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龙存
作者简介：孙龙存，男，江苏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副校长，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校聘教授，教育学博士。徐州221011
来源期刊：《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16 年第20164 期第61-72 页
关键词：社会功利主义/ 国家竞争力/ 教育政策/ 逻辑前提/
摘要：国家竞争力理论是经济学领域的一套理论体系，但从宏观角度讨论国家竞争力，它又是一个跨学科的范畴。国家竞争力作为许多国家教育政策变迁追逐的一条核心主线，国家竞争力理论能否合理有效地解释教育政策的变化，这成为研究首要解决的逻辑前提。教育与国家竞争力发展的乐观主义观点认为，教育在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中起着巨大作用，教育是国家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基石。社会功利主义成为国家竞争力与教育的共同价值基础，国家竞争力与政府政策高度相关，教育政策又是政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要素构成了国家竞争力理论解释教育政策的逻辑前提。
中图分类号：G40-05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2095-1760(2016)04-0061-12
国家竞争力作为经济领域的一种理论，滥觞于两个世纪以前的亚当·斯密(AdamSmith)和一个世纪以前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奠基性分析。[1]国家竞争力理论运用经济学分析手段，考察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比较注重对硬指标的考量，但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对某些软指标(例如文化、教育等因素)的考察。“如果从宏观角度讨论国家竞争力，就已不完全是一个经济问题。国家竞争力问题不完全属于经济学分析的范畴，而是一个跨学科的范畴。”[2]国家竞争力就成为了许多国家教育政策变迁追逐的一条核心主线。我们从较为宏观的层面去理解国家竞争力，试图用国家竞争力理论分析模式去解释教育政策的变化线索，去探索这二者之间的“一系列联系”①。那么首先要解决的是这二者之间有没有一系列联系，国家竞争力理论能否合理有效地去解释教育政策的一些深层次变化，这成为研究得以进行的逻辑前提。
一、教育与国家竞争力发展的乐观主义态度
对于教育与国家竞争力的发展，既有悲观主义观点，也有乐观主义观点。悲观主义观点认为教育与国家竞争力发展之间的相关系数不大，或者二者之间因素复杂，很难用其解释另一方的发展。然而，大多数学者持乐观主义的观点。这些学者承认教育在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把教育看成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国家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基石。
涂尔干(Durkheim)认为公共教育系统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促进社会整合的作用，因此可以把它当作宗教的功能替代物。[3]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ic)是一个教育乐观主义者，他看到了大众教育的可能性，相信教育在大众文化上的价值。在国家形成中，教育是一个关键工具。[4]教育是实现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手段。“国家的教育作用和形成作用，其目的始终是建设一种新型的更高级的文明，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文明’和道德规范符合经济的生产结构不断发展的需要。”[5]如果把全体人民提高到一个“特定的文化道德水平”是国家最重要的职能之一，那么两个最重要的工具就是学校和法院。“学校发挥正面教育的作用，法院发挥的是约束和消极教育的作用。”[6]国家应该实现教育均衡，大力发展公立学校教育。实现国家办学，达到普及教育的目的。“教育培养新一代的全部职能由私人的变为国家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不划分集团或等级，将教育普及到整个下一代。”[7]学校的确定成了国家干预的对象，也是国家试图实现其目标的重要途径。
教育是人类解放的工具，是“人的一种权利”，同时，教育是国家的工具，必须要体现国家利益。“教育史上最具讽刺性的现象之一就是，19世纪相对较为民主的国家，如法国、德国、美国这些早已完成了政治革命的国家，却不得不向独裁政治下的德国学习和借鉴学校教育改革的模式。泰勒(A.J.Taylor)写道：“德国的教育体系是其征服世界的‘强大发动机’。这些民主化程度较快的国家，尽管很少能理解德国这种专制统治的目的，然而在适当的时候，这些自由共和政体也会去证明教育作为高效的社会控制工具的价值所在。”[8]在美国，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它和政治势力的平衡之间存在另外一种关系。教育显然是共和理念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促进个人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形成的一股变革力量。在共和党人看来，维持脆弱的共和“民主”离不开教育。[9]这也是约翰·杜威(JohnDewey)在其巨著《民主主义与教育》所表达的要旨，因为民主主义就是这种社会的原则与灵魂。这种进步的社会急切需要人与人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的思想感情的交流融合，当然这是时刻离不开教育的。理想的民主主义国家应当充分利用各人不同的才能，来共同促使社会进步，绝不该借口人的天赋不齐而造成阶级鸿沟。[10]
对于教育与国家发展的关系，尤其对国家经济发展持乐观主义态度的要属人力资本理论最具代表性。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最基本的主要手段，所以也可以把人力投资视为教育投资问题。教育投资是生产性投资，能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收益。人力资本理论对教育与经济关系的认识，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曾一度统治了美国对教育与经济关系问题的看法，并由此构成了以芝加哥学派为核心的主流教育经济主义思想，为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兴起提供了理论武器，也促进了60年代教育投资热的兴起。这一理论重要的支持论据，便是二战后联邦德国和日本的恢复与发展。二战后，这两个国家作为战败国，生产设备几乎完全破坏掉了，但在较短的时间内经济便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的人民具有较高的知识、技能，这些国家在提高人们教育程度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这些国家不仅应用和消化了从国外引进的先进科技成果，而且自身具有了创造性的科研能力和技术水平，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教育不是解决所有社会弊端的灵丹妙药，但教育却是社会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教育既是人道主义的，它又是科学主义的。[11]“教育并不是打开实现所有上述理想之门的‘万能钥匙’，也不是‘芝麻，开门吧’之类的秘诀，但它的确是一种促进更和谐、更可靠的人类发展的一种主要手段。”[12]“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教育观念、技能与知识——在任何地方都是人民与国家的真正财富。”[13]“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一个社会的前途，都将取决于受教育国民的数量和质量。谁赢得了教育，谁就将赢得未来。从‘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到‘教育与国家财富’，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到发达国家，它们都把教育置于如此重要的地位。”[14]教育与国家发展的乐观主义观点占据了主流，尤其契合了各国领导阶层的强国之梦，他们把教育作为强国的重要载体。
二、国家竞争力与教育的共同价值基础
1.社会功利主义的本质解读
社会功利主义是指以追求社会能力最大化为目标，以功利主义“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论证行为合法性的方式和手段，进而由这一目标统摄其他一切社会行为的价值指导原则或善恶评价体系。
一提功利主义我们便大加鞭笞，一提教育的功利性，便认为损坏了教育的唯美、唯真、唯善的本质，侵蚀了完美人格的养成，缺乏人性的超越等。我们往往对功利主义的认识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凡是功利的都是扭曲人性的，凡是功利主义的都是与人文主义根本对立的，似乎功利主义是百害而无一利。其实，功利主义本身没有错，诚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所言：“功利作为一种价值本身并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人们必须得问：‘为了何种目的的功利?’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功利开始被视为一种独立的价值，而且事实上它将其他所有价值都囊括在内。”[15]对于功利主义，提倡功利主义要看提倡谁的功利，反对功利主义要看反对谁的功利。我们反对的是唯功利主义，急功近利。就像科学主义的出现本身是人类的一大幸事，给人类带来莫大的福祉，但唯科学主义把科学推至极致，把人文主义挤压殆尽，则走上了危险的边缘。故而，首先有必要对功利主义的本质做一个清晰的把握。
功利主义学派的创始人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认为，功利指一种外物给当事者求福避祸的那种特性，由于这种特性，该外物就趋于产生福泽、利益、快乐、善或幸福，或者防止对利益攸关之当事者的祸患：痛苦、恶或不幸。假如这里的当事者是泛指整个社会，那么幸福就是社会的幸福；假如是具体指某一个人，那么幸福就是那个人的幸福。[16]功利主义认为，人应该做出能“达到最大善”的行为，所谓最大善的计算则必须依靠此行为所涉及的每一个个体之苦乐感觉的总和，其中每一个个体都被视为具有相同分量，且快乐与痛苦是能够换算的，痛苦仅是“负的快乐”。不同于一般的伦理学说，功利主义不考虑个人行为的动机与手段，仅考虑个人行为的结果对最大快乐值的影响。功利主义主张：增加最大快乐值的即是善；反之即为恶。也就是说凡是能给个人带来幸福的即是功利的，最大的善即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maximum happiness)。
由于功利主义强调行为人的结果，而不管行为的动因有失全面；另外功利主义所谓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不能确定善的大小、范围，容易导致不公；再则基于立场不同，对利益的看法也不一样，最大多数人普遍同意产生最大价值的行为，也可能导致对少数人的不公正的伤害，谁来保护少数人的正当利益和幸福呢?进入20世纪后，功利主义由于面临这些难以解决的理论困境而逐渐走向衰落。但到了20世纪中后期，边沁、穆勒开创的功利主义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复活。功利主义在英、美、澳等英语国家渐入人们的视野，对于社会或政府而言，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成为其基本职能。
现代功利主义是在近代功利主义传统的基础上，适用现代哲学研究的方法对其重新阐释而形成的新功利主义规范伦理学，一方面它秉承了古典功利主义流派思想的内核，另一方面又切合了现代社会的发展，为现代社会特别是市场经济提供了一种理论解释工具。诚然，功利主义有其偏颇之处，如狭隘的目的论，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最终仍然是个人主义等。但客观地讲，功利主义对于当今时代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认清其实质并有效利用这种理论才是应有的态度，而不是一味的放弃。
2.国家竞争力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
杰里米·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深深影响了当时和以后英国及欧洲大陆上的许多经济学家，在经济学上，所谓边际效用分析学派如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则是从边沁那里吸取了许多思想，所谓“福利经济学”是以“比较爱好”代替“比较效用”，也表现功利主义的基本精神。在经济政策上，早期的功利主义者倾向自由贸易，反对政府干涉。后期的功利主义者由于对私人企业的社会效率失去信心，又希望政府出面干涉来纠正私人企业的弊病。后期功利主义对政府的期望是和国家竞争力理论中对政府的期待不谋而合。
国家竞争力理论起源于亚当·斯密，他将国民财富解释为“国家竞争力”，提出比较利益的概念，强调在国际间，一个国家的出口要有竞争力，就必须有相对较低的生产成本。李嘉图则强化了比较利益的概念，其著名的比较利益理论(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ory)已在某种意义上展示了国家间的竞争。[17]他的国际贸易学说可以称为“比较成本说”或“比较成本规律”。他认为，即便一个国家不能每件事都比其他国家高效，但可以在相比其他国家最有利于生产和贸易的特定领域获得收益。国际分工与国际交换的利益，只有在政府不干涉对外贸易，实行自由贸易的条件下，才能最有效地实现。“在一个具有充分商业自由的体制下，每个国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置于对自己最有利的用途。”[18]早期以国际贸易指数评价国家竞争力阶段，忽视了教育在国家竞争力中的作用，但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教育在国家竞争力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主流的国家竞争力评价模型中吸收了越来越多的衡量国家教育竞争力的指标。教育竞争力作为国家竞争力可持续增长的根本要素，在世界强竞争力国家的发展历程和未来发展战略中得到充分的肯定。[19]国家竞争力作为经济学中的一种学说，它强调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增强竞争力的最终目标是提高一个国家的整体繁荣水平。政府的责任就是确保经济财富(企业创造的附加值)从企业平稳而持续地流向民众，而民众则通过政府的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获得直接收入和利益。一个国家的整体繁荣水平是得益于企业、个人和国家三股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企业关注的是其盈利能力，民众关注的是其个人幸福，国家关注的是其长期的繁荣发展。[20]
国家竞争力“为生产要素取得持续的高收益和高使用率的能力”，这一界定强调了高收益和高使用率；“国家之间竞争是企业在最有效率的结构、制度和政策环境之间的竞争”，强调效率的最大化；斯特凡·加雷利(Stephane Garelli)认为，国家竞争力要“为企业创造更多价值”、“为个人带来更大幸福”，也是强调利益的最大化和为个人谋求幸福；国家竞争力归根结底是为了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和社会的繁荣。人民的繁荣程度可以界定为收入、生活水准和生活质量的集合体。“繁荣”是重要的，因为它强调了国家竞争力的“非经济性”的一面。长远来看，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让它的民众公平地享受到它所创造的财富，不能确保提供充分的健康保障和教育基础设施，不能维持政治和社会稳定，它是不会兴旺发达的。[21]国家竞争力“从竞争结果角度看是国家提高其居民生活水平的能力”这一说法也强调对个人幸福的追求。
无论是把高效率置于国家竞争力追求的能力核心指标，还是直接把价值取向直接指向“企业更多的价值”、“个人更大的幸福”，其实质是对利益的角逐，“国家的繁荣”、“社会的福祉”与“个人的幸福”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目的，国家竞争力的价值内核是社会功利主义的。
3.教育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
教育本身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分为人文教育和专业教育，尽管这二者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这里的人文教育和自由教育、博雅教育、通识教育都有着共通之处，“许多学者把其看作同义语”[22]，更多地注重人格的养成，人文精神的型塑，“旨在使学生理性获得自由”[23]；专业教育是学生某种专业知识的传授及其职业能力的训练，“专业教育是有机体的一个器官，教给学生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24]，更多地强调其专业性、职业性、实用性等。
“在19世纪，文科教育和实用教育之间出现了对立，这种对立就好比两种学习之间的对立，一种是绅士为了自己而学习，而另一种是为了获得应用能力和实际能力而学习。”[25]就其起源和发展来说，学问体系大体上完全可以归因于人类本性中两个冲动性特征所导致的偏爱；这两个冲动性特征就是，自由的好奇心与改进技艺的本能。[26]自由的好奇心发展为高等教育中对高深学问的追求，致力于此的人全然不懂什么是私利权宜，而且也不懂得考虑什么有实际价值或什么无实际价值，只是像“白痴”一样全身心地热衷于对学术的探求；而改进技艺的本能，则发展为对职业教育的需求，他们更全身心地热衷于物质利益的考虑，其关注和努力的范围严格限定在直接导致实用效果的考虑。“从最纯粹的意义上，从目标和宗旨上看，职业技术院校都是‘务实的’；然而，科学家和学者对于学问的追求一点儿也没有‘务实的’色彩。”[27]但即便以保存、传授和发展高深学问为主要职能，“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28]的大学也普遍发端于职业养成所，基督教大学从它们成立之日起就一直致力于专业训练和实用知识；大学是为功利主义目的而建，其运作主要或完全以功利主义的回报为指南。中世纪和现代社会早期的大学，也就是未开化的、不文明的原始大学，必然遵循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实用实利原则。这类思想在今后的文明生活中依然存在，尤其体现在现代文明生活中的竞争体制中。在现代文明的早期，睿智者所获得的任何知识都具有实用性和功利性，都与个人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相关。那个时期的大学不可避免地被视为职业学院或专业院系的联盟组织，这些职业学院或专业院系致力于那个时代所要求的作为功利主义主流思想的实用性学科。[29]
时至今日，功利主义已渗透到大学中，学术与市场已经结合，大学已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社会的“服务站”。雅克林·斯各特(Jacqueline Scott)对洪堡(Humboldt)关于教学与科研的论断给予了重新阐释。她认为，大学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一个场所，既要(通过科研)制造就业机会，又要(通过教学)提供就业培训。[30]边沁从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出发，把教育作为实现个人幸福的工具。教育可以帮助人们获得有用的知识，而有用的知识是实现幸福的工具，但边沁强调的有用知识不是指希腊语、拉丁语等装饰性的古典知识，而是要求儿童“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法律或科学的学习”[31]，只有实用知识才有助于青少年掌握适合自身性向的谋生手段。边沁重视实用知识的比较价值，他对古典知识和实用知识价值作了比较，认为古典知识的比较价值不如实用知识，因为古典知识对实际生活的作用不大，而实用知识则有益于儿童谋生。[32]另一位功利主义思想家穆勒认为，以实用为准则本身并没有过错。他认定他所接受教育的错误更多的是在于对这一准则如何定位的问题。将幸福视为个人野心和社会工程的直接目标是自拆台脚的事儿。[33]对于教育，(特别是专业教育)当然不能狭隘地理解为功利是其唯一的价值诉求，从而导致杜威认为的“以职业为中心的教育，不是仅仅属于金钱性质，就是具有狭隘的实用性质”[34]的印象。相对于普通教育而言，专业教育因其学科属性被赋予了浓重的实用主义色彩。按照洪堡的观点，如果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普通教育使人学会理性思考，使人之能够为人的话，那么专业教育“授人一技之长的定位”本身就划定了它的实用主义倾向。[35]专业教育不仅要以培养实用技术为目的，也包含文化修养的熏陶，尤其随着“专业教育普通化”的世界趋势，专业教育的内涵更加丰富起来，但无论如何，专业性、职业性、实用性是其最主要的特性，功利主义是其最主要的价值基础。
从功利主义角度而言，国家竞争力和教育(尤其专业教育)是有着共同价值基础的，教育的发展成为国家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基石。
三、国家竞争力理论解释教育政策的合理性依据
一切解释都采取了把某个事件即“被解释者”(explicandum)与“引起”或“决定”它的另一事件或一系列事件联系起来的形式。[36]每一个单个解释必须从它出现的研究背景中去加以审视和解说，而不能仅仅批评它没有符合某个在天堂中确定的永恒概念。[37]那么国家竞争力与教育政策之间一系列的联系是什么呢，前者能否合理解释后者?
1.国家竞争力与政府政策高度相关
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E.Lindblom)在《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Politics andMarkets：The World'sPolitical-Economic Systems)一书中写道：“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38]这一观点深刻地揭示了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在对国家竞争力的研究中认为，国际竞争中，政府扮演的角色莫衷一是。在各种讨论政府的观点中，有些主张政府有绝对的重要性，而有些极端的看法，则把政府视为国际竞争中的被动参与者。大多研究者认为政府在国际竞争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这作用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
政府在国家竞争力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波特(Porter)提出的“钻石体系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产业，以及企业战略、结构与同业竞争是产业竞争力的关键要素，政府并不直接创造产业的竞争力，而是通过影响钻石体系的四项关键要素来影响产业的竞争力。他强调了政府在“钻石体系理论”中的作用，“构成整个竞争力拼图的最后一片是政府。各层次的政府部门在这方面的影响力，最容易看到的就是政策对钻石体系造成的作用。比方说，反托拉斯法有助于国内竞争对手的崛起、法规可能改变国内市场的需求情形、教育发展可以改变生产要素、政府的保护收购更可能刺激相关产业兴起等等。漠视经济政策对国家优势的影响，正如过度夸大或过度贬抑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是不切实际的”[39]。产业创造竞争优势的过程中，政府的角色是正面还是负面，要看它对钻石体系的影响，它的意义也要根据公共政策的表现去观察。因此，政府政策的成败效果，必须参照其他关键要素的状态加以考虑，而非绝对的。政府对产业竞争力的关系是间接的，即通过政府的公共政策来影响产业竞争力要素及其组合效率，从而间接地对产业的竞争力产生影响。政府政策会影响到国家优势，它的影响力可正、可负。
理查德·维尔特(Richard H.K.Vietor)在《国家竞争力：全球经济中的国家战略、结构和政府》(HowCountries Compete：Strategy，Structure，and Government in the GlobalEconomy)一书中明确把政府作为影响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元素，“本书的主题就是，政府如何帮助国家参与竞争”[40]。世界各国相互竞争，以求发展，这是全球化的结果之一。各国争夺市场、科技人才和投资。各国为了经济增长、提升民众生活水平而竞争。在这种你追我赶的环境中，公司所能取得的独特的竞争优势，总是由各国政府提供的。[41]在全球化的这种背景下，以往那种自主发展的模式已经难以有生存的空间，各国必须竞争才能发展。政府无疑在国家竞争中扮演关键角色。政府推动或阻碍国家竞争力的潜力在增加，因此企业在制定战略时必须将这一因素考虑在内。政府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良好的政府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在国家竞争力的研究群体中，有很多人将竞争力的源头指向政府政策，论者将政府的产业目标、保护政策、奖励出口以及补贴等手段视为国家竞争力之钥。
2.教育政策是政府政策的重要组成
教育政策作为一种公共政策，它与其他公共政策相互作用、相互支撑，构成了政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质上讲，教育政策是国家教育活动的政治行为。任何政策都是阶级意志和阶级利益的集中表现，是国家政治体制、政党政治、政治文化和政治气候等一系列政治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行为。当然，教育政策也不能例外，在教育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政治的影响也是处处有、时时在的。教育政策必然是反映国家政治实体对国家教育的要求、愿望和理想。[42]几乎所有国家都朝着改善竞争力的方向发展。大多数政府政策都会影响某些产业或产业集群的国家竞争优势。当政府想借政策来提升竞争力时，常以改善税率、教育制度、法规等方式来实现。
教育对于竞争力来说起着基础性作用，在知识型社会里，有竞争力就意味着拥有高技能的人才。丹麦、加拿大、以色列和瑞典都把它们GDP的8％以上用在了教育上。在大学层次上，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表现得非常不错。[43]教育和培训正在成为竞争力的重要驱动要素，教育已经成为技术创新能力开发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驱动力量。[44]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把教育政策作为影响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一环，会考虑教育政策在促进国家竞争优势的作用，把教育政策作为调节产业发展的杠杆之一。
波特提出的竞争优势理论告诉我们，竞争力与国家繁荣并不是一个零和博弈。许多国家既改善了生产率同时又增加了国家的财富，但是如果措施不当，一国的财富很难继续维持。如果一国由于不当的政策，投资不足或者其他原因而不能够确保生产率的改进，则本国的工资和国民收入就很难保持，更难以继续增长。[45]竞争优势理论为政府和公司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认为政府不应该参与到竞争的过程中去，政策的主要角度应该是改善生产率增长的环境，比如改善企业投入要素和基础设施的质量和效率，制定规则和政策来促进企业升级和创新。产业政策认为国际竞争力是一种零和博弈的观点，而钻石理论则认为竞争力是一个正和博弈的观点，国家如果能够改善生产率，并且国家变得更加有创新能力，则该国的市场将逐步扩大，国家由此走向繁荣。
注释：
①迈克尔·奥克肖特认为，历史假定，所有事件都是相关的，每一种变化都是不具有绝对断裂性的世界当中的一个片断。历史学通过对变化的完整说明来解释变化。事件之间的联系总是其他的事件，在历史中这一联系是通过事件之间的详尽联系确立起来的。(《经验及其模式》2005年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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