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27日，电影《战狼2》上映。这部讲述被开除军籍的主角卷入某非洲国家的叛乱，在战乱中孤身犯险解救同胞的电影，上映11天票房已突破30亿。随着电影的热映，人们对非洲的兴趣再度被激起。
真实的非洲到底是什么样的？真正的战争是否又像大银幕上那么惊险刺激？这些问题所有人都好奇，但少有人可以解答。而本文作者王梦，这位在北非国家利比亚生活过三个月，亲眼见证了利比亚战争的记者，就是少数可以回答这些问题的人。
本文编选自王梦著作《和利比亚说分手》，已获得作者授权。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在利比亚的3个月我几乎没睡过一个好觉，差不多每天晚上都会被打枪吵醒。我可以习惯不被枪声吓到，但始终没有做到不被枪声惊醒。
只是到后来听到半夜枪响后我会开始判断：哦，这是AK47，或者是M16，是常见的步枪，没关系，继续睡。然后某一个晚上听到的枪声并不常见，于是就得强迫自己清醒几分钟，再辨认一下，然后确认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以至于离开利比亚之后，一听见放鞭炮，我就会警觉地看看窗外。认为那是枪声是我的第一反应，甚至成了条件反射。城市里的每一声巨响都能把我打回利比亚。可实际上，战争让人最印象深刻的从来不是枪声或者炮声。
有人说，你对一个地方印象深刻，多半是因为在那儿的人，生活在当地的人，或者和你一起在那儿的人。所以，提起利比亚，我的眼前总会出现很多面孔，那是些黑头发高鼻子皮肤颜色很深的年轻人，他们拿着枪，黑溜溜的大眼睛藏在深深的眼窝里，看着我。
冒险的旅程
4月底，我第一次去利比亚。凌晨3点从开罗出发，行经17个小时到达班加西。
一进入利比亚，我就得做一场视频直播连线。车在路边停下车，我走进旁边的沙漠里。司机紧张地喊住我：“别再往里面走了！沙漠里有地雷，没人知道在哪儿！”
地雷？就是那种脚踩下去，再抬起来，说不定命就没了的地雷？坦白地说，我吓坏了，不敢再挪步，脑中总是闪出一些恐怖血腥的场景。直到直播结束，才小心翼翼地走上大道。
不过后来在班加西的日子，我在采访、出镜，甚至直播的时候，都被枪声甚至炮声打断过。再想起那些不知身在何处的地雷，原来就是个序幕，它告诉你：大幕已经拉开，欢迎来到战区。
两个月后，我第二次去利比亚。从班加西飞向米苏拉塔，没有安检，飞行期间有人拿出手机打电话。
飞机一路颠簸，感觉像坐火车，孩子们因为不适而不停的大哭，大人们发出一声声尖叫。我戴上耳机，开始听王菲唱的《心经》。闭上眼睛，听天由命。当飞机并不平稳地落地的时候，我默念：感谢神灵保佑。
然而，周围没有人大声喊出我的心声，甚至没有人喊出他们天天都在说的Allah Hua Akbar（真主至大）。因为所有人都开始高声唱《自由利比亚之歌》。
在利比亚，差不多所有记者上网的设备就是自己带的卫星接收器Bgan。
这种设备在荒郊野外在战区的确很管用，是在条件艰苦简陋的地区最常见的上网、打电话的设备。最大的麻烦是，必须得在空旷的地方，才能对得上天上那颗遥远的卫星。
于是，在初到的那个凌晨，我和同事坐在米苏拉塔空旷的大街上，身边是两名有枪的士兵，偶尔有车呼啸而过。周围是废墟，9月的米苏拉塔只能是废墟。
我打开电脑，连上网络，先在台里的内网上留言。那几个月在利比亚，通讯是最让人头疼的事情。只有当地手机卡有信号，而且一开始只能本地打本地，后来，到很后来了，才能接听国际长途，信号还时有时无。
一直以来，联系我们是一件如同撞大运一般的事情。微博、邮件，大家开动所有方式联系我们。每天我都发微博，更多的是给家人好友报平安。我打开微博，果然，12条私信，都是爸妈和亲密的朋友。内容很统一：“一天没发微博，出什么事了？”我一一回复。
这一夜，我不知道说了多少个“别担心”“我挺好的”。不一定是真话，但都是真心话。
那些有枪的年轻人
“我不想拿枪，没有人真的愿意拿枪。”年轻的士兵对着镜头说出这番话，眼角耷拉下去，眉间竖起几道纹路，不是气愤，而是忧愁。我愣了一下，我本来做好了准备听意气风发的。
8月，在班加西的Uzu宾馆，资深记者Jack给我放了这段视频，是他不久前在米苏拉塔拍摄采访来的。Jack说，这个新兵叫Rami，今年18岁，是名学生，“其实还只是个孩子。”
Rami当时正在作战的达福尼亚地区，是一个连Jack都认为“太危险”的地方。那天，战斗像往常一样进行，不，应该说比往常更加激烈，卡扎菲的部队已经非常近了，而且推进得飞快。中午过后，Rami这边已经有5个人死了。炮弹、子弹还在不断袭来，落在肉眼就能看得见的地方，和着巨大的声响，然后变成滚滚浓烟。
突然，一枚炮弹直接朝Rami他们的方向发射过来，落在Rami身边不远处，爆炸了。又一名战友被炸死了。Rami的头被弹片划伤。Rami没去管他流血的脑袋，直接奔向那位死去的第六名战友——那是他的发小。他们相互鼓励着一块儿来到战场，却没法一块儿回去。
“他一直抱着那位朋友的尸体——那是一具没有头的尸体。他就那么一直抱着，直到其他的士兵跑去把他拽走。”Jack就在那样的情景下遇见了Rami。
Jack说他一到那儿，就觉得自己去错了地方：“太危险了，实在是⋯⋯太危险了，卡扎菲部队的进攻非常猛烈。我到了那儿就感到周围的气氛很紧张。不过，看来那天还不是我的死期，北约很快开始轰炸了，轰炸卡扎菲的部队。轰炸一开始，我周围的士兵开就说Allah Hua Akbar。只有Rami没说，他坐在地上往头上缠绷带。”
Rami仍旧边说话边摸一摸绷带，另一只手上始终握着枪。这两样东西都是用来保命的。“我们也是人，我们这些人里有的人是医生，有的人是工程师，有的人是摄影师。每天都有人死去⋯⋯他们是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他们就在你眼前死去⋯⋯可你什么都做不了。”这是视频里，Rami最后说的话。
“Rami现在怎么样了？”
“不知道⋯⋯我不知道。”Jack的表情突然沉了下去。这终究是他不愿去思考，甚至不愿去面对的事实。于是，关于Rami的故事，我们只能讲到这里。它本来像钟摆一样起伏晃动，结果，停在了半中央。
我甚至希望关于Rami的故事是一场电影，所有的悲伤都是预设的，美好的结尾是已知的。我们可以被赚去眼泪，同情，但不管多么惨烈都是假的。哪怕结局不那么美好，也是假的。可眼前的就是现实，哪怕只有一滴眼泪一滴鲜血，也能落在你的手上，让你感到湿乎乎的。
军事训练营的少年
如果硬要把Rami的故事比作是电影，那么我想我们在军事训练营采访的情况算得上是这场电影的前传。
阳光把班加西的军事训练营晒得发白，眼睛看到的是意气风发，可是反映到脑子里就变成了悲壮。
这个“217”军事训练营是班加西唯一一个允许记者拍摄的训练营，但每周也只有两个上午对记者开放。训练营就像是个学校操场，也就只有学校操场那么大，四周放上了几种武器，有步枪、高架机枪，还有坦克。每种武器旁边各有一位教官在讲解，身边围着一堆学员。那些学员只会在那儿呆3个星期。
3个星期，这些从没见过武器的年轻人，要从装子弹学起，直到学会拆卸组装重型武器。3个星期之后，他们就要上战场。那里可能是班加西，可能是艾季达比耶，也可能是米苏拉塔，比如Rami他们一直在战斗的地方。
3个星期，其实只要3个小时，学员就可以学会扣动扳机。可是学会躲避子弹甚至炮弹需要多长的时间？
一个时段的培训结束了，年轻的学员们从晒得让人睁不开眼睛的阳光下走进训练营的荫凉处休息片刻。一个帅气的男孩儿穿着运动服，戴着运动帽坐在了场边，帽子上的意大利国旗很显眼。
男孩儿名叫Yunis，20岁。那句“喜欢国际米兰，天儿太热了”几乎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次采访。因为，那样孩子气的回答和当时的环境很不搭调。
“你喜欢足球，你应该上球场，你这个年龄，应该在学习，为什么到这里来？”
“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你有可能会受伤，你有可能会死在战场上你知道么？”
“我知道，但是我要去加入我的兄弟们。”
“你们经过简单培训就上战场，你知道政府军都是训练有素的士兵么？”
“我知道，”Yunis拍了拍自己的胸口，“但是我们这儿——我们的心灵很坚强，他们是脆弱的！”
一连串的回答，让Yunis瞬间从孩子变成了战士，中间几乎没有任何过渡。就像他的人生，这样的转变也没有任何过渡。
当我看见Rami的时候，我想起了Yunis。他们的形象在我脑中重合。Rami曾经是一个Ynis，也许曾经在那样简陋的训练营学习打枪，拍着胸脯说自己一定要上战场。也许，只是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一把枪，就邀着朋友上战场了。可现在，他又变成了摸着伤口的孩子。
我想说你的身体相对于炮弹来说是脆弱的。我想说如果你怎么着了为你伤心难过的只有你的家人。我想说你的满腔热情成不了铜墙铁壁。可我都咽回去了，说了句：好运，平安回来。
另一个阵地
“在战场上，开枪的人一般会首先选择把对手打伤，而不是打死。因为伤者会牵制另外一到两名对方士兵去营救。而死者是不会有人去管的。所以，打死是消灭对方一人，而打伤是消耗对方几个人。”在白花花的医院里，我想起 Jack对我说过的话。
于是，医院成了战争中的另一个阵地。辨认出这个阵地首先靠的是气味，不是硝烟的气味，而是消毒药水的气味。在这个阵地上没有意气风发浴血奋战，只有和死亡赛跑的争分夺秒。这个阵地往往安静得可怕，像死亡一样安静，而死亡也随时可能降临。
21岁，应该是上学约会娱乐的年纪，努鲁蒂姆却选择了上战场。像利比亚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而此刻，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费劲地呼吸。曾经拿枪的双手插满了管子，无力地垂着。
我蹲在床边，努力让问题简短一点。
“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在2月17号那天申请上战场⋯⋯自愿的⋯⋯然后我开始学习使用武器⋯⋯后来我拿着枪在战场上⋯⋯火箭弹打来了⋯⋯我受伤了⋯⋯”他躺在病床上，严重的伤势甚至让他没办法说出一个完整的句子。
医生耶思夫告诉我们，鲁努蒂姆刚入院3天，因为伤势严重，他马上要被送往突尼斯，进行腿部截肢手术。
“他知道要被截肢么？”
“不知道。但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要想保住他的性命，只能这么做。”
阿布萨兰是个10岁的孩子，炮弹没因为这个就放过他。
他已经入院两个星期了，但是鼻子上还插着管子，鲜血顺着管子流到床边的血袋里。他的两条腿上都缠着厚厚的纱布，几乎动弹不得。
那天晚上，住在米苏拉塔的阿布萨兰一家人正在睡觉，突然，他们住的房子遭到轰炸。阿布萨兰瞬间失去了哥哥。然后，受伤的阿布萨兰和爸爸、妈妈、爷爷辗转来到班加西接受治疗。现在，他们一家人都还住在这所医院。阿布萨兰的爸爸就躺在他对面的病床上，时不时下床看看他。
“治愈出院后我一定要上战场。”阿布萨兰的爸爸狠狠地对我们说，然后伸手比划出V字形。手上还缠着纱布。
“等你的病好了你想些干什么？” 我问阿布萨兰。
“我想当兽医，像爸爸那样。我想救治小动物。”
孩子，大人的世界已然如此，请保护好你自己的小宇宙。
战区的儿童
班加西所有的学校都停课了，从3月份冲突开始之后。孩子们只能在街上游荡打发时间，散落在这座无序的城市的各个地方，爬上路边废弃的坦克玩耍，学着大人的样子比划出V的手势，喊着口号。你要是问他们，他们会告诉你，他们盼着长大，盼着上战场。
4月底，伊科齐里和另外30多名志愿者利用一所停课的学校，组织住在附近的孩子来到这里学习些基本知识，参加些活动。
走出教室，一群小姑娘穿着小天鹅一般的礼服裙子跑了出来。门外的操场上，老师正带领着孩子们打球做游戏。
“人人都要包容，心中要充满爱。”在另一间教室里，老师正在讲述古兰经里的故事，看上去大概十几岁的孩子围坐在教室里听课。没有教案，没有书本。
在教学楼的大厅里，展示着很多孩子的画，你恐怕不会在任何其他地方看见那样的儿童画。画上有的是坦克开过人群，有的是大炮喷出炸弹进行轰炸，有卡扎菲跳起来拿着狼牙棒打人，龇牙咧嘴的。
每一幅画的主题都关乎战争，手法稚嫩，含义残酷。而那些轻飘飘的画重重地砸碎了学校试图在孩子和战争之间立起地那堵墙。
我们在一间教室里看见了一个屋子里正在学画画的儿童。一个小姑娘看上去10岁不到，有阿拉伯小朋友圆溜溜的大眼睛，穿着粉色的裙子。
我问她：“你在画什么呢？”
“这是一只大脚，这个小人是卡扎菲，我们要把他踢出去。” 她指着自己的作品说。
“为什么？”
她又张开小小的嘴巴，露出缺了的门牙，圆鼓鼓的小脸上仍然挂着微笑：
“他杀人。”
她笑得真诚，而我的笑容已然僵在了脸上。
拿枪的女人
女子军事训练营并不好找，藏在错综复杂的小区里。我们走进了一个小区里的一栋楼房，后来才发现是一所学校，学校操场就是训练营。上午10点，我们到的时候，10几名女性正跪在地上，拆卸枪支。她们都头戴纱巾，穿着长袍。
有一位穿着迷彩服的女教官在她们面前走来走去，时不时地指导一下她们的动作。
“梦姐，你看，她的速度最快！”同事边拍边对我说。果然，在一片动作生疏的人当中，有一位女性很麻溜。她戴着黄色的头巾，看上去30多岁。
“黄头巾”叫卡蒂沙，可以讲流利的英语。她叫是一名中学老师，还在攻读自然科学硕士学位。
卡蒂沙很瘦，这使得她脸上的线条很分明，甚至过于分明以至于少了一点女性的柔和。讲话的时候她一点儿也不腼腆。这么说起来，她和手中那把AK47还挺般配。虽然她从4天前才开始学习舞刀弄枪。
“你想上战场么？”我问她。
“我想上战场，我想去前线，我很想去！但是他们不让。我的丈夫在一个月前去了前线，我的兄弟也在打仗，我真的想去！⋯⋯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去。”
卡蒂沙说完自己哈哈笑了，我觉得她的这几声笑可不是觉得自己说的是笑话，而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说出了真实的野心。
卡蒂莎身边是另外10几名年龄在30多岁的女性。当时，已经有60多名班加西女性在这个训练营接受了培训。
采访完卡蒂莎，教官径直走向我，在我面前把一把AK47拆了，然后装好，再把枪塞到我手里，意思是让我试试。
我放下话筒，接过这把著名的AK47。枪管冰凉，北非的大太阳也没有把它烤热。
我开始试着拆了它。可每一个步骤不仅需要技巧，也需要力量。经过教官3次手把手地拆卸安装之后，我还是不能完全掌握。然后，教官抓来一把子弹，教我上子弹。子弹卡紧时会发出啪的声响。
我一枚一枚地把子弹按进弹夹，整个训练场都能听见一串并不连贯的啪啪的声音。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看着我的动作。我相信那个动作很酷，也很残酷。每一枚子弹都能要了别人的命。或者，自己的命。
训练营边上还摆了一张桌子，上面有各种武器，除了子弹，还有手榴弹，催泪瓦斯。这是在这儿的女性们需要学会辨认的玩意儿，要知道这些它们怎么使用，更重要的是知道如何躲避它们的袭击。
教我用枪的教官谢赫已经从军30多年。她的表情看上去总像是在生气，可能是因为天生上调的眉毛，或者因为一直不苟言笑。不过就算穿着迷彩服，她也画着很深的眼线，而且像所有阿拉伯女人一样戴着头巾；也像所有阿拉伯女人一样，有了中年的面孔，就有了中年发胖的身材。
“你上过战场么？”我问谢赫教官。
“没有。这场战争是我经历的第一场战争。但是我得教会她们使用武器，万一卡扎菲的部队打来了，这些女人们就不会害怕，因为她们会用枪。”
不得不说的石油
利比亚的石油品质高，在意大利、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中一直很受欢迎。利比亚的大多数油田都在东部地区，也就是反对派控制区，战争一开始，卡扎菲就把东部的油田给炸毁了。石油短缺不仅让反对派缺少燃料，也让他们陷入财政危机。
然而最艰难的从来不是地中海那一边的欧洲人民。不管利比亚是不是打仗，不管利比亚的石油是不是停产，法国、意大利人民仍然在工作在度假。
可就是从海湾石油公司停产的那几天开始，班加西人的一天，要从在加油站前排队开启。一早，班加西的各个加油站前就排着几十辆汽车，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队伍会越来越长。到了下午，加油的队伍简直把街道装扮得像北京早晚高峰时期的大堵车。
“要排队很长时间才能加上油，现在我只能在这儿等着加油。但是这段时间我应该用来干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有人这么说。
“没关系，也就是等一会儿。为了革命，革命更重要！”也有人这么说。
我相信，都是实话。
卡比尔经营了一家土耳其餐馆，那是我们经常去填饱肚子的地方，因为几乎没别的餐厅可以去。冲突期间，班加西仍然营业的餐厅也就4、5家。卡比尔本人，加上一名服务员，还有一位厨师，3个人维持餐馆的运营。
点餐之后等上两个小时才能看见食物上桌是常事。而且点菜往往不用看菜单，因为菜单上的食物通常没有，最保险的办法是直接问老板：今天有什么吃的？
“现在能提供的食物非常有限，因为买东西不容易，而且煤气供应不足，过去一天就要用4桶煤气，现在，一个星期也才能买到5桶煤气。”卡比尔总是很抱歉。虽然我们从来没有抱怨过。我们没资格抱怨。
最严重的问题是电力短缺。过渡委为了补给燃料的不足，从5月份开始，电力减产25%，并且在班加西实行分区域停电，也就是说，班加西的每一个地区，每一户家庭，每一家商店，每天都要经历3到4个小时的停电。这一点，直到我们9月份离开班加西的时候也没有改善。
到了7月，情况更加糟糕。油田没有恢复生产，石油只能是越用越少。7月，我们收到了过渡委的一份声明：开始实行石油配给政策，先保证前线的武器装备和车辆用油，再供民用。于是，我们的司机Anis每天都要询问好第二天的行程，以确定是不是需要早起加满油。要是路程太远，就得多准备一桶油放在车里。
不过，哪怕是在石油最短缺的时候，利比亚的油价始终是0.15第纳尔一升，合人民币不到一块钱。
晚上的班加西，大多数道路是漆黑的，如同荒郊野外一般。城市里的黑，是你放眼望去会看见灯光，而荒郊野外的黑，是放眼望去只有黑。而这分明是利比亚的第二大城市。那时候，我们晚上走在班加西的商业街上，总是只有半条街的商店和路灯亮着，第二天轮到另外那半条街有电。
不过班加西有一片区域是亮着的：Uzu酒店附近。站在酒店阳台望出去，是一片湖水，远远的对面是另一家住着各个国际组织的酒店。
这两家酒店周围灯光明亮，不远处立交桥上的路灯也亮着。而 Uzu酒店阳台上的灯是关不掉的。各位记者试了很多次，它们依然彻夜明亮。于是，每天晚上，远远望来，Uzu酒店一派灯火通明。
面子工程哪儿都有，战场上也不例外。
那一天，我在那儿
日子一下子过到了8月——穆斯林的斋月。斋月过半，战事突变，反对派连连取得巨大胜利。拿下距离的黎波里只有70公里的兹利坦后，反对派军队就几乎包围了利比亚首都。大局已定。
那时候我们在班加西，看CNN的直播了解的黎波里的情况。其实，我们只要听外面的声响就能知道。那天的班加西，从傍晚开始，就不断的有人鸣枪庆祝，甚至还有人放炮，震得宾馆都在晃悠。
战事以谁都没有料到的速度推进。反对派长驱直入，转眼，三色旗飘到了市中心。几乎每隔几分钟，我们就会听到打到哪儿的消息。
大概从晚上9点半开始，班加西陷入疯狂。我怀疑全城的人都上街了，路上堵车，水泄不通，人们的目的地甚至不是前方，而就是大街上。他们坐在车里，司机有节奏的按响喇叭，其他人把手臂伸出窗外，挥舞着三色旗，或者比划出V 字型手势。
我们的车在人群车流中比走路的速度还慢，快到最高法院，彻底开不动了。我们下车，步行。一拿出摄像机，人们就凑过来，只有一句：“卡扎菲离开！利比亚自由！”远处，有烟花在盛放。几乎是第一次，我们看见用烟花庆祝，而不是用枪炮在欢庆。
那一晚，班加西人在庆祝，也许，整个利比亚都在庆祝。棚子底下，男人们手牵手跳起当地舞蹈，鼓手热烈地敲打乐器。如果他们是欢乐的，我愿意分享他们的欢乐，虽然我只是个过客。作为一个应该冷静的旁观者，如果我和他们一起欢呼，只因为我希望，他们真的可以从此和战争说拜拜了。
不管战争之后得到什么，战争这件事情本身的代价太大了。
洋洋洒洒89天，一幕一幕如电影般在我眼前重放，可是像蒙太奇一样都是零散的片段⋯⋯ 那几个月，我仿佛钻进了时间机器，飞往了另一个时代。
战区，穆斯林国家，斋月，我作为一名女性，占据了所有的不利因素。但是那儿终究是我作为一名记者最应该也是最希望到达的地方。
那些日子，我总是告诫自己：打开窗是枪声，关上门是生活，督促我的是职责，支撑我的是梦想。我想，每一名战地记者对战区都有复杂的情感。那是一种得咬着牙恶狠狠说出的轻描淡写。经历的时候、日后回想起来都不那么真实，有时候甚至想抽自己一耳光确定不是在做梦，但是一切又都印象深刻。外人看到你的勇敢，同行看到你的报道，亲人朋友看到你为梦想执著。
世界上总有些事情值得你去努力、去奋斗，不为钱、不为名、不为主流价值观、不为别人的眼光，只为心中所想。它看上去可能很难，但是不会难出你的能力范围，它看上去可能很远，但是远不过你迈出的脚步
Jack怎么说的来着，“A solitary bright flower in the desert is the most magnificent sight a person can behold. ”
一朵绽放在沙漠中孤单的鲜花，是人类的视力所能见证的最惊艳的美景。
王 梦
1984年4月18日出生，江西南昌人，现为中央电视台日本东京站的驻外记者。2004年毕业后成为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栏目记者，主要负责采访外交新闻。曾经采访过美国总统克林顿、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并在巴黎会见法国等国家的外交官，五次到西藏进行采访。
2010年，王梦被派往印度，成为中央电视台新德里站的驻外记者。2011年利比亚战争期间，27岁的王梦成为央视派往当时利比亚反对派大本营班加西的第一批记者，从4月到5月，再从7月到9月，总共在利比亚呆了89天。 2012年，王梦出版《和利比亚说分手》一书，叙述在利比亚做战地记者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感。
微信公众号「被梦想勾引者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