持了近20年，继续在误解、低估、讥讽中前行，现在又因“宗教渗透”和“文化侵略”而被推到风口浪尖。支撑他的的确是信念的力量。
在这20年里，“生态学转向”没有给他带来了丰盈的经济回报，但却增强了“人类的福祉”：“在从解构性转变为建构性，从粉碎思想到建构思想的深刻转变中，中国思想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乐黛云先生的评价。它道出了一种定位：在她所说的“中国思想家”中，王治河先生无疑是“枢纽”，是领军人物；正是由于他的努力，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才在中国生根、发芽、成长。它影响了包括汤一介在内的顶尖学者，推动他们重新思考“中国道路”：“在中国已经发生广泛影响的‘国学热’和‘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有机结合，如果能在中国生根并得到发展，也许中国可以比较顺利地完成‘第一次启蒙’，实现现代化，而且会较快地进入以‘第二次启蒙’为标志的后现代社会。”如果同胞们认真倾听这位“中国思想家”的话，那么，雾霾蔽日的景象或许就不会出现。
2. 柯布先生的“中国情结”
在尹海洁的质疑文章中，王治河等人被标画为居心叵测的“渗透者”：试图把西方精神强加给中国的传教士。仔细审视其略显冗长的叙述，我发现柯布的名字也赫然在列，不由得在心中大呼冤枉。
根据我的亲历，这种冷战式表述树立起的是颠倒的意象：身为著名思想家的科布非但没有“渗透”之志，反倒有向中国“求援”之意。在我2002年所做的访谈中，他明确表示：
中国将很有可能在五十年内成为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心，中国人口比北大西洋国家人口总和还多。中国人以其智慧、活力、自律、善于经营和创造性闻名于世。许多其它东亚国家的人民也是如此，但中国人民更突出。从很多方面看，西方正在走下坡路。在十八到十九世纪东亚确实处于衰落中，然而它现在正在迅速复兴。当然，西方的实体思维至少在表层上影响着中国人，因为它支撑着中国人目前正在极力追求的现代性，但我坚信中国人的深层知觉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它最终将再次证明自己。西方的过程思想为把中国的直觉与西方科学的成果结合起来提供了机缘。当过程思想被中国人所拥有和借鉴时，它在中国将比在西方获得更丰富的发展，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有机整体主义的。【2】
此后，在一次会议间隙，他又不断问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看法。在他看来，改革后的中国可能综合东西方各自的优势，为世界走出一条新路：利用后发现代化的优势，中国可以既克服传统资本主义的缺陷，又超越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模式，创造出一种重视生态、关怀底层、弘扬多样性的多元新型文明，带动整个世界的后现代转折。面对中国时，他语词谦卑，态度真诚，总是表达殷殷期待之情，丝毫没有德里达式的傲慢。可是，如此热爱中国的老人，竟然也被当作居心叵测之辈。这是谍战片看多了的结果吗？无论如何，以阴谋论之心，度大爱者之腹，其缪莫大焉。
柯布教授是知行合一的学者。他几乎为生态文化捐光了所有家产，甚至卖掉了房子，自己住在老人社区中。作为王治河交往最多的美国学者，其言其行都深刻地影响了他。由他的立场，我们可以反过来还原王治河等人的“中国情结”
3. 格里芬教授对“美帝国主义”的批判
如果上述“亲历”还不能破除“尹海洁”式的幻觉，那么，格里芬教授的立场足以排除类似的疑虑：在我访问期间，作为过程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他激烈抨击“美帝国主义”，甚至认为9·11事件是布什政府的阴谋。可以说，他是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美国学者。
2002年5月17日，我来到格里芬教授位于圣塔芭芭拉自建的生态屋中，采访了这位因主编《后现代科学》而名扬华夏的大咖。在几个小时的对话中，他把批判的锋芒对准了自己的祖国：
虽然美国被认作民主国家中的领军人物，但它的民主是富人的民主，也就是说，它并非真的那么民主。事实上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如此地依赖于少数极富裕个人和公司的金钱，以至于很难让他们对这一转变（从使用石油、天然气、煤转向使用太阳能和风能）在立法上投赞成票。由于那些垄断了石油和煤碳的大公司要这些原材料继续被使用，它们会用金钱阻止通过应用无污染技术的立法。【3】
此后，他又通过电子邮件继续批判“美帝国主义”：
晓华，你和其他中国学者的主要问题是相信美国至少在某些国家推动了民主进程，但事实上美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是阻碍全球民主的主要力量。它在许多国家里妨碍乃至颠覆了民主。除了两个例外，美国没有推动任何国家的民主进程：这两个例外就是日本和德国。但日本的民主是极为有限的，特别是在1947年著名的“大逆转”之后。日本和德国之所以成为例外，是因为美国需要它们在二战后分别在亚洲和欧洲做它们的代表。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丝毫的利他主义。
这种批评不可谓不彻底。它甚至使我觉得“激进”。断言这样的美国学者推销美国精神，是不是滑稽了点？误解真的这么引人入胜吗？
需要说明的是，大卫·格里芬是王治河的博士生导师。在他的影响下，王治河也激烈批判西方的主流观念，他和樊美筠提出7点具体主张：（1）超越人类中心主义，高扬生态意识；（2）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推重文化互补意识；（3）挑战划一思维，欣赏多元之美；（4）拒绝“抽象自由”观，走向有责任的深度自由；（5）扬弃均质思维，走向道义民主；（6）挑战霸道科学，走向厚道科学；（7）超越纯粹理性，呼唤审美智慧。【4】这是一个十分全面的行动纲领。其中蕴含着满满的人类之爱。唯独没有的是所谓的“阴谋”。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不喜欢以恶意揣度别人。面对尹海洁教授的奇文，我更愿意相信她是真诚的：她在表达一个北方知识分子的信念，捍卫她想象中的国家利益。此刻我想起了怀特海的名言，“没有两个实际存在物源于完全相同的宇宙”。或许，她激烈的语言也是一种提醒：在观念播撒、增殖、分延的过程中，各种利益关系的边界会出现交叉、博弈、冲突。仅仅有善意是不够的。恰当的策略可能更为重要。
不过我还是真诚地希望尹海洁教授能静下心来读读柯布的《21世纪的生态经济学》（与著名生态经济学家达利合著）和《生命的解放》（与澳大利亚著名生物学家伯奇合著），这两本书都有中译本）。如果实在没有时间，也请无论如何花两分种时间读读柯布博士给您的公开信。您会发现，另一种人是存在的，别一种文明是可能的。衷心希望您和我们这些生态主义者一起踏上建设生态文明之路。
就此打住，谨以此文还原我眼中的“他们”，声援被误解的生态主义者。这是我祝福人类的一种方式。
参考文献
[美]大卫·格里芬编《后现代科学》，马季方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39页。
王晓华《为了人类共同的福祉——柯布教授访谈录》，《社会科学报》2002年6月15日。
王晓华《后现代转折与我们这个星球的希望》，《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王治河 樊美筠：《第二次启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作者与格里芬夫妇和王治河先生在一起
▲作者与柯布教授等聚餐（王晓华，教授，博士，著有《个体哲学》、《生态批评》、《身体美学导论》等，曾为美国、英国、韩国、瑞士多所大学的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