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
近几年，乡村教师紧缺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但今天公办教师流失已经不再局限于乡村教师队伍，大城市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你辞职了吗？”据杭州一些地方报纸报道，今年杭州老师之间流行着这样的问候语。根据杭州某城区教育局的调查，从2014年到2016年，短短三年时间，该区辞职教师人数几乎增加一倍。在市场经济的今天，部分教师为钱逃离并不值得忧思，然而教师身心俱疲所折射出的整个教育生态问题却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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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学之外的杂事儿太多
“站在讲台上的我的确很快乐，但是一走出教室，那些繁琐的形式就让我烦躁不堪。我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原来的很多同学都去了培训机构，我纠结自己要不要去试试。”年轻的张老师在豆瓣教师组中倾诉着她最近的烦心事，很多老师回帖鼓励她去外面闯一闯。
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学专任教师工作量状况及标准研究”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教师每周工作时间在54小时以上，实际工作时间超过法定工作时间25%，一些地区的高中主课教师日平均工作时长甚至达到16小时。问题是，这些时间都用到了哪里？
全国政协委员、青海省西宁市十四中特级教师庞晓丽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教师承担的工作内容到底有多繁重？“一大部分是非教学的‘隐性工作’，实际用于教学的时间不足总工作时间的四分之一。”庞晓丽告诉记者，除了日常的备课、上课、批改作业、管理学生外，老师们还要写论文、做课题、评职称、应对种类繁多的检查验收。“2012年全国完成中小学布局调整后，住校学生增多了，一些学校的教师在上课之外还承担着学生日常生活的管理服务工作。”庞晓丽说。
杭州市胜利实验学校校长张浩强给记者讲述了普通教师的一天工作：早上七点半到校，中午没有午休时间，晚上五点半离校，此时老师一天的工作并没有结束。回到家老师还要批改作业、与家长沟通等等。“仅仅是面对孩子，给他们传道授业解惑，我想大部分的老师是非常愿意的。”但教学之外的工作强度让很多老师不堪重负。
老师们除上文提及工作外，还有很多上级部门“压来”的任务。一些城市正在申请“创建文明城市”，孩子们被要求背诵有关“创建文明城市”的条文和一些城市发展成果的数据，这样的任务自然也落在教师肩上。据记者了解，某地学校为做好儿童防溺水工作，由各学校派老师在暑期分段守护河堤。
云南宾川县政协副主席王丽能告诉记者，县里的寄宿制小学没有专人负责学生营养餐，老师们早上五点就要起床去采买食材，风雨无阻。有的学校校长为了能让老师休息好，自己亲自去买，回来再马不停蹄地洗菜、做饭，保障学生们七点半准时吃到可口的早餐。早餐摆上餐桌，老师的任务还没结束，他们还要保证每个孩子把面前的食物吃到肚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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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比压力繁重
据了解，“流失的这些教师大都是名校长、名师和骨干教师，其收入无论是相对还是绝对水平都不低。”苏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顾月华认为，教师离职的主要原因并非是“待遇低”，更多是自己的职业理想在公办学校无法实现。
庞晓丽表示：“公办学校的体制机制不尽如人意，什么都讲百分比，越是好教师多、教学质量高的学校，教师职称越是难评。教师没有成就感，哪来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只有疲惫倦怠感。”
据庞晓丽介绍，教师的工资由三大部分构成：基本工资、津贴和奖金，而这些工资是否能全部拿到手，是不是有职称评选资格，能否升职，有着“无数”的评价量化标准。庞晓丽向记者细数起这些考核标准：上课备课时数、撰写论文篇数、反思笔记数量、课题数量、骨干教师在“青蓝工程”中带教年轻教师人数等等都在考量范围内。“月考、期中考、期末考，十几个平行班的成绩排在一起比高低，不少在小数点后面两位比高低。”对此，庞晓丽感叹，“再强大的心脏也经不起如此折腾，再强健的体魄也经受不起这么繁重的工作啊！”有竞争、有评比就会有矛盾，特别是近几年，名目繁多的各种评奖引发的负面“操作”越来越多，如评比中弄虚作假的案例不胜枚举。
庞晓丽表示，除了评比压力，行政化倾向在中小学校越来越严重，学校领导在职称评审、评优选优方面还掌握着相当多的资源占有权、利益分配权、人事调动权。近几年中小学正高级教师中相当部分是校长、主任。“老师没奔头没盼头，逃离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庞晓丽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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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老师们一方安静的讲台
一个离职的教师这样比喻他感受到的教育生态，他在写字，有人却老要拉着他的手，写得不好还要怪他。这样的情况下，还有多少人愿意全情投入地把这幅字写好写完？
“我们对教育的折腾太多，上面千条线，下面一针穿，针眼就那么大，难于应付，疲于奔命。”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庞晓丽以40年教学一线的切身体会，多年来一直在呼吁教育行政部门为老师们营造一个潜心教书、精心育人的外部环境。
在记者问及如何稳定教师队伍建设时，著名教育学者顾明远说出了他的思考：“教师的职业不同于其他职业，教师是培养人才的职业，需要有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对孩子的热爱。教育行政部门需要考虑如何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待遇，推动全社会形成尊重教师、信任教师的良好社会风尚。”
“留住好教师可谓任重而道远。”很多教育内部人士提示，“不能让‘提高待遇’掩盖了教育内部的系统性问题。”
直面问题优化治理文/顾月华
正视教师价值观变化
推动教育深层次改革，应该更多关注教师主体作用的发挥。如果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没有得到很好的激发，那教育改革显然不能算成功，“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恰需要提升教师的获得感、成就感、幸福感。教育行政部门在优化教师流动，推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的制度设计中，应该从积极意义上，发挥这些流动教师的“鲇鱼”作用，让他们在激活整体队伍上起到拉动引擎的作用，形成“鲇鱼效应”，如此占教育主体的公办教育才能更好地通过改革激发生机活力。
以年轻教师为主体的现代教师队伍，他们的职业取向、价值观已经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传统价值观倡导“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无私奉献精神，这种价值观不再成为当代年轻教师的主流。当代年轻教师正视自身价值，大胆追求个人利益，但又不失职业精神。《人民教育》2017年第5期《教师“跳槽”：情感与精神的归属在哪里》，站在教育治理的新视角，展开了对这一现实命题的重新讨论。年轻老师的看法很鲜明：“与30年前相比,当下教师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有了很大提升,教师职业在一些地方受到追捧。教师更有‘价值’了，诱惑也多了，好教师可以有很多选择的机会。人往高处走，这在每个行业都属于正常现象……”；与此同时，管理者们也在深思，“校长要稳定教师队伍，看家本领无非两手：宽处有教育情怀，细处存爱人之心”……
让教师合理有序流动
教师流动与流失是社会热点话题。杭州教育出现的这一波教师流动升温现象值得业界思考：新时期究竟如何管理教师队伍？是固守传统的控制模式还是适时推进现代教育治理？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总要求。如何适应时代特点，通过改革和完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推动各项教育制度日益完善，实现教育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如何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正确的价值观导向及日趋完善的政策行为？如何提升基层一线科学、依法治教的理解能力、执行能力和创新能力？教师流动与流失显然也必须放在教育治理的框架之下，未雨绸缪，尽快拿出更具治理能力的系统设计。
教育作为一个公共服务体系，重中之重必须更多体现公益性、公平性。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更多要求公办教育首先要把公益性、公平性放在第一位，办好服务大多数人的教育，保障大多数人的教育权益。所以教育行政部门要把办好公办学校作为重要目标，让服务大多数人的公办教育有稳定的秩序，稳定的教师队伍，要拿高质量回报人民群众的高期盼。同时，面向人人的教育必须关注教育的个性差异，提供全纳、公平与适切的教育，丰富多样可供选择的教育，不断满足不同需要的教育才是现代意义上的高质量教育。如此，关注与发展好各级各类的教育，加大对民办教育的研究与制度设计，也应该是教育治理的题中之意。过去，许多人认为民办教育仅仅是公办教育的一种补充，处于从属、依附地位，这有一定道理，然而今天，民办教育已经是整体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办教育的拉动引擎作用使得整体教育充满竞争的同时也迫使传统教育求变求新，增强生机活力。所以一部分教师选择去民办教育机构或学校，不应该简单地被看做对公办教育的“离经叛道”，也不仅仅是高薪“诱惑”。
当下，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一线城市遇到了很多新的困难。比如大城市人口急剧增加，资源紧缺，编制不足，全面放开二孩后，学龄人口数量剧增，老百姓对教育的要求也越来越丰富和多样。占教育主体的公办教育如何保证稳定的教育教学秩序，保证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教师队伍？人才适度有序流动再次成为时代命题，需要各方利益主体相互理解和共同发力。破解之道应该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个人认为，只有在体制内先做增量才能再做“减法”，一方面要通过增加投入、增加编制或者购买服务、柔性人才使用等多种方式鼓励更多的有志者、更多的优秀人才加盟教育、增援教育，做强基本公共服务自身“造血”功能，然后才能有序“输血”，推动教育人才更多良性互动、多向交流。教育行政部门只有立足大教育，真心实意鼓励包括民办教育在内的各类教育发展，拿出真招实招，才能激发教育整体的生机活力。
解决好教育人才的有序流动是一种利益的重新调整，是一种矛盾的重新化解，需要上级部门的智慧、策略和顶层设计。
(作者系苏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主编漫笔】
如何让老师们有更强的获得感
文/贺春兰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必须有内心丰盈的教师。
舆论对教师问题关注已久。从对师德问题的不满到对教师待遇的呼声，而这一轮对教师逃离公办体制的关注则引发舆论对教师问题的关注走向系统和深入———教育系统的生态环境优化、教师幸福感或者说获得感的提升。
那么什么因素影响着教师的幸福体验？怎样让老师有更多的获得感？
我们知道，幸福是一种存在方式，一种我们希望它延续不断、或者说我们愿意在它之中长久生存下去的存在方式。幸福的感受是主观的，幸福的内涵是历史的。在一个贫穷的社会，人们追求富裕，而事实证明，达到一定程度后，纯粹物质上的满足并不能让人们幸福。近年来国内外有太多调查表明，幸福和物质满足有一定关系，但当物质满足到一定程度后，物质刺激已经不能作为幸福的增长点。而在中国，经济的增长确实让整体国民的幸福度提升，但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也带来了社会矛盾的剧增，贫富不均、公平感的缺失或者自己不如别人等甚至成为很多人不幸福的来源。
总的来看，幸福的获得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外在需要的满足，比如，工资待遇、晋升、财富、感官快乐的满足；另一方面，内在需要的满足，即自我实现、获得尊重和安全感等等。
当然，幸福和获得感不仅仅取决于供给，也取决于教师自己的认知和价值取向。
当我们把幸福看做是需求满足的时候，它似乎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比如说今天老师参加比赛，在55个教师中有5人得奖了，可是你没有得奖，这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在这个客观事实面前，显然获奖的人的需求获得了满足，而没有获奖的人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按道理讲，这些没有获奖的人就不开心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有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确实不幸福，比如，有的人因为这个问题会问自己，为什么给他奖不给我奖？而另一种人心态开放，他会这样问自己，我还有什么差距需要补充，我还有什么空白需要成长，这样就会给自己带来积极的激励力量，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又学到了新的东西、获得了新的成长，也因此获得幸福。
因此，老师们的幸福感或者说获得感既基于需要的客观满足，又基于主观的价值取向和解释。二者结合在一起影响人的幸福感、获得感。
显然，对教育系统来说，面对教师这样的专业工作者，靠晋升、财富等等大面积地激励教师不现实，而确实应该更多地将目光投向教育系统生态环境的优化，让老师们在工作岗位上感受到更多的成就感、安全感和被尊重的感觉。同时，采取各种方式选择热爱教育的人进入教育行业，千方百计地对老师们进行价值引导依然不可或缺。具体就校长来说，优化学校管理、营造积极健康的学校文化、创造良好的充满正能量的人际环境，对老师们都至关重要。
（作者系人民政协报教育周刊主编，教育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