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博物馆行业学术期刊《博物院》正式创刊发行

原标题:国家级博物馆行业学术期刊《博物院》正式创刊发行

博物馆由中国科学院主管,科学出版社主办的国家级博物馆行业学术期刊——《博物院》杂志,正式创刊发行。

《博物院》杂志为双月刊,它的创刊将为全国文博界、相关专业院校师生及广大文博爱好者们,提供一个交流、学习、互动的新平台。

创刊词

郭小凌

首都博物馆学术委员会主任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举凡新刊,总要对办刊的缘由、旨趣和努力方向做一些说明。为什么在电子期刊方兴未艾、甚而呈现出取代纸质媒体趋势的时代,科学出版社与首都博物馆、天津博物馆、河北博物院要携手合办纸质专业期刊《博物院》呢?

简答之,首先是纸质期刊并未过时,目前仍在世界上是各学科期刊的主体。其次,双月刊《博物院》的问世乃是京津冀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需要,是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日益昌隆的国运使然。

习近平主席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的讲话中提出“文运同国运相牵”的论点,博物馆的命运可以证实这一点。作为非营利的公共文化设施,博物馆始终是一个国家、地区或城市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就不可能有公共博物馆。倘若国运不济,或物质基础薄弱,或国内秩序混乱,那这个国家一定是博物馆弱国,即使有了少量博物馆也难以为继。处于战乱中的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等国博物馆与文化遗产的命运以及多数发展中国家博物馆的惨淡可资印证。

中国博物馆史也是“文运同国运相牵”的有力论据。自1868年法国教士厄德在上海建立徐家汇博物院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止,80多年时间,偌大的中国领土上仅有21座博物馆,平均两千多万人一座,远低于目前非洲和南亚博物馆弱国的人口比(150万-200万人一座博物馆)水平。当时的国运可谓惨不忍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是中国博物馆事业长足进步的起点。自1949年至“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博物馆数量上升到三位数,达到349座。而后38年过去,截止2015年底,中国博物馆爆发式增加到4692座,年度观众7亿人次,平均20多万人一座博物馆。

从纵向统计数字可以看出,中国博物馆的较快发展总是同政治较为稳定、经济较大发展的时期密切联系在一起。譬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民国时期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著名的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前身国立历史博物馆就诞生在这10年之间。

新中国成立后博物馆的第一波发展集中在1950-1966年,这是经济恢复与快速发展期,各地博物馆也在这一时期纷纷建立。1958年9月17日,毛泽东主席视察安徽省博物馆时的指示对这一时期中国博物馆发展至关重要。他说“一个省的主要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博物馆。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的力量,是一件很要紧的事”。国家最高领导人把博物馆视为一座城市的必要文化设施,认为对人民具有重要教育功能,表明具有明确的现代博物馆价值意识。由于毛泽东主席的这一指示,中共中央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一侧建立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 — 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新馆,新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各省市也纷纷建立或扩建了各地历史博物馆或地志博物馆。这是中国博物馆建设的第一个发展高潮。

1966-1976“文革”十年,博物馆在量的方面几乎没有增长。改革开放30多年时间,在绝对数量上,中国已成为博物馆大国,中国博物馆不仅是收藏、保护、研究、展示各种人类与自然遗产的主要公共空间,“还成为服务人的全面发展、面向未来的文化服务和教育机构,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毫无疑问,这种飞跃式进步主要依托的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公共财政收入与私人财富积累的大幅度提高。试想,一座省级博物馆年度预算动辄几千万至上亿元,免费对公众开放,只有微不足道的文创产品收入,若没有公共财政的支持,怎么可能维持?有首著名的英文歌曲名作《你托起了我》(Youraise me up),可以借用来形容经济与博物馆的关系。国运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综合体现。是国运的昌盛托起了中国博物馆事业的繁荣。对这一点,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

随着中国博物馆数量的增加和硬件设施的巨大改善,博物馆运营管理、文物收藏、展陈设计、开放服务等日常工作也取得了巨大进步,体现出后发国家的优势,即以较快的速度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目前中国博物馆的类型业已涵盖世界博物馆的几乎所有类别,比如历史、艺术、民俗、自然、科技、军事、妇女儿童等各个领域。许多博物馆的硬件条件可同世界最好的博物馆相比,甚至超过国外绝大多数博物馆。一些博物馆的软件条件也完全可与国外一流博物馆媲美,在基本业务方面显示出更高的效率与优秀的品质。

经济发展带动了博物馆事业的繁荣,博物馆的持续繁荣则需要内在质量来加以保障。博物馆是知识密集型的文化部门,从业人员的专业涉及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技术门类的众多学科,如管理学、历史学、考古学、博物馆学、文学、艺术、教育学、会计学、营销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计算机工程学等。提高博物馆人的专业水平,激发从业人员的敬业精神,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是博物馆内在质量得以提升的关键,毕竟人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切都需要在业务人员的联系与比较中加以进行。因此信息的传递、经验的交流就成为博物馆内在质地提升的主要途径。而各门学科的发展史业已表明,各种专业经验交流的主要形式便是纸质期刊,当然时下还有电子期刊,而周期性的学术会议、培训会议以及会议论文集只是书面期刊交流的补充。《博物院》便是因应业内专业经验交流的需求而设立的一个新平台。

对博物馆或博物馆学而言,目前这样的平台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迄今中国明确定位于博物馆研究方向并有刊号的正式期刊仅8份,若加台湾的2份,也只有10份,而美国目前至少有30多份。考虑到中国博物馆从业人员在10万以上,能够运用议论文进行交流的人员粗略估算即使只有约5千-1万,现有期刊的容量也远不敷博物馆科研成果发表的需要。换句话说,中国博物馆期刊的发展目前跟不上博物馆事业的快速发展。对这种不平衡现象,我们希望做一点修正。

《博物院》的诞生还与京津冀一体化的国家战略有关。这一战略包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文化领域协同发展的内容。《博物院》期刊便是三地四方出版人和博物馆人落实共建共享、协同发展的具体举措。当然,《博物院》是所有文博界同仁与关心博物馆事业的学人切磋心得的园地,不属于任何小圈子。我们从筹备的第一天起便确定了必须秉持“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办刊精神。

《博物院》期刊以中外博物馆为研究对象,以博物馆如何运行、更好地发挥社会效益为重点,兼及博物馆历史等举凡与博物馆事业有关的一切问题。她欢迎一切遵守宪法、实事求是的文稿和建议,她属于中国博物馆界,属于整个文博界。

需要指出,《博物院》是后发的学刊,如初生的幼苗,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不少困难,犯错也在所难免。但合抱之树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所有成熟的名刊都是从不成熟起始的。我们庆幸身处国运隆昌的时期,亦即中国博物馆迄今最好的发展阶段;我们庆幸始终得到三地四方上级主管部门的正确指导和把握方向,也庆幸四家合作单位的精诚团结,并一直得到兄弟馆、文博历史单位和国内外朋友的鼎力相助和慷慨赐稿。这使我们有了 一点点雄心壮志,就是争取在三到五年时间里,把刊物办成国内最重要的博物馆期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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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编:安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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