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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浒之战，明清之交的历史拐点
《清史稿》：“萨尔浒一役，翦商业定。迁都沈阳，规模远矣。比於岐、丰，无多让焉。”如果不是萨尔浒，后金也许只是东北少数民族政权。经此一役，努尔哈赤不再是“占山为王”的酋长，成为了一代开国帝王。
明朝一直以来对东北少数民族、尤其是女真族的统治，一面笼络其首领，封官晋爵赏赐财物；一面分化女真各部，使其互相对立，力量分散，以便更好的统治。明朝晚期，因忙于镇压关内农民起义，无力顾及辽东防务，驻守辽东的明军，训练荒废，装备陈旧，政治腐败，守备分散，明军军队不堪一击。
在明朝逐渐走向腐朽的同时，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一统建州各部，又合并了海西与东海诸部，控制了东临大海（今日本海）、西界明朝辽东都司辖区、南到鸭绿江、北至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等广大地区。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过程中，不仅兵强马壮，更确立了兼有军事、行政、生产三方面职能的八旗军制，提高了建州女真的战斗能力，发展迅速。不久努尔哈赤便拥有一支6万余人的军队，并且大多为战斗能力很强的骑兵。此外，还在辽宁新宾修筑了赫图阿拉等城堡，屯田积粮，积极备战。
就当努尔哈赤已经建立后金政权，成为后金大汗的同时，昏昏沉沉的万历皇帝仍没有意识到来自东北的威胁，还沉浸在在自己的小世界里。直到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1618）正月，后金努尔哈赤趁明朝朝廷党争激烈、防务松弛的时机，大举对明用兵。农历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反明，历数明朝对后金国的七大罪状，率步骑两万向明朝发起进攻，一举攻占抚顺城以东诸堡。
得知抚顺等地接连失陷，万历皇帝才感到事态严重，马上派兵部左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主持辽东防务。并决定立即出兵辽东，意图一举铲平后金。但万历皇帝对他的敌人和他自己的王朝都缺少必要的了解，明朝军队缺兵缺饷，无法立即行动。尽管朝廷加派饷银200万两，并从川、甘、浙、闽等省抽调兵力，增援辽东，又通知朝鲜、叶赫出兵策应，但当明朝援军大部到达沈阳地区时，仍是一派军心涣散之势。
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1619）二月，明抵达辽东的援军约87000余人，加上叶赫兵一部、朝鲜军队13000人，共约11万，却号称20万大军。由杨镐坐镇沈阳，命兵分四路围剿后金。杨镐熟悉辽东军务，曾指挥过支援朝鲜抗击日本的战争，与女真各部亦有渊源，此时被再次重用平定后金，杨镐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杨镐的作战方针是：以赫图阿拉为目标，分进合击，四路会攻，一举围歼后金军。四路明军分别是：总兵马林率15000人，出开原，经三岔儿堡（在今辽宁铁岭东南），入浑河上游地区，从北面进攻；总兵杜松率兵约30000人的主力部队担任主攻，由沈阳出抚顺关入苏子河谷，由西面进攻；总兵李如柏率兵25000人，由西南面进攻；总兵刘綎率兵10000余人，会合朝鲜军共20000余人，经宽甸沿董家江（今吉林浑江）北上，由南面进攻。
四路明军出动之前，努尔哈赤就探知明军行动，认为明军南北二路道路险阻，路途遥远，不能即至，宜先败其中路之兵，于是决定采取“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集中兵力、逐路击破的作战方针，将6万兵力集结于都城附近，准备迎战。
战争的结果，证明了努尔哈赤是聪明且幸运的。明军军心涣散，各路将领之间缺乏合作，尽管杨镐坐镇沈阳，掌握着一支机动兵力，对其余四路明军却没有作任何策应。后金部队率先击溃了突出冒进的杜松军队，主将总兵杜松、保定总兵王宣、原任总兵赵梦麟，都在战斗中阵亡。后金军队越战越勇，乘胜追击，先后击退北路、东路明军。而南路李如柏的军队，不战而逃，仅因惊慌踩踏便伤亡千余人。四路大军，除李如柏军撤走未遭惨重损失，明军共损失兵力约45800余人，战死将领300余人，丧失骡马28000余匹，损失枪炮火铳20000余支，元气大伤。后马林战死开原，李如柏自杀谢罪。
萨尔浒战役，以后金军的绝对胜利告终，彻底扭转了明与后金的政治格局。之后努尔哈赤声名大噪，不但使其政权更加稳固，而且从此夺取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坚定了努尔哈赤政权一统江山的信念。后金方面由防御转为进攻，明朝方面自此由进攻转为防御。到天启年间，辽阳、沈阳、广宁等重镇相继失守，明朝退守辽西，完全陷入被动，局势万分危急。明朝最后失去大部分辽东领土，山海关以外仅余锦州、宁远等少部分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