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
作者分系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关系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国关国政外交学人第五QQ群：598398097
海外国关国政外交学人QQ群：336186649
学术交流 资源共享
关键词: 亚太地区; 战略文化; 安全战略
内容提要
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相关国家也都在思考和调整各自的安全战略。国家安全利益的实现需要我们更好地把握周边安全形势变化的走向，充分地了解影响主要国家安全战略变化与调整的观念因素。战略文化塑造了战略偏好，从而决定了国家之间不同的战略行为，它在物质性解释和观念性解释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为我们理解亚太地区国家的安全政策选择注入了一个新颖而有价值的视角。文章对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等亚太地区主要国家的战略文化及其特征进行了考察和概括，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探究影响这些国家安全政策形成或变化的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根源，并在纷杂的环境中对这些国家安全战略的走势做出一定程度的判断及预测。
目前，漫长的后冷战时期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多样和不确定的状态。世界经济危机高发期的到来、权力转移与全球权力结构变动进程的加快、大国关系的深刻变化、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以及地区热点问题趋向尖锐化，都给世界带来了新的挑战和不稳定。作为全球经济增长和力量变化的中心，亚太地区的安全关系也随着这种大趋势走向了深刻的变化和紧张的互动。各个大国、中等国家甚至小国都在不断思考和调整自己的战略，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地区安全环境。
中国正在成为许多国家安全战略和安全关系调整的主要对象，所面临的地区安全挑战也就尤为严峻和尖锐。国家安全利益的实现需要我们更好地把握周边安全形势变化的走向，充分地了解主要国家安全战略的思维、目标、手段以及影响变化调整的重要因素。尽管每个国家安全战略的形成或调整深受变动的国际关系环境的影响，但都有其内在的连续性，决定这种连续性的是每个国家的历史、规范、认同和价值观等主观因素，也就是其战略文化。本文基于战略文化的视角，在梳理和解读国外学界对相关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基础上，对亚太地区主要国家的战略文化及其特征进行考察和概括，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探究影响这些国家安全政策的形成或者变化的深层次的文化根源，并在纷杂的环境中对这些国家安全战略的走势做出一定程度的判断及预测。
1战略文化及其理论价值
对亚太地区安全的解释普遍从理性主义的路径出发，认为亚太地区正经历着结构上的变革。中国和印度的迅速崛起，美国力量的逐渐衰落，使人们重新思考世界政治的发展走向。新现实主义假定，国家是功能上无差别的单位，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受到技术、人口、实力及威胁等客观变量的限制战略决策是基于对现实政治考量而作出的理性选择。然而，传统的物质主义模式却掩盖了国家间的文化差异。随着理性主义路径不断受到战略意外的挑战，国际关系理论开始发生“文化转向”。一些学者指出，即使面对相似的战略环境，在不同战略文化中，社会化的精英也会做出不同的战略选择;文化属性不同的国家，对相似的战略现实会有不同的解释。这意味着战略决策不仅受客观因素的制约，还受历史、规范、认同、价值观和观念等主观因素的影响，战略文化视角就此应运而生。
21世纪前的西方战略文化研究与争论可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决定论”、“工具论”和“干预变量论”，代表人物分别是科林·格雷、布莱利·克莱因和江忆恩，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格雷和江忆恩间的论战。格雷从诠释主义路径出发，将战略文化理解为一种“背景”，运用历史、身份和性格来诠释外交政策。一方面，“路径依赖”模型假设，国家过去的行为对其当前和未来的选择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历史关节点上所做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其未来的外交政策路径。另一方面，“民族性格”路径假设，一个国家的身份定位和民族性格塑造着其安全政策的选择。而江忆恩派的学者则从实证主义路径出发，将战略文化看成一个独立于战略行为的“干预变量”，主要运用符号、意象和隐喻来解释战略行为，认为战略文化塑造了战略偏好，从而决定了国家之间不同的战略选择。
作为战略行为体的人类是战略文化得以存活和延续的载体，因此厘清具体是哪些人及其信仰将对战略文化构成影响，对于本研究具有首要意义。政治精英界定了外交政策的目标、范围和方向，因此有人将战略文化理解为精英之间“协商谈判后的现实”;包括政党和国内团体在内的政治组织及其文化(特别是军事组织文化)对外交政策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民意则是界定战略文化观念背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塑造了战略行为的可接受范围。
现存解释模式主要存在两个问题，即过于连贯性和过多连续性的问题，这意味着这些模型既不能解释异于主导战略文化的偶然行为，也不能充分诠释安全政策在中长期内的变化。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亚战略文化”概念，认为在每个国家的战略文化中存在着许多亚战略文化，它们对国家的战略挑战及解决方式有各自的解释，竞相对战略决策产生影响。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战略文化的连续性与变化性。学界一直致力于战略文化的连续性研究，却忽略了其变化性的一面。重大事件或创伤性经历，会严重动摇现有的核心信仰与价值观，这将加速战略文化在短期内出现重大调整。
总之，战略文化路径挑战了新现实主义的主导地位，但同时也为探索地区安全政策的调整和动态变化提供了一个强大的解释工具。战略文化在物质性解释和观念性解释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为我们理解亚太地区国家的安全政策选择注入了一个新颖而有价值的视角。亚太地区的战略环境变幻莫测，这需要决策者努力构建一个新的多边主义框架，而直面各国的文化遗产则是决策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一环，它成为各国外交政策制定的预设立场，制约着地区安全的未来走向。因此，关注主要地区行为体及其物质条件和观念架构，对于深入理解复杂的亚太安全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共同塑造着亚太地区未来的安全格局。
2亚太地区主要国家的战略文化
肯·布斯指出一个国家的战略文化源于其历史、地理和政治文化。本文将从地缘因素、历史经历及政治结构三个方面，对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战略文化及主要特征进行考察和概括。选择这些国家主要出于两个原因:其一，这些国家的战略选择对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具有全局性影响，深入理解它们的战略文化，有助于我们对该地区安全战略的未来走势做出一定的判断及预测;其二，这些国家面临着相似的安全环境，然而却代表着迥异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
(一)美国的战略文化
首先，美国是一个海陆混合型国家，独特的地缘环境使其形成两种截然相反的亚战略文化。一方面，大西洋和太平洋如同两条巨大的护城河，将美国与其他军事大国相分隔，使其在远离世界事务的同时也避开了“亚欧世界岛”的纷争。这一地缘特征孕育了美国强烈的领土安全意识和道德优越感，美国的孤立主义心态逐渐生根。另一方面，美国近无强邻，独霸美洲，从“门罗主义”到“威尔逊主义”，美国的权力投射范围从整个美洲地区扩散至整个世界，逐渐形成了干涉主义文化。
其次，美国战略文化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其独立至19世纪这一段历史时期。一直以来，学界强调美国民族性格中的欧洲本源，即美国与欧洲的血脉关系所带来的“盎格鲁－萨克逊”一致性，却忽略了美国特有的历史经历对其战略文化的塑造。格雷指出，领土扩张、天定命运论的神话及其庞大的资源基础，是美国战略文化形成的重要来源。大陆扩张和西进运动所带来的文明融合经历，以及“美国例外论”所彰显的种族中心主义，雕琢了美利坚民族的务实主义精神和孤立主义心态，从而造就了当代美国战略文化中“用技术代替战略”的倾向。当代美国精英普遍认为，未来的战争将是高度技术化的，美国只有先于竞争对手改变作战力量，才能保持其战略地位。不论哪个政党执政，美国用技术路径解决战略困境的倾向一直存在，被称为“典型独特的技术依赖”。
最后，美国精英阶层逐渐形成了一种“流氓信条”，这一政治文化使美国更倾向于使用武力解决冲突。基于这一战略预设立场，美国惯性地将自我和他者的形象与地位固化。它将自己设置为一个在国际体系中具有支配性地位的强大行为体，它不能容忍弱小的“流氓国家”增加实力甚至挑战国际现状。因此，在与“流氓国家”的互动关系中，美国的自我身份定位更具对抗性，更倾向于通过使用武力来处理国家间的关系。这种对“自我”和“流氓”的信仰与期望，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美国的战略选择，促使美国采取一种更具侵略性的战略，即通过对抗和使用武力来保持国际稳定。
综上所述，美国的战略文化并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还存在着一系列相互竞争的亚战略文化。米德提出，美国存在四种亚战略文化，即汉密尔顿主义、杰斐逊主义、杰克逊主义和威尔逊主义。汉密尔顿主义强调商业利益的重要性，体现了一种务实主义文化，一直贯穿于美国外交政策之中;杰斐逊主义强调不干涉政策，是一种孤立主义文化;杰克逊主义赋予美国强劲的好战传统，强调通过使用军事力量实现目标，是一种武力干涉主义文化;威尔逊主义则强调道义与民主价值观的传播，是一种观念干涉主义文化。因此美国国内事实上主要存在两种亚战略文化，即以务实主义文化为中轴，孤立主义文化和干涉主义文化相互竞争在美国国内的主导地位。二者周期性地转化，交替控制着美国的安全政策。尽管过度崇尚技术的战略倾向及精英阶层的“流氓信条”会导致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误判，然而相对衰落的现实及安全问题的多层并发，正在使美国国内干涉主义文化的势头减弱。例如，从小布什的先发制人战略到奥巴马寻求接触而非对抗的政策，再到特朗普的反全球化政策，体现了干涉主义文化正逐渐向孤立主义文化回归。两种亚战略文化在国内交替转换，这也是美国安全政策变化的根源所在。
(二)日本的战略文化
首先，日本位于太平洋西北角，由一系列岛屿组成，领土十分狭小，这一地缘特征让日本民族逐渐形成了一种岛国文化心态。他们觉得自己像颠簸在沧海中的一叶扁舟，没有根基，没有大陆的依靠，始终抱有危机意识和不安定感，因而他们渴望大陆，对扩充本国领土拥有强烈的愿望。此外，日本国内资源匮乏，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频发。这种地域环境的先天性不足，使日本民族常常陷入生存困境，总是处于惶恐不安的生存心态，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忧患、焦虑为表征的生存意识。因此，日本在历史上有众多统治者和军事家形成了向亚洲大陆和周边扩张的战略思想。
其次，近现代的历史经历使日本形成了三种不同的亚战略文化。19世纪50年代以前，日本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一直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形成了分离主义和非军事化的战略文化。1853年后，日本国门被迫打开，同时接触到了西方工业革命的先进成果，从而引发了国内战略文化的剧烈变化。日本开始走上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道路，提出“脱亚入欧”的口号，逐渐形成了“尚武”“与强者为伍”的思想，军国主义的战略文化逐渐形成，它强调国际声誉、先进技术和军事力量，这为日本后来的帝国主义行径埋下了火种。二战以后，日本在国内开启了民主化改革，反军国主义的战略文化开始在国内占据主导地位。战后的“和平主义”文化逐渐代替了战前的“好战主义”文化这种亚战略文化的更替解释了二战后日本在半个世纪内特殊的军事安全路径及政策选择。然而，这种和平主义文化并非是自发性的，更多的是出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因而这种“和平主义”具有外力干预性质。
最后，不同时期的政治制度和安全身份对日本战略文化的形成与演变发挥着重要作用。分离主义文化产生于闭关自守的封建制度，军国主义文化形成于对日本天皇无条件效忠的二元君主制，反军国主义文化则起源于现代民主制度。二战以后，日本对自身“反对军国主义”的安全身份提出三个核心信条:日本不会拥有传统武装力量;除自卫以外日本不会使用武力;日本不会参加国外战事。这一安全身份定位为日本的安全政策确定了边界，限定了政治精英实现目标的手段。例如，尽管安倍晋三并不赞同反军国主义的身份定位，但其行为却在很大程度上受这一信条的制约。然而，这些信条正日益遭到日本政府越界性决策的侵蚀。比如，日本参与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不断增强区域军事能力，这促使其自卫队的和平功能已渐进退化。这些越界性的决策行为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必将打破当前外力型“和平主义”文化的屏障，从而给亚太地区安全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因素。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国内存在一个强大的市民社会，国内主导的战略文化既需在精英层面上通过政治谈判而达成共识，也需要在民众层面上内含一系列被普遍认可的原则，这一认识将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当前日本战略文化的动态性变化。
目前，反军国主义文化在日本国内占据着主要阵地，日本的战略文化还会继续表现为克制向海外使用军事力量。然而，随着国内经济的衰退、中国的迅速崛起以及来自朝鲜的持续威胁，日本的战略文化正在发生转变。2013年日本公布了强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提出增加军事支出和扩建海上自卫队，希冀成为更独立的军事强国。2014年日本成立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意欲实现“正常国家化”。这两大事态预示着日本的物质力量正在向军事舞台延伸，标志着其战略文化已经处于深层演化的转折点上。2015年，日本的国防开支已经位列世界第八。呼吁战略姿态“正常化”的亚文化正在逐渐壮大，这意味着第四种战略文化正在国内发酵，它可能使日本在亚太地区演变为一个更为积极的军事角色。
(三)澳大利亚的战略文化
首先，澳大利亚位于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是典型的两洋“岛国”。然而，澳大利亚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岛屿，而是一个独占整片大陆的“大洲岛”。这一地理形态塑造了澳大利亚的大陆哲学，而非像日本那样的岛国意识，并促使其形成了大陆防御文化，即强调对“澳大利亚堡垒”的防御偏好。另一方面，“阈限的地缘政治地位”又迫使澳大利亚形成了文化与地理的悖论，即在地理上与亚洲大陆接近，而在心理上疏远;在地域上与“盎格鲁－萨克逊”的心脏地带远离，却在文化上亲近。这一悖论让这个脱胎于西方文化的国家一直孤独地存在于亚洲文化圈，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它的西方文明意识，使澳大利亚在本能上形成了前沿防御文化，即与“盎格鲁－萨克逊”大国结为同盟的战略偏好。
其次，近现代的历史经历强化了澳大利亚的战略路径依赖，塑造了其三种亚战略文化即大陆防御文化、前沿防御文化和自主防御文化。独立以前，澳大利亚一直奉行大陆防御思维，倾向于依靠较小的力量实现适中的防御目标。独立后不久，最初的大陆防御文化很快被前沿防御文化所替代，主要特征为依赖一个“伟大而强盛的朋友”、具备强大的武装力量以及在不依靠国际组织的情况下向海外使用武力。1942年澳大利亚遭遇日军空袭，危难之中美国伸出援手，这促使其从对英国的依赖转向对美国的依赖。尽管依附的对象有所改变，澳大利亚依然奉行一种前沿防御文化。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英美在全球实行战略收缩，“伟大而强盛的朋友”已无力确保澳大利亚的安全与繁荣。基于对盟友关系、军队有效性及干预适当性的重新审视，澳大利亚的战略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开始采取一种国际主义的战略立场，将国际体系视为一个“社会”，将自身视为其中的良好公民。澳大利亚摒弃了前沿防御文化，逐渐回复到大陆防御文化，并注入了相当程度的自主性因素，从而形成了自主防御文化。这一更新后的大陆防御文化强调使用武力的国际合法性，倾向于在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进行军事干预行动。然而，2000年以后，伴随着国际环境的剧烈变化以及对伊斯兰恐怖主义和中国崛起的担忧，澳美联盟重新激活，澳大利亚转而再次采取干涉主义的前沿防御文化。例如，在没有联合国正式授权的情况下，澳大利亚参与了伊拉克战争，出兵所罗门群岛，并向东帝汶派遣稳定部队。
最后，澳大利亚脱胎于英国，这一结构因素塑造了其联邦主义的政治文化以及作为西方国家成员的身份认同从而造就了其依赖英美的战略传统。澳大利亚对“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具有与生俱来的认同感，它认为自己是英美贸易体系的一部分，盎格鲁－萨克逊血统的白人是全球事务天然的领导者，实现国家安全的最佳方式是成为超级强国的追随者。然而，作为一个位于东方的西方国家，澳大利亚又不得不面对文化与地域的位差，这也是其自主防御文化形成的重要缘由。一方面，澳大利亚的西方国家身份塑造了前沿防御文化;另一方面，处于南太平洋的地缘现实又促使它形成了基于自身战略需求考量的自主防御文化。
总体而言，历经三种亚战略文化之后，澳大利亚再次确认了与强大盟友关系的重要性重新采取了前沿防御文化的战略立场，这一战略文化的变化轨迹呈现出“战略U形转向”的特征。在三个变量的作用下，即结构刺激、外部战略震动及精英代理人的话语构建，战略文化困境将会导致历史叙述的重构，进而发生亚战略文化间的更替，从而引起安全政策的新方向。当前澳大利亚既重视大陆堡垒的防御，又强调域外及海洋安全;既重视澳美同盟关系之于本土安全的重要性，又立足于依靠自身力量来抵御军事威胁，这表明澳大利亚的安全政策将朝着“超越区域安全”的方向上发展。
(四)印度的战略文化
首先，印度占据着南亚次大陆67%的面积，东西南三面环海，喜马拉雅山脉在其东北部形成了阻隔亚洲大陆的天然屏障。这一封闭性的地理位置，使印度将南亚次大陆视为“一个单一的战略单元”，认为南亚次大陆应当是它天然的势力范围，对这一战略单元的安全决策拥有绝对话语权。此外，从邻国来看，印度居于南亚中心位置周边邻国弱小，远离世界强国，在南亚具有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这种地缘优势使印度逐渐形成了一种地理上的优越感，并滋生了其“大印度思想”和“印度中心主义”，这一观念具有浓厚的帝国情绪及殖民主义色彩。
其次，近现代的历史经历使印度形成了三种亚战略文化，即甘地主义、尼赫鲁主义和印度教民族主义。有学者认为，在社会结构异常复杂的印度，精英阶层对其国家战略并没有形成一个连贯而系统的战略思维。但事实上，印度的战略观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这源于几个世纪的“文明意识”。20世纪初，甘地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为印度带来了战略自主与和平共存的自由观念，理想主义文化开始形成。1947年独立以后，政治精英将甘地的道德主义信条与尼赫鲁的民族主义理念相结合，这使印度的对外政策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战略思维。一方面，在国际范围内，印度奉行甘地的理想主义文化，倡导不结盟思想，反对霸权主义，努力通过积极的国际参与来影响全球决策和国际秩序的平等性。另一方面，在地区范围内，印度奉行尼赫鲁的民族主义文化，认为邻国的安全政策应当内嵌于印度的大战略之中，不希望任何域外大国为其邻国提供武器或建立军事存在，这一战略观念促使印度在南亚地区推行一种现实主义的霸权政策。因此，尼赫鲁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民族利己主义，它将印度洋视为“印度之洋”，将南亚次大陆视为印度天然的势力范围，是“门罗主义”在南亚的重现。然而，这一狭隘的疆域观念却让印度深陷地缘扩张盲动的囹圄，并长期处于紧张、对抗的周边环境之下，这成为印度与南亚邻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障碍。例如，印度一直将邻国巴基斯坦与战略威胁联系起来，这一观念联系的固化在物质因素的作用下放大了印巴间的敌视关系。1998年，新上台的印度人民党突破了尼赫鲁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透过印度教民族主义这面棱镜对安全环境进行了悲观主义解读，有效可信的核威慑战略代替了尼赫鲁时期最小限度的核威慑战略，促使其公然跨越核门槛，采取一种军事主义战略思维和激进的安全战略。2004年印度国大党上台，尼赫鲁主义在印度战略思维中得以重新恢复。
最后，尽管印度国内实行现代民主制度，但是其政治文化一直深受宗教因素的影响。印度的政治文化囊括了考底利耶的现实主义取向、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信条和斯瓦拉吉的激进主义思想，它们界定着印度战略文化的边界与方向，从而导致印度不同的安全战略。考底利耶主义是尼赫鲁主义文化的重要来源，强调现实政治和务实政治。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为印度的战略传统注入了理想主义文化，强调道义政治，奉行防御性的安全政策。斯瓦拉吉的激进主义则塑造了印度教民族主义文化，强调教派政治，奉行偏激的安全战略。
总之，历经三种亚战略文化之后，印度又重新回归到了尼赫鲁主义。然而，这种回归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回归，而是一种更新的回复。与尼赫鲁不结盟思想不同的是，当代尼赫鲁主义嵌套着自由主义逻辑，它认为国际关系的特征是战争、强权和大国政治，互利的诱因或战略相互依赖是国际关系中国家行为的制约因素。因此，新尼赫鲁主义认为不结盟政策在当今世界并非务实之举，印度只有通过与强国合作才能实现其大国的战略目标。
3结语
综上所述亚太地区主要国家的安全政策深受其战略文化的影响，主观因素连同物质因素共同塑造着亚太地区安全的未来走势，文化路径在分析地区安全时具有不可忽视的解释效用。同时，应当认识到，对文化主义持审慎的态度是必要的。文化理解并不是应对战略困境的万能药诸如偶发事件、摩擦对立、恐惧心理、战争之雾以及极端无能等因素，可能对战略事件的影响更大。尽管战略文化视角并不同等地适用于亚太地区所有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路径在地区背景下没有任何价值，特别是当解释对象是地区重要行为体的时候。
不同于结构层面的理性主义路径战略文化路径通过分析地区主要行为体的地缘特征、历史经历、政治结构等单位层面因素，离析出积淀在国家内部具有一定连贯性的战略思维和倾向，从而使我们对国家的安全政策选择及地区安全态势形成一个更为深刻而全面的认识。战略文化视角不再驻足于国际结构层面和物质层面来解释安全环境，而是透过文化棱镜来分析物质变量背后的观念变量。正是具有文化属性的人赋予了物质变量某种意义，影响战略行为与安全环境的有形因素也就有了某种文化意义，因而文化与观念成为了安全与不安全的来源。
新现实主义与战略文化被看作是彼此竞争的两种路径但它们之间也存在一定的重叠之处。两者之间并不是一种替代与被替代的零和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叠加、相互补充的共存关系。战略文化旨在将观念、物质和行为意愿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生成一个全面的解释框架来理解一个国家的战略行为。战略研究属于理性主义范畴，文化研究则属于建构主义范畴，二者的结合反映了国际关系学科的交叉趋势。尽管战略文化路径与新现实主义仍然存在诸多差异，但是二者的合作将会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大有裨益。可以预见，安全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不仅会为外交政策分析的方法路径注入新鲜血液，更会促成国际关系学科不同流派相互借鉴与合作的新浪潮。（注释略）
小编：lt
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平台观点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7年01期；首发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号平台
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微信号：gggzwj
打造国际关系学 国际政治学 外交学 区域国别研究学术公益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