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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对人的改造
更加直接、残酷和彻底
文 | 道田（中国科学院副研究员）
1600余字，阅读约需2.5分钟
近日热播的中纪委专题片《打铁还需自身硬》披露了中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原副处长袁卫华甘当内鬼、违法违纪的故事。
这位37岁的原副处长曾是家乡的高考状元，北京大学法学院高材生。大学毕业后，直接考入中央纪委机关工作。他参与查办过慕绥新、马向东、武长顺等大案要案，立过功、受过奖，可是不久却利用职务之便，故意泄露案情，以案谋私，比如曾将查办原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一案过程中的信息作为筹码透露给对方，以此收受大量财物，甚至换取到高达10亿元的工程项目。更令人“拍案惊奇”的是，袁卫华心机极重，他将工程项目交给父亲接下，并让父亲立下去世后所有财产归他的遗嘱！
袁卫华的轨迹，让人不禁想起同是北大人的钱理群教授关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论述。钱理群教授曾在一次访谈中指出，我们现在的教育，特别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出一批 “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谓“绝对”，是指一己利益成为他们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指什么呢？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钱老甚至说，“我为北大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利己主义者悲哀。”
什么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当人们抽象于钱老总结或者创造出的概念时，袁卫华的出现，似乎作为这个定义的形象代言，再次给了大家直观的现身说法——上次人们联想到这个概念时，是前央视著名主持人、“代表亚洲提问”的芮成钢的出事。
“精致”是这类人的共同特征，它有两层意思，一是受教育程度高，高智商，有条件讲究和追求生活品质，二是圆滑世故、精于算计，或者说“情商比较高”。当一个高智商、高情商的精英以利己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不择手段时，其危险系数自然是相当高的。不过，这类人的横空出世，本质原因不在于大学的教育，而是来自我们的社会。
大学办什么样的教育，并不是大学本身决定的，在教育法规和道德约束之下，没有哪所大学不强调德育和法制教育，学校要开设相关课程，甚至要求入脑入心，但是当大学的产品——学生走出校门之后，社会对人的改造更加直接、残酷和彻底。用人单位对学生实现身份角色转变、从单纯走向成熟的要求，社会普遍流行的表里不一、急功近利的思想，加上各种各样教人搞人际关系、办公室政治和权谋厚黑学的成功学，凡此种种，即使是一张白纸，也必然会遭受侵袭变色甚至受到污染。人是具有强大学习适应能力的，当在学校时形成的价值观和为人处事方法在社会中到处碰壁受挫，当孩子气、书生气、文人酸腐气等受到挖苦嘲讽，人必然会调整自己的思想、思路，并在现实中矫正自己的行为，以不断适应和融入社会求得生存发展，从而渐渐地被大环境所同化。因此，大比例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出现，更加本质的原因是社会对人的再教育，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导向和社会风气出了问题——包括不良的社会风气侵袭校园使得学校教育环节也出现偏差，也就是当学校的管理者、教育者自己受到侵袭，自然会将不良的思想和习气传递给学生。
很想潇洒
长期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王跃文在其官场小说《很想潇洒》中，描写的年轻人汪凡的蜕变或者说进化就是上述现象的写照。汪凡大学毕业后进入市政府办公室，从一开始不懂得与领导同事相处，比如怀着一身抱负激扬文字，直接指正领导的文字错误，或是开玩笑让人有对号入座之感，这些不经意间或者不成熟对领导和同事的冒犯，受到了领导很艺术的批评教育，碰壁后的他不得不逐渐适应机关文化，指出领导的文字错误知道了拿领导的领导当挡箭牌，与同事相处的语言风格变得隐晦婉转，外在形象也在模仿着机关做派，甚至不得不时时处处小心谨慎，于是，诗人气质的汪凡也成为那些起初他看不顺眼的，衣冠楚楚、梗着脖子来来往往像在演木偶戏的人。一个曾经阳光的大学毕业生，就这样在职场的塑造下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当然，在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影响下，社会风气的改变并非一朝一夕，但社会整体朝着包容、法制的轨道前进就可以让人看到希望，而“上梁不正下梁歪”，在这个问题上，作为“上梁”的师长们应该担当起更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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