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段伟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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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生态学属于自然科学，但其学科特征相较物质科学乃至一般的生命科学无疑有相当的差异。因此，一方面，生态学也像物理学和生物学一样，陷入了“机械”还原论和“有机”整体论之争；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又无法摆脱原子论或机械论的影响，进而陷入构成论与生成论之争却又无法完全厘清二者之差异。究其原因，乃因为其在方法论上沿袭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原子－结构”、“微观－宏观”思想，而且采取此方法论的前提是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距离的观察者和操控者的视角。19世纪下半叶，这一方法论因自然科学的强大而拓展为新兴的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将“原子－结构”、“微观－宏观”思想转换为“个体－集体”、“微观－宏观”叙事。由此就带来了所谓的宏观之谜：微观层次上不断变化的（真实的）实体如何造就了宏观层次上想对稳定的（虚拟的）实体，如细胞与身体、蚂蚁与蚁山、行动者与社会等。
生态学的方法论实际上所采取的也是“个体－集体”、“微观－宏观”叙事，但基于此方法论叙事所展开的研究却在理念上与生态学的初衷相违背。一方面，微观上运用的基于统计的动力学分析，使其所研究的“个体”浑然不可区分，无异于统计物理学的全同粒子；另一方面，宏观上诉诸整体论或复杂性，但问题是不论是整体性或有机性都源于观察者或操控者视角，所谓宏观以及整体性或有机性本身相对于微观或个体并不具有本源的内在目的性和层次上的优越性。前者使生态学及其研究对象混同于物理学，后者使生态学及其对象混同于科学化的社会学和历史哲学化的神学目的论；或者说，前者使生态学的研究对象祛生命，后者者则赋予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本身并不具有的神目性和精神性。两者既背离生态学研究对象的本来面目，又分别赋予其相互矛盾的特性，由此既难以把握研究对象本身，也无法打通微观－宏观的分野而实现理论上的自洽。
要克服上述生态学方法论悖论，应该回到前述19世纪后期近代科学方法转换为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一般科学方法论的原点，反思其合理性。我们看到，在那一原点，先入为主的默认知识基点一是以经典物理学为典范的微观还原论，二是自然哲学中的有机论和历史哲学中的神目论及精神观。实际上，对这两个基点的克服和超越就是当前自然哲学的关键议题。在物理学中，由柏格森、巴士拉、德日进、西蒙栋、德勒茲等人发展出的“个体化”和关系实在论为克服经典原子论奠定了基础，莫兰、普利高津等由此发展出面向物理和信息复杂性的自然哲学。
同样地，要想克服生态学方法论的悖论，首先应该对这两个基点的合理性予以质疑，探寻可以超越这两个基点的新的自然哲学基点。为此，近年来相关研究者关注到19世纪末法国学者塔德（Gabriel Tarde）的“泛社会学”理论，并翻译出版了其1895年著作《单子与社会学》（2012）的英文版。在一百多年后重新发掘塔德思想的原因有二：一是其自然哲学思想秉承了莱布尼兹的泛自然哲学传统，其所发展的单子论是没有被近代物理学选择的概念，因而很大程度上未受到近代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影响，没有经典原子论的原初方法论包袱；二是其“社会学”与其同时代的法国社会学家杜克海姆等创立的科学化的社会学范式不同，不仅没有引入微观－宏观二分，而且其研究对象不限于人类社会而包括任何形式的群体。也就是说，其理论是一种泛社会学，我们可以称为“群学”。
引入塔德的泛社会学思想和单子论方法将有助生态学方法论的重建。首先，从单子论的思想出发可以对研究对象的无差别性、微观－宏观二分、整体性与有机性（包括生成论相对于构成论）的优越性等现有生态学方法论的前提加以系统的审视，以此超越还原论与整体论之争，寻求能真正反映生态学研究对象本身的研究方法论。其次，超越观察者与操控者视角，打破“原子－结构—整体”和“有机生成整体”的两极化误读，不以认识者所认为的重要性和关切度预置研究对象的优先性，清除或明确标识生态学研究方法中的物理学、社会学、神学和历史哲学隐喻——以廓清其知识上的有效性及限度。其三，在泛社会学或“群学”的新范式下，一方面，将生态学研究作为群学的新典范，在研究中积淀和发展出一般“群学”方法论，另一方面，摆脱经典原子论和有机整体论的先入之见及其科学化的方法论，进一步探讨个体化、关系实在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等对于生态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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