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梁启超在《论译书》中说：“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
自鸦片战争，翻译从非主流的“杂学”转变为具有较高学术、政治目的的行为。由此，从西方先进知识开始，各种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宗教、哲学、政治制度，乃至于文学著作，经一批民国翻译家之手，陆续进入中国，以开拓民智。
中国近现代翻译界，经历了从“善译”，到“信、达、雅”，再到“宁信而不顺”等种种理论上的进化和争议。在此种学术背景中成长起来的民国翻译家，多数已经谢世，那个以“强国”为翻译宗旨的时代渐行渐远。
我们越来越怀念翻译前辈以及他们翻译的书。前辈们已经将许多世界名著译出，供我辈分享。他们往往学贯中西、才气纵横，以一种魔术般的“通感”，完成文学翻译这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同时又隐匿于文字幕后，为作者作嫁衣，为读者开路，有着成人之美的君子风范。
罗念生
古希腊
他搬来了一座奥林匹斯山
1933年，罗念生登船横渡大西洋，来到希腊，进入雅典美国古典学院，修读了雅典城志、古希腊建筑、古希腊雕刻、古希腊戏剧四门课程，成了第一位到希腊留学的中国人。他的足迹踏遍了希腊半岛的南北东西，游历了爱琴海上的大小岛屿。爱琴海上明蓝的天空，雅典城上环绕的紫色云冠，希腊人民的好客情谊，尤其是古代希腊留传下来的文化光华……都铭记在他的心中。
罗念生本在美国留学。然而去美国留学的中国人太多了，罗念生很担心回国难找工作，不得不重新思索人生方向。
恰好在一堂欧洲文学史课堂上，教授詹姆森先生提及“冷门”文学，对古希腊文学评价极高。罗念生便尝试翻译了欧里庇得斯的古希腊原文《伊菲格涅亚在陶罗人里》，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成为他的第一部古希腊戏剧译著。
古希腊语是世界上难度仅次于印度梵文的一种语言。在古希腊语中，一个正规动词的变化就有四五百种。因此，学习古希腊语，只能靠死记硬背，没有语法，有时还要通过语句的头尾来判断是什么意思。
然而，古希腊很多文学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以古希腊最伟大的作品《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统称）为例，它使用的语言就是古希腊语。
内容深奥、典故繁多……这都是翻译和研究古希腊文学的困难之处，而罗念生却默默坚持了六十多个年头。
抗战时期，在四川乡下昏暗的油灯下，随时有飞机轰炸、到处躲警报、生活没有保障的日子里，甚至有时连一张必需的书桌都没有，罗念生却从未放弃对古希腊文学的研究，翻译了大批古希腊戏剧作品，出版了《希腊漫话》、《芙蓉城》等散文集，以及古希腊悲剧《特洛亚妇人》等翻译作品。
外国学者称他是遨游在天书中的人。罗念生在翻译上追求“信、达、雅”兼顾。忠于原文、质朴典雅，注释详尽。在把诗体原文用散文译出时，不失韵味。他的翻译不仅数量多，而且文字讲究。他为统一古希腊专用名词的译音，撰写出一种比较合理的对音体系。这个译音表自1957年以来，已被文学出版界所采用。
罗念生去世前，心里想的还是翻译《荷马史诗》，按说这部史诗他早应该翻译，但是他认为自己的知识还不够，还没有资格，因此他等了几十年，晚年才开始翻译。很遗憾的是，命运却不给他时间了。
罗念生先生逝世后，世纪出版集团出版了他的《全集》十一卷。在他百年诞辰纪念时，他生前致力编纂的《古希腊汉语词典》终于面世。
罗念生生前希望他的遗骨一部分安放于他的祖国北京，另一部分能撒在他的第二故乡――希腊的爱琴海上。希腊朋友非常尊重罗念生的遗愿，他们不同意将骨灰撒在海中，决定将以隆重的葬礼，把他的遗骨安葬于古希腊的发源地，阿波罗神庙所在地――德尔菲市的帕尔纳索斯山中，欧洲文化中心的花园里，以永远纪念这位为古希腊文化献身的东方学者。
杨宪益
英语
译介中国中西合璧的“神雕侠侣”
杨宪益和英国夫人戴乃迭
杨宪益夫妇所译《红楼梦》英文版
在中国的民国翻译家中，有这么一位奇人。他早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毕业后赶赴国难毅然回国入川。同他一起回国的，竟然有一位英国太太。两人在英国相识，因对中国传统文学共同的爱而结缘，最后一起翻译出了《红楼梦》。他就是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
杨宪益出生于贵族世家。他的祖父当过淮安知府，八个儿子都留学国外。杨宪益的父亲留学归来后，成为了天津中国银行的行长，是当时中国最杰出的金融家之一。进入私塾后，杨宪益每次考试，都考第二，从不考第一。老师说，你稍微读一读书就会考第一了。杨宪益却认为，考第二还是第一都没什么区别，能多看书才是真的。可能正是由于这种性格，杨宪益的译文既不失严谨又生动活泼，这种风格最适合翻译中国明清小说。
杨宪益的爱侣戴乃迭女士，是他在牛津的同学。戴乃迭，1919年生于北京一个传教士家庭。7岁时返回英国，进入教会学校。1937年考入牛津大学，学习法国文学，后转攻中国传统文学。杨宪益和戴乃迭在牛津相遇，因兴趣相投，逐渐走到了一起。杨宪益晚年回忆说,他爱戴乃迭,除了为她惊人的美丽所吸引外，还发现她有一颗质朴的心。她清新脱俗,没有英国上流社会女孩常有的虚荣与势利,这在“中国上层的小姐们之中也很少见”。因为戴乃迭热爱翻译，杨宪益也不做它想，夫妻俩双宿双飞的做了一辈子翻译。
杨宪益只用了5个月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就通过牛津入学考试。他在牛津的师兄钱钟书则认为，杨宪益是当时在牛津为数不多的十几个中国人中，“唯一还可以谈一谈的”。24岁时，他一口气把《离骚》按照英国18世纪的英雄双行体的格式翻译了出来。之后的成就更不必说。杨宪益是把《史记》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他翻译的《鲁迅选集》是外国的高校教学研究通常采用的蓝本；与夫人合作翻译的三卷本《红楼梦》，和英国两位汉学家合译的五卷本（译名《石头记》）一并，成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红楼梦》译本……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从先秦散文到现当代作品，杨宪益夫妇联袂翻译了共百余种作品近千万字,这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极为罕见。杨宪益著有自传《漏船载酒忆当年》，中文本于2001年出版。
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杨宪益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杨宪益是继季羡林后获得该奖项的第二位翻译家。有人说他“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
杨宪益在翻译上的最大成就，就是和夫人一起，翻译出了《红楼梦》。上文所述的翻译家都是外文翻译成中文，而杨宪益的成就，则是将中文向国际输出。他选择了《红楼梦》，这本被很多人看做“不可译”的小说。
翻译《红楼梦》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曹雪芹在原著中采用了大量的比喻、隐喻、象征等修辞手法，一个中文环境长大的人都不见得能够懂得全部的意思，何况翻译给外国人看了。当时，流传甚广的《红楼梦》译本是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
总的来讲，杨宪益的翻译风格是充分还原原文中的信息，最大程度忠实于原文。对于《红楼梦》中的很多双关语，杨宪益采取了直译，然后注释的方法。如对“王仁”这个人名的翻译，中文读者知道它代表“忘仁”。杨宪益译作：Wang Ren (forgetting humanity)，而霍克斯则仅仅翻成Wang Ren。对于书名的处理，杨译本直译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霍译本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前者原汁原味，后者避开了西方人不易理解的“红楼”的意象，换为“石头”，是一种妥协。时至今日，杨宪益和戴乃迭的《红楼梦》译本，仍是西方学者了解该书最重要的译本。
杨老好烟好酒，也爱交朋友。作家李辉跟他私交甚好。李辉说:“他走了，对于中国的翻译界是一个遗憾。”据朋友们说，杨宪益晚年虽然在朋友的陪伴下也很快乐，但是自从夫人走了之后心情一直不太好，常常一个人喝闷酒。杨宪益还是一个性情散淡而豁达的人，像这样的士人已经很难找到了。
丰子恺
日语
以中国诗体来翻译日本和歌
丰子恺虽以漫画及散文著称于世，但其对我国翻译文学发展做出的贡献亦彪炳史册。
丰子恺在《漫谈翻译》谈到他对翻译的理解：“有一个必要条件，便是必须翻译得又正确又流畅，使读者读了非但全然理解，又全不费力。要达到这目的，我认为有一种办法：译者必须 深深地理解原作，把原作全部吸收在肚里，然后用本国的言语来传达给本国人。用一个譬喻来说，好比把原文嚼碎了，吞下去，消化了，然后再吐出来。”
丰子恺于1921年初春的时候前往日本学习艺术，他对于文学的兴味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根据丰子恺后来回忆道“记得我青年时代，在东京的图书馆里看到古本《源氏物语》。展开来一看，全是古文，不易理解。后来我买了一部与谢野晶子的现代语译本，读了一遍，觉得很像中国的《红楼梦》，人物众多，情节离奇，描写细致，含义丰富，令人不忍释手，读后我便发心学习日本古文。我记得我曾把第一回《桐壶》读得烂熟。起初觉得这古文往往没有主语，字句太简单，难于理会；后来渐渐体会到古文的好处，所为‘言简意繁’，有似中国的《论语》、《左传》或《檀弓》。当时我曾经希望把它译为中国文。”
《源氏物语》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故事涉及三代人，四朝天皇，经历70余年，出场人物440多入。丰子恺在翻译这部日本古典文学巨著时，使用了一种特殊的风格，类似我国传统的章回小说。全书共五十四回，并根据中国章回小说的习惯，常用“话说、却说、且说”等语。例如在第八回《花宴》中，“且说那个朦胧月夜的小姐，回想那晚间的迷离春梦，不胜悲叹，心中怀着无限思量。”
《源氏物语》中穿插近八百首和歌，丰子恺为了准确传达日本小说中和歌的意蕴，他常用中国古代诗歌的七言两句或五言四句进行翻译。翻译时不按照原文的行数与韵律，不拘泥于词和句；强调译诗要传神，不硬搬日文原诗的格律；如：第二回《帚木》中一句：群花历乱开，烂漫多姿色。独怜常夏花，秀美真无匹。
用这种中国诗的传统写法来翻译日本和歌，不拘泥于原诗字句和格律，使译文更加生动多采，读起来流畅，仿佛进入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
丰子恺于1961年开始翻译《源氏物语》，经过四年才完成，因为文革一直到八十年代才出版，一时洛阳纸贵。而由于丰子恺年轻是对《源氏物语》的阅读和理解以及其自身的国学根底，再加上在日语及中日文学都十分精通的钱稻孙、周作人等人的帮助，“丰译本”一出版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不仅是国内第一本《源氏物语》的全译本，而且也是印量最大的。
杨绛
西班牙语
将史学编纂的“点烦”应用于文学翻译
近现代史上还活跃着一名女性翻译家。她不仅翻译外文著作，还自己写小说、散文，创作话剧，堪称“翻译与创作并举”。并且，这种创作特点还深入到了她的翻译风格中，以更风格化的语言翻译作品。她就是著名学者钱钟书的夫人，杨绛。
20世纪40年代末期，杨绛的兴趣转向了翻译。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杨绛翻译的《1939年以来英国的散文作品》，成为杨绛最早期的翻译作品。
1957年，杨绛接到翻译《唐吉诃德》任务，被告知可用任何译本。精通英语法语的她找来五种英法译本，仔细对比后，觉得译本代替不了原著。于是，近六旬的杨绛开始学习西班牙文。1961年才着手翻译，这是中国直接从西班牙语翻译的第一个译本，1978年人文社出版。这个译本被邓小平作为国礼送给西班牙国王。至今印了68次，售出98万套。
由于自己有大量的创作经验，杨绛的译文非常注意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度，逐渐形成了自成一格的翻译风格。而且，她还认为，读者对译本的要求，不仅是要看到原作的本来面貌，他们也不希望译文与本国语言差别太大。因此，杨绛的译文幽默诙谐，十分注重描摹细节。
如果说钱锺书的“化境”论是从理论上为翻译开创了一种理想境界的话，那么杨绛的“点烦”论则是从实践上为翻译开辟了一条可行之道。
《堂吉诃德》的译文，起初译出八十多万字，后经杨绛认真的‘点烦’，才减到七十多万字，这样文字“明净”多了，但原义一点没有“点掉”。杨绛认为搞翻译，既要为原作者服务好，又要为读者服务好，“点烦”掉十多万字，就是想使读者读得明白省力些。
“点烦”二字是学识渊博的杨绛从唐代史学家刘知几那里借来的，“点烦”主张对文章要删繁就简，点掉多余烦琐的文字。后来著名史论家章学诚在所著的《文史通义》的《内篇》中，又重申了刘知几“点烦”的观点，强调在史学编纂中应予重视。原来杨绛把史学编纂中的“点烦”要求，扩展应用到译文的处理上了。只有杨绛这样中外文兼优的“两栖”学者才知道并主动加以应用。
“点烦”的目的是使译文明快流畅、洗练净洁，但却是一道艰巨而细致的工序，运作起来必须格外“留神”。首先，不能因为点烦而“走失原文的语气”；其次，不能因为点烦而“忽略原文的风格”。换言之，就是要做得恰到好处，正所谓：点去一字不嫌其少，留下一字不厌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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