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村奋斗——一个村支书的中国梦》
赵安/著
2015年,当了近三年村党支部书记后,27岁的赵安之离开了祁川村。离开那天,古老的村庄再平静不过,赵安之仿佛她无需留意的一个过客。而年轻的赵安之却满心惆怅。他最牵挂的是,作为一个外来村官,那些自己遗留下来的“制度性的工作”,是否不久便会烟消云散,不再有人提起。
时隔一年多,赵安之在祁川村工作、观察与思考基础上写成的书终于付梓,书名为《祁村奋斗——一个村支书的中国梦》。
读好书不一定能治好村
正如赵安之在前言中所写,“一个村庄就是整个社会的一个切片”,这本书为观察研究中国农村法治文化提供了鲜活的材料。
祁川村是一个位于中国西北的典型贫困村庄,隶属于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常年干旱缺水,近年人口大量外迁。赵安之就是庆阳人,但他来到这里当大学生村官属偶然。
为了更好地在农村开展工作,学农的赵安之又去读了法律硕士——“在基层工作,法律太重要了”,他说。但下到村里,他才发现书本和实践的差距。
以祁川村村民小组长选举为例,让赵安之始料未及的是,“按照选举法,竟然步步都会遇到困难”。首要的问题,往往是选民达不到人数要求,赵安之等人只得挨家挨户动员。好不容易满足人数要求,到了无记名投票环节,又出现村民坚持要举手表决,不同意无记名投票的情况……
“无数次在田间地头、寻常巷陌,不厌其烦地讲解平等协商、自由民主、依法治村的原理,而沉默寡言的留守老人,自有他们用一生的阅历所理解的政治。”赵安之写道。他一度自嘲是“机械的民主主义者”,以为读好书就能治好村——就学历而言,他确实是祁川村历届班子里最出众的领导者,其他人大都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当地群众。但很多时候,当地农民想出的办法倒比“见过世面”的大学生更有效。
寻求民主法治软着陆之道
不过,赵安之当然也有身为法科生的优势。他摸索总结出农村金融、民主选举、低保评议等诸多方面的制度模式,以求“实现民主与法治的软着陆”。其中之一便是“135模式”,即“第一书记”驻村制度、行政村“三委会”(“村人大”、村委会、监委会)制度、村小组“五代表”(由各个村民小组通过直接民主向行政村选派5名代表)制度,旨在构建一个能使村民充分参与、善意表达、理性决策的平台。
对于农村民主环境、法律意识、理性文化的培育,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赵安之尝试从细节入手引导村民,“投石计票”就是一个例子——摆一排盆子,盆上放着项目各个方案图片,村民以石子为票,投入盆中。如此,即便是文化水平很低的村民也能参与进来。“‘民主下乡’‘法治下乡’如果没有一套科学、务实、具体的操作程序,只在书斋里想象,是不可能实现的。”他直言。
庆阳是“马锡五审判方式”的起源地。抗日战争时期,时任陇东专区专员兼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的马锡五,创立了一种行政权与司法权合二为一的矛盾调解机制,此后这一机制深刻影响着我国基层诉讼模式。
在农村工作中,赵安之亲手调处和化解的矛盾数量相当可观,涉及借贷、产权、婚姻等各种民事纠纷。据他观察,近年来,“官民纠纷”在乡村社会有数量递增态势,其中只有少量纠纷最终流入司法程序,绝大多数矛盾都以“群体上访”的方式显现,以行政调解的模式进行化解。这让他不禁思考,在新的历史时期,乡村司法该向何处去?
乡土文化沉淀最深处的忧思
尽管自己熟悉乡土文化,又身为法科生,但赵安之感到,“在乡村民事纠纷领域里,现代司法有时候很难进入”。
赵安之常见到这样的情形,“为父母者要耗费大半生的财力、物力、精力为孩子组建新家庭,完成任务后,自己却重返老旧窑洞孤独终老”。伴随着天价彩礼出现的悔婚、骗婚、逃婚等,让许多家庭苦不堪言。
赵安之认为:“现在的彩礼已经由传统社会中象征性的礼仪,异化成为女方家庭向男方家庭索取巨额财产的婚姻买卖……”然而,当他把自己的这番理论讲给村民们听的时候,对方却说:“赵书记,你懂个屁!”
在赵安之看来,农村是中国乡土文化沉淀最深厚的领域,一方面,传统家族所遵循孝悌原则如今时有失灵,而法治观念又尚未完全在祁川村扎稳根基——富裕的子女不赡养老人的案例并不鲜见,不信任公共决策、试图“走关系”索要低保者大有人在……于是,赵安之等人提炼祁村精神,制定村规民约,希望唤醒古老土地上的优良传统。不过,因为工作调动,包括村规民约在内的那些制度现状如何,赵安之不得而知。
时至今日,常有人问赵安之,村中三年,你最大的政绩是什么?答曰,就是那些既看不见也摸不着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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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张琼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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