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的六月，我大学毕业。
年轻气盛的我，总觉得自己可以做一份自由的工作，比如一个职业旅行家。于是毕业前的校招，一份简历都没有投。那时，我刚刚写完第一本书，做梦都想着这本书能赶紧上市，赶紧拿到稿费，继续旅行。那时的我并不知道一本书的出版是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书稿改了一遍又一遍，出版的日期一推再推。
到了毕业的时候，我身上的全部银两还剩下两千块，任性地开始了毕业旅行。出发时我不知道会走多久，不知道会走多远。
来到西宁我遇上了梨陌，我们一同搭车前往玉树。在倒淌河，我们拦下了一辆吉普车，司机师傅说可以把我们带到半路，于是我们上了车。坐在我旁边的藏族人不会说普通话，每当我们的眼神接触，他便用直勾勾的眼神盯着我。然后他打开一罐啤酒，一口闷下肚。再打开一罐，递到司机手中。就这样，车里的一箱啤酒很快被两个藏族人通通喝完。
师傅把车开得颤颤巍巍，我的心砰砰直跳。“你们怕不怕？”师傅问我们。“怕什么？”我反诘。“我酒后开车，还把车开那么快！”“不怕不怕，上了贼船怕又有什么用！”“哈哈，不怕就好，我要闯前面的收费站，你们坐好！”说罢，师傅紧紧跟上前面一辆车，当前面的车交完费，师傅一脚油门冲上前，在收费杆落下之前，师傅已经开着车冲了出去，一边狂奔，一边小心翼翼地观察后面有没有警车追上来。
经过了一番生死时速的历险，我们来到一个小镇，师傅说他的家到了。“今天这么晚了，你们就上我家住吧！”好心的师傅对我们说。我们急着赶路，于是谢绝师傅的好意。“这样吧，我陪你们一起等，等你们搭上车我再走，搭不上车，我再带你们去我家！”师傅对我们说。
尽管我向师傅不停地解释，搭车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但很多藏族人只认他们自己心中的理：既然相遇，大家就是朋友；既然是朋友，就不能扔下你不管。
终于，我们拦下一辆小皮卡，司机要价一百，师傅说：“上车，我帮你们给钱! ”我们当然怎么也不答应。时间又过去很久，我们拦下一辆愿意搭我们去玉树的大货车，师傅站在路旁，一直看着我们上车才离去……
这就是藏族人，纯朴的藏族人。
那时的旅行，我住的永远是最便宜的，吃的也永远是最便宜的。我不知道第二天会来到什么地方，不知道什么时候身上的钱会用得一分不剩不得不打道回府。
来到西藏萨嘎的时候，我和同伴身上的现金已经所剩无几，当地找不到ATM机，唯一的银行也大门紧闭。第二天我们离开萨嘎前往冈仁波齐，半路拦下了一辆小轿车。司机向我们要钱，车上两位包车的大哥下车把我们拉到一边，经过一番了解，两位大哥把二百块钱塞到我们手中。“拿着，这是唯一让师傅带上你们的办法，就说这是你们能够拿出的全部的钱！”经过一番推辞，我们依然被拉上车。
傍晚，我们来到冈仁波齐山脚下的塔钦，一整天的旅途，我们车上五人从彼此素不相识到成为了交心的朋友。在荒芜人烟的无人区，人与人的距离很容易被拉近。
来到目的地冈仁波齐时好心的司机师傅并没有收我们的钱。当我们把二百块钱递回大哥手中时，对方却怎么都不肯收，“拿着，接下来的路还长着呢”。
搭车旅行始终存在一个悖论，至今被很多人诟病。在省钱的同时，有人觉得不劳而获，有人觉得这是利用他人的好心。但对于搭车旅行的我们而言，不是身上没钱，而是如果一路坐车都给钱，一个月的旅行不出一星期就得回头……我深深感激着一路上遇到的人们，我也始终用一颗感恩的心面对着帮助过我的人，并且，把我力所能及的帮助给予需要帮助的人。
在来到玉树之前，我做了一个计划——用相机拍下一百个藏族孩子纯真的笑脸，我希望能够用这些照片，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些灾区的孩子们。
在一处安置区，我遇上一群小孩，跟着他们的脚步来到了一座帐篷学校前。小小的帐篷只有不到二十平方米，昏暗的帐篷里没有灯，小小的窗户透进微弱的光亮。孩子们的老师是当地寺院里的喇嘛。喇嘛每天念经修佛之余，在帐篷学校里教孩子们藏文。我向老师说明了自己的来意，为孩子们拍了一张全家福，再一一为他们拍照。
离开玉树的路上，我搭了一辆小车，车上是一位在宗教局工作的藏族妇女，我记下了她的联系方式。后来，我在网上发起了一个名为“寻找100个孩子的笑脸”的活动，我联系上那位藏族妇女，问她能不能帮我把筹到的钱捐给玉树的小学，前提是我需要一张盖了学校公章的收条，对方一边感谢我的好意一边说：“你放心，我们都是有信仰的人，如果我们拿了这个钱，哪怕是其中的一块钱，我们心里一辈子都会不安。”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过多少地方，看过多少牛逼的风景，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经历不同的事情，走着走着，就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自己，一个意料之外的自己，发现自己可以如此坚强，可以变得坚韧。
现在的我依然很庆幸自己在毕业后工作前的那段时间里，选择了一段长达三个月的任性的毕业旅行，尽管后来的我，依然会以各种方式继续旅行的脚步，尽管随着经济渐渐宽裕，我不会再为旅行的花费而担忧，也不用再为省钱而风餐露宿，但无拘无束的毕业旅行，是我所有旅行经历中最难忘的，可它再也回不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