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大部分人一生中必经的阶段。有的人进入普通大学，有的人步入世界名校。学校标签会伴随人的一生，但却决定不了一个人的人生道路。有的名校毕业生进入华尔街飞黄腾达，有的却做起了公益，默默一生。
常春藤盟校是美国乃至全世界的一流名校。每年有数以万计的学生踏入常春藤学校的大门，也同样有数以万计的学生从常春藤毕业，踏上另一崭新的阶段，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之旅。
他们，都是从常春藤名校走出来的高材生，但彼此的人生道路，却截然不同。
宾夕法尼亚大学 · 梁思成 林徽因
1924年6月，一对风华正茂的情侣，启程去往大洋彼岸的美国，他们就是梁思成与林徽因。梁思成原准备上一年赴美留学的，但因伤休养了一年，恰逢林徽因也考取了半官费留学，两人得以双双赴美深造。
海船一路历经风浪，于7月初抵达了康乃尔大学。梁思成与林徽因先在这里利用暑假补习几门课程。于9月正式入读宾夕法尼亚大学，而宾大建筑系那时不收女学生，林徽因没能如愿去建筑系学习，只得去了美术系，但她的良好功底和成绩使她一入学就上了三年级。幸好美术系和建筑系同属美术学院，加上梁思成在建筑系，林徽因得以便利旁听了建筑课程。
聪颖的林徽因用两年时间，如期取得了美术学士学位，又作为建筑系旁听生，竟然不到两年就受聘担任建筑设计教师助理，不久更成为这门课程的辅导教师。而梁思成在宾大期间常常沉迷于藏书丰厚的图书馆看书画图，是学校里出了名的“学霸”。梁思成以其钻研精神和优异成绩荣获了他大学时代的两枚设计金奖。
1927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双双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梁思成2月拿了建筑学士学位，7月获得硕士学位。林徽因以高分获得美术学士学位，四年学业三年完成。
毕业时已获得建筑师资格的梁思成，想留在美国继续学习“怎样教书”，继续研究建筑学的文献，并以“研究东方建筑”为申请理由向哈佛人文艺术研究所提交了入学申请，并获得录取。
在哈佛期间，梁思成专注研究西方出版的与中国建筑有关的文献，但却在1947年评论道：“这些作者都不懂中国建筑的‘文法’。他们以外行人的视角描述中国建筑，语焉不详。”于是，他立志回国研究中国的古典建筑，解答未解之谜。
而对戏剧心存向往的林徽因，在宾大取得学士证书后，便进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跟随著名的G.P.帕克教授学习舞台设计，她成为中国第一个在国外学习现代舞台美术的女留学生。异禀的天赋及扎实的美术、建筑基础，使她在这个专业也出类拔萃。
位于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不仅是梁思成、林徽因学业有成、感情结果的地方，更为他们成为中国建筑业一代宗师铺下了一块不可或缺的基石。
哥伦比亚大学 · 孙玮
梁林夫妇的故事离我们尚且较远，随着时代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大陆学生选择在本科或研究生时期走出去，接触外面的世界，接受不一样的教育。孙玮的事业轨迹就可以说是一部分中国留学生的缩影：海外留学，成为“海归精英”。
孙玮是上世纪80年代第一批留美的大陆学生之一，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麻省安默斯特学院，并于1989年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主修国际法。
凭借出色的专业能力，她在纽约成为了一名律师，专注于美国证券交易事务，包括美国股票与债券的公开上市和私募发行。1998年，孙玮加盟了摩根士丹利，并负责中国业务，担任驻北京首席代表。
孙玮在摩根士丹利展现了出色的专业能力。2000年，中石化在相继在香港、纽约和伦敦上市，而中石化的顺利上市却离不开孙玮的推动。
当时中石化受制于国家成品油价政策，成品油和原油价格倒挂，上市遇阻，时任中石化董事长的李毅中、总裁王基铭希望孙玮能够通过公司内部沟通，请摩根士丹利最高领导到北京向国家领导人解释油价改革对中石化上市会带来直接的影响。
而摩根士丹利全球CEO麦克正在休假，孙玮在请示了上司及亚洲主管之后，给麦克打了电话，却不料都被麦克挂掉。孙玮没有放弃，坚持多次致电麦克并留言，最终终于得以向麦克解释事情的缘由和自己的判断。要知道，如果孙玮对该事判断有误，麦克很有可能直接解雇她。
2006年，摩根士丹利中国区首席执行官竺稼离职，本来已经离开摩根士丹利的孙玮“临危受命”，被老东家召回，担任中国区首席执行官。2011年，又升任亚太区联席首席执行官。
尽管越来越多中国籍投资银行人士被任命为亚太区层级高管，然而孙玮是真正打进华尔街投资银行一线高管层级的华人。
孙玮服务过的客户包括中国人寿、中石化、中国铝业、中外运集装箱、中海油田服务有限公司等多家大型企业，人们说她是“海归推动中国”的范例，毋庸置疑，孙玮在推动中国企业公司化和经济金融改革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孙玮在业界的杰出成就，也被自己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看在眼里。2006年，孙玮被哥大法学院授予“优异勋章”，而该荣誉每年只授予两名在业界取得杰出成就的校友。
在被问到“海归”就任国际投行中国业务主管有什么优势时，孙玮说，“现在市场里单方面了解中国或外国的人才很多，海外留学生的优势就是兼而有之，而且能够帮助沟通”。正如《华尔街日报》对她的评价——
“孙玮已经成为华尔街投行界同时精通中国和国际游戏规则的‘稀缺人物’。”
哈佛大学 · 杜聪
从常春藤出来的毕业生，带着名校的标签，很容易就能成为各行业的精英。出生于香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杜聪也一样，27岁成为瑞士某银行驻香港联席董事，29岁担任法国一家银行的副总裁，对我们来说无比遥远的“成为华尔街精英”的人生目标，对于杜聪来说，近在咫尺。
但是，谁又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杜聪的华尔街精英之路，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走下去。
当杜聪还是个香港中学生的时候，每年暑假，他都会背上背囊行走中国内地。他去过新疆、走过丝绸之路，像任何一个地方一样，这片土地的光荣与耻辱、文明与野蛮，都铭记在他的记忆里。
当时他感触最深的是：长期物质匮乏造成的恐慌清晰地写在每个中国人的脸上。譬如坐火车或长途汽车，200个人，只有50个位子，于是大家拖着沉重的行李争先恐后。必须爬窗，必须踩着别人的肩膀过去，因为错过这一班，就没有车了。而当时香港或美国的情形是，人们不会担心，因为错过这一班，还有下一班，社会有能力提供满足需求的交通。这是充裕和匮乏的反差。
杜聪是一名同性恋者。同性恋者是感染艾滋病的高危人群已成无可争议的事实，性取向也让他更多地关注艾滋病。1998年，杜聪与几个好友成立了智行基金会。智行，就是“把智慧付诸行动”。刚开始是做艾滋病的预防宣传和安全套的发放工作。
2002年，杜聪与高耀洁进行了会面。当时河南艾滋病的泛滥已经通过很多渠道传递出去，而包括杜聪在内的许多人都不相信：真的有那么严重吗？
杜聪开始亲自走进河南的艾滋病村。那些村庄好似一个疮疤，让所有看到过的人心绪难平。在那里，每10个成人中约有4-6个感染了艾滋病。一样阴暗而破陋的屋子，一样躺在床上年轻而奄奄一息的艾滋病人，一样的疱疹、痔疮、腹泻及发烧，一样的缺乏药物，一样的死亡。还有面临绝望、束手无策时的自杀。
离开村庄前的那个晚上，杜聪失眠了。他倚在窗旁，凝望仲夏夜空的点点繁星，被一种巨大的情绪攫住了。那是compassion，中文应该译为悲悯。
杜聪决定，他要为这些不幸的人做一些事情。他辞职了。他当时的年薪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是金领中的顶尖级。但，这是他的选择。
从此，这样的场景不断重复：清早，香港，和煦的阳光洒进杜聪家的客厅，他站在家中供奉的白瓷观音像前，点上一炷沉香，合十祈求旅途顺利，然后，拖着他的拉杆箱启程，开始又一次的救助艾滋孤儿之旅。
一开始，杜聪在四川、云南的公益机构做义工。而他的教育背景和职业训练，让他变得理性而专业，他要将救助因艾滋病而失去依靠的儿童变为一个可推广、可延续的事业。
在高耀洁的指点下，杜聪从河南的一个村子开始尝试，通过“智行”基金建立助学系统，在统一的标准下，全村127个孩子得到了一个学期的学费，第二年有400人得到资助，渐渐地，总计资助资金达到2亿元，救助了近2万名的中国农村艾滋遗孤，其中2510名孩子考上了大学，有的考上了清华、北大，甚至还有去美国、法国留学的。曾经他担心活不下去的孩子们，一个个地都勇敢地站了起来。
从此，他四处奔走筹集善款。每年都要在高校、公益组织和企业间，进行四五十场的演讲，二十多年来风雨无阻。他幽默地评说辞职后的变化，“比以前更忙，一文不挣，全年无休。”
很多人说，杜聪沾上了艾滋病，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但这条路走得到底值不值，不只杜聪，很多人心里都清楚。现在的他还继续坚定地走在这条不归路上，哪怕千山万水，艰难险阻。
普林斯顿大学 · 潘勋卓
别看有一个中文名字，其实潘勋卓是一个美籍意大利人。他的父亲是康奈尔大学的医学教授，母亲在意大利的一个工厂供应着国际上多个知名品牌牛仔裤所需的布料。
高中时期的潘勋卓就对位于遥远东方的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在普林斯顿大学就读期间，他选择“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新农村运动”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并在2007年，申请到清华大学进修。
在清华的日子里，潘勋卓发现，周围的朋友很多都是来自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为什么来自中国农村的学生那么少呢？”为了解答自己的疑问，潘开始查阅相关资料。在斯坦福大学REAP研究中心的网站上，他看到这样的数据：在中国，城市孩子能上大学的几率是80%，而对于农村孩子，这个数字是3%。
被这个数字所震惊的潘勋卓，决定亲自到中国农村去看看。他找来了当时自己的汉语老师胡婷婷，一起开始了农村调研之旅。
潘勋卓的第一个目的地是云南双江县，他和胡婷婷两人坐飞机到昆明、再转飞临沧、再转巴士、最后坐上一辆拖拉机走了六七个小时的山路，才到达当地的一所小学。前来迎接他们的小学校长，给他们带了一锅土鸡汤。饿坏了的潘勋卓坐在地上，就着月光，一顿狼吞虎咽。甘蔗林、月光、土鸡汤，成了潘勋卓对中国农村最深的初印象。
在双江，潘勋卓看到了农村学校里孩子们的聪明伶俐，但也知道了条件苦、地方偏、没有好老师导致他们连中学都很难上。接下来的半年，他的脚步走遍了云南、河南、广东、青海、北京周边上百所农村小学，看到的都是同样的景象。
回到清华，潘勋卓对理论不再那么感兴趣了，他想真正地做点什么。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Wendy Kopp女士创办了“美丽美国”（Teach For America）项目，专门招募大学毕业生去教育落后的地区教学，每年高达30%的哈佛毕业生都会申请这个项目。而潘勋卓建立了一个中国本土的均衡教育资源的平台，并将其命名为“美丽中国”。同时，潘勋卓告知了自己的父母和普林斯顿大学，他要留在中国，帮助山区、农村的孩子们接受更好的教育。
为了争取慈善基金，潘勋卓一次次地演讲、巡回宣讲，一站站地发帖、发传单，也开始尝试在酒桌上喝酒。渐渐地，美丽中国成为一个品牌，从第一期的20名项目成员到如今已累积为教育资源匮乏地区输送了750多位项目老师。美丽中国的老师们分布在云南和广东126所中小学的课堂上，影响着超过110,000名学生。
从此，潘勋卓就留了下来，一干就是5年，直到今天他也没有回过普林斯顿。他的母亲笑话他：你看人家比尔盖茨、扎克伯格从名校肄业，都做出了一番大的事业，你呢，不仅没有发财，甚至过去五年从未得到任何工资，差旅也是自掏腰包，傻不傻啊？
而潘勋卓却觉得，如果追求的是薪水，其实选择可以是非常多的。选择一个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情，选择一份能够赋予自己人生丰富意义的事业，才是最重要的。
名校毕业，他们有的走上精英之路，在自己的行业留下或大或小不朽的印记，一如梁林夫妇和孙玮；也有的人走出常春藤，因缘际会投身公益慈善，只为助人摆脱病痛和贫苦。
你说杜聪、潘勋卓太糊涂，放弃了本来飞黄腾达的人生？而他们的名字将永远被冠以“伟大”、“无私”的定语；
你说孙玮、梁林夫妇这样的人太世俗，自己的成绩没有意义？而他们在自己领域的远大抱负与卓异表现也将被世人铭记。
就读名校，只是人生中的一个阶段；只有你自己的梦想，能真正决定你的人生走向。为梦想而活，就是好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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