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八年，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最终赢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在全国各个地区当中，从对抗日战争支持的人力、物力、财力及损失惨重的程度上来讲，排在首位的毋庸置疑是四川。
四川之所以成为抗日战争中对人力、物力、财力贡献都排在首位的地区也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四川自古以来就被称为“天府之国”，其富庶程度可想而知，“少不入川，老不出川”也从另一方面表现了四川的安逸与富饶。另外，四川也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人口相对比较多，兵源补充就有保障，而在北方的各个省份，日军打过来后，由于战争造成的混乱，在当地就很难招到兵。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前线战场损失惨重，兵力迅速损耗，为此全国开始大规模招兵，就在这一年，一份特殊的传单张贴于成都的大街小巷。
这份名叫“告成都市壮丁同胞”的传单上这样写道：
假如：我们看见一个老人家
和一些可怜的妇女小孩，
正在被一群强盗打抢的时候，
我们强壮的男子，竟站在旁边看吗？
要是杀到我们的身上才动手的时候，
那就“后悔迟”了！
壮丁同胞呀！我们上前线去吧！
在这封传单的末尾还有这样一行字。
这份让人热血沸腾的单子很快便广为流传，在它的感召下，数百万四川人毅然奔赴沙场，根据四川省档案馆的资料显示，抗战八年，四川壮丁实招2609748人，支撑了全国总兵力的1/5！
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这么多川军出现也和一个人有主要关系——刘湘，当时的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本身也是盘踞在四川的一大军阀，他和蒋介石之间也一直有摩擦，蒋介石当时说要军队国家化，以此名义希望川军、桂系军阀及其他军阀都能直接听他指挥，从而扩大自己的实力。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何应钦正奉命在川康整军，裁减川军。一为抗日之民族大计，二为避免其嫡系部队被裁减，摆脱蒋介石的控制，刘湘主动致电蒋介石请缨出川杀敌。
为调川军出川作战，刘湘召集高级幕僚筹商多日，决定将川军编成两个集团军，由刘湘统一指挥：第22集团军，司令邓锡侯，第23集团军，司令刘湘自兼共14个师出川打仗。为避免川军被分散瓦解，出川前刘湘向蒋介石提出三点要求：“不分割川军建制，并由自己整个的统一指挥；各留三分之一的部队驻守原防；对出川抗战部队的装备、武器要作必需的补充。”蒋介石一一承诺。
因为担心部队会被蒋介石慢慢吃光，就算此时刘湘胃肠病已很严重，但仍然坚持亲赴前线指挥。
但事情并不如刘湘所愿，川军出川后，迅速被打散：41、45军调归第二战区阎锡山指挥，李家钰的第47军调归第一战区程潜指挥，杨森的第20军则调往淞沪战场。刘湘的的计划未能实现，出川前所要求的武器、装备补充，也未能到位。
当时各军部队的武器装备极为低劣简陋，有些步枪因使用太久质量又差，打一两枪就搬不开枪机，甚至有的枪上连刺刀都没有。至于轻重机枪，每师多则十余挺，少则数挺，火炮方面，每师除数门迫击炮外，山、野炮一门都没有。
装备方面，仅有粗布单衣两套（短裤），绑腿一双，既窄且短的单被一床，小竹席一张，雨鞋两双，斗笠一顶，在黄河附近地区的大冷天这点装备根本不能御寒。
雪上加霜的是，川军“有个别的旅团长以为中央已答应配换和补充武器，就将部队中能用的枪提留起来，作为自己失败后‘重起炉灶’的后路；更有拿废枪换好枪，迳自私运回家，以致一连之中，仅有一两只枪能打响，，一个团或一个旅才有两三挺机关枪；手榴弹每兵只有三四颗；比较有战斗力的部队，还是靠‘背插一把大砍刀’。（川军在山西）
在山西，由于后勤不足，川军的死伤士兵无法得到救治：“.......故在战斗中，凡负轻伤能行动者，就血淋淋地自个儿往后走；而不能行动的，多遗弃阵地或留置阵地后方的临时收容所，任敌杀戮，弃尸于野，只有等到敌军离去后，靠当地人民出面掩埋尸体。
又如第三七二旅在平定的西郊附近作战时，将战斗中负伤的官兵送入城内。由于城里军民早已逃避一空，伤兵无人接运只能满城搁置。晚间全旅撤退，数百名重伤官兵，被遗弃后齐声痛呼，泪随声迸，凄厉难闻，有的恐落入敌手，于部队去后就急寻自尽。在行进队伍中的士兵们，睹景生情，边走边哭，甚有痛哭失声者，也有义愤填膺。翌日敌军入城，还是见人一刺刀，屠杀尽净。
因为部队没有配属兵站，一入战场就缺粮食，官兵生活虽靠当地人民支持，但亦类似于征发，因而很影响军纪。长途行军又连餐不得食，官兵饥疲不堪。但阎锡山在总结战役时，却屡屡指责川军作战不力、军纪太坏，闭口不谈川军所面临的实际困境。
当川军到达西安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却拒绝补充物资并让他们找阎锡山。阎锡山却推诿拒绝补充。最终仅送了山西造的轻机枪20挺给第41军作为礼物了事。
与日军装备一对比二者可谓天壤之别，日军脚上踩着马靴，身上穿着整个的很厚实的军衣，甚至还带防风镜。在食物方面，更是和日本人比不了，川军一天两顿饭，早晚各一顿，还得一顿是干的，一顿是稀的，而日军早期的战略给养是非常丰沛的，甚至日军的马都是每天给多少麦子吃之类，用句不好听的话来说，我们这人吃的还不如人家那马吃的。
（上图为日军部队）
装备越差，将士越英勇，战绩越高，代价就越惨重，以凇沪会战为例，川军的第43军第26师，与日军顽强巷战七昼夜，全师的4位团长，两位阵亡，14位营长，13位伤亡，淞沪会战一役，全师4000多人，最后只剩600多人，每个连仅仅三五人生还，最多不过八九人。
除了淞沪会战，川军还参加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28次大型战役。
川军在最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李宗仁说：“若无（川军）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大捷？”川军此次战斗的武器装备有很大改善，另外，滕县老百姓也积极配合川军守城，当敌军围城时，民众自动协助军队抬沙挖壕，在猛烈敌火之下，帮助军队运送伤员，所以也有很多民众伤亡;王铭章遗尸城郊，民众私下掩埋并暗立标记，当得知我军在徐州收容时，又于夜间挖出，间道抬到徐州；少校副官鲁福庆，在城内巷战被俘后，日寇把他和其他被俘官兵二三十人，一齐拉到西南城墙外，当活靶用刺刀练习劈刺，入暮之后，附近的老乡们前往收尸掩埋时，发现鲁福庆尚有一丝气息，就悄悄地抬到村子里隐藏起来，为他治疗创伤；一二七师陈离师长负伤后，也是多亏当地的老乡们予以掩护和护送才得以脱险。
当时的四川安县有一位名叫王建堂的书生，他读完书之后不愿在家干等着，而找了一些同学，组织了百十来人的义勇队伍想要奔赴战场。而此时他的父亲也从老家曲江镇给他寄来了一个包裹，打开之后不仅令人热泪盈眶。
好一句”伤时拭血，死后裹身“！
死字旗、娃娃兵、将士同命，最惨烈的牺牲，换来了最珍贵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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