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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通知》为“读经运动”纠偏
鲁玉| 文
北京大学法律硕士生
摘要
如果说教育部《通知》对“纯读派”作出了限制，中办、国办2017年1月份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更体现出了在体制内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努力。这一《意见》提出“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当然，这一主张，落实到实践之中，最终结果是加强柯小刚所倡导的生命教育，还是简单地替换考试内容，我们尚无法预测。路是人走出来的。而只有保持反思，时时纠偏，路才能走得正直，更长更远。
2月22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2017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就读小学一年级儿童的截止出生年月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统筹确定。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除加强对传统控辍保学重点群体监控外，要高度关注接受“私塾”“读经班”等社会培训机构教育的学生。适龄儿童、少年未按《义务教育法》相关规定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学校及教育部门要立即落实失学辍学学生劝返、登记和书面报告责任。对于因身体健康等原因确需缓学的，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向县级教育部门提出申请，获批准后方可缓学，不得擅自以在家学习替代国家统一实施的义务教育。
在这段话中，“私塾”和“读经班”两个词十分显眼。政府文件总是写得很抽象，但它所针对的问题，却是清晰的。它批评的是是游离于义务教育体系之外的“纯读经”做法，这一做法在我国大陆已经造成了许多负面效果。《通知》表明，柯小刚等儒家学者自发的针对“纯读经”的纠偏行动，获得了教育部门的积极回应。
“纯读经”主张源于台中教育大学副教授王财贵，他于1994年在台湾发起的“儿童诵读经典”的教育运动，后到大陆进行宣讲。他的表述是“老实大量纯读经”，要求孩子在13岁以下接受读经教育——不加释义地背诵大量经书，理由是13岁之后，孩子就会进入到创造力爆发的时期，背诵经书可以在孩子创造力勃发之前“固本”，有了这样的基础，13岁后精神之本才有办法进行创造。王财贵倡导的这种新型的读经教育形式，在大陆宣讲时恰遇 “国学热”，因而获得了许多人追捧。2008年前后，专门教授儿童读经的社会培训机构如春笋般涌出，发展到今日，全国已经建有数百家读经学堂。其中，温州文礼学院是这些读经学堂中公认的最高学府，文礼学院的院长，正是宣扬“老实大量纯读经”的王财贵。文礼学院的入院门槛极高，要求学生对着录像机一字不漏地“包本”背下《论语》、《佛经选》、《莎翁十四行诗》等30万字经典。自2012年文礼学院招生以来，现有学生33人，而且全国至少还有2500位学生在等待进入书院学习。根据读经运动的规划，“十年读经，十年解经”，这二十年的读经计划是完全排斥义务教育体制的，这也是教育部在《通知》中对其特别关注的原因之一。
“读经运动”是以儒学教育的名义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的。当代社会的教育受到“利益”和“效率”等经济目的驱使，重视工具理性。而传统儒家讲“君子不器”，试图提供“人的养成”意义上的生命教育。在“读经运动”兴起之初，当代儒家学者面对儒学教育内涵所剩无几的惨淡状况，和体制内经书学习的内容无法满足学生全面了解传统文化的需求的社会现实，对全日制读经运动寄予厚望，希望可以通过读经运动弥补义务教育的缺失，更广泛地传播传统文化，为想要更全面地学习传统文化的学生和家长提供多一种选择。但随着学者们更深入地接触到实践“纯读”的学生、家长和老师，不少学者们发现，“纯读”实践与他们的期待完全背道而驰，不仅起不到济主流教育之穷的作用，甚至还复制和放大了主流教育的弊端。
“纯读派”要求，学生必须在5—15岁之间不加任何理解地背诵大量经书，如此“包本”背诵并录制视频后才能进入到书院中学习“解经”。相比义务教育体制，这种教育方式其实更加呆板和无趣——要求每天八小时封闭式纯粹背诵；“升学”办法也更加残酷——包本背诵三十万字经典才有听老师解经的机会。“纯读派”在教育形式上是反体制的，但采用替代义务教育的方式是在与世隔绝的地方苦背经书，这种激进的保守主义态度，并不是对现存教育体制的“矫正”，而是对教育体制现存问题的逃避。其最终的结果不是开辟出一条与当代社会相适应的教育新路，而实际是复制另一种形式的体制教育，而且形式更加僵化、竞争更加惨烈。
“纯读”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其主张者将儒学作为静态的、已经完成和封闭的价值体系和文化遗产。然而，儒学本身其实是一个不断“生成之物”，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自我更新的文化形式。读经运动将儒学静态的解读必然导致其灌输式的高度体制化的读经教育模式，只可能培养出一个儒家教条的“复读机”，而很难教育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与当代社会“工具培训”教育想补充的“人”的存在。
这种僵化的教育模式本质上完全背离了儒学经典自身提倡的精神。在《礼记·学记》中这样描述学习的过程：“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返，谓之大成”。可见，儒家的传统是主张循序渐进、知行合一的教育方式，将学习知识、品德教育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进行，而非是一味地对经书进行“纯读”。
柯小刚
儒学学者柯小刚近年来旗帜鲜明地批评“老实大量纯读经”为愚昧狂热、野蛮粗暴的教育方法，这种教育方法背离了真正的儒家精神。他主张双管齐下，一方面对民间私塾办学加强引导和监督，另一方面改进体制内教育的经典教育质量，使之能提供真正的生命教育。如此，可以形成以体制内教育为主、民间另类教育为辅的良好格局。
如果说教育部《通知》对“纯读派”作出了限制，中办、国办2017年1月份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更体现出了在体制内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努力。这一《意见》提出“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当然，这一主张，落实到实践之中，最终结果是加强柯小刚所倡导的生命教育，还是简单地替换考试内容，我们尚无法预测。路是人走出来的。而只有保持反思，时时纠偏，路才能走得正直，更长更远。
编辑：临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