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8年，国民党不仅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在经济上也困难重重。法币一泻千里，几乎变成废纸。物价则一日高过一日，各类物资奇缺。民生艰困，人心惶惶，更加剧了国民党的政治危机。
蒋介石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后，即开始推行经济改革，意图挽狂澜于即倒。经济改革第一要务便是稳定金融，抑制物价。为此，国民政府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以取代法币，同时平抑物价，打击投机行为。
为强力推行经济改革，尽快取得成效，蒋经国受命为经济副督导员，坐镇上海，上演了一场“打虎”的闹剧。
控制上海经济命脉的有三类人，一是投机商人，二是官僚资本家，三是地方帮派势力。蒋经国深知要在上海打开经济改革的局面，必须解决好这三类人的问题。他以《上海向何处去？》为标题发表告上海人民书，宣称：“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得安宁的。”
蒋公子以“太子”之尊，手握尚方宝剑，自然言之必行，行之必果。首先是打倒投机家，逮捕投机商人60余人，枪毙了私套外汇的林雪公司经理王春哲，还在报上刊登王被处死时的大幅照片。其次是消灭暴发户，强力打击金钞黑市，扣押了杜月笙之子杜维屏。再次是赶走冒险家，查封了孔氏豪门的扬子公司，迫使孔令侃离开上海，转赴纽约。
一系列强硬举措，确实在短期内抑制了物价。但是，蒋经国的打虎行动只持续了70天，即败下阵来。
许多人认为蒋经国打虎失败，是因为得罪了以孔家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失去了南京政府的支持，于是功亏一篑。
事实上，蒋经国的失败，盖因是打虎之后，导致了物资外流，资本外流，使上海变成了空城。当时物价上涨是全国普遍现象，唯上海成为物价洼地，资本家逐利的本性，必然令上海本地的商品向外走，外面的商品不进来。市场上商品都买不到，控制了物价又有什么意义？
所以，导致国民党经济改革的失败，政治因素是诱因，市场因素才是主因。国民党《中央日报》曾发社论表示：“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结果一语成谶，果然国民党政权也随币制改革同归于尽了。
二
任何政治斗争都要考虑到经济方面的影响。过去打江山如此，今天坐江山亦如此。这便造成了京州李达康书记的困局。
近来，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热播，其中敢闯敢干、雷厉风行的改革强将李达康书记也暴得其名，迅速在网络上走红。
网民戏称，达康书记外有上司贪污、下属出逃，内有妻子受贿，却仍然坚守底线，为发展经济使出浑身解数，在GDP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随着剧情的推进，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作为一个高度重视经济建设又富有个性的领导人，他最大的困境并不是身边人的腐败，而是腐败被查出之后带来的负面效应。
李达康在林州任市委书记时，一位分管开发区的副市长被查，导致投资商纷纷撤资出逃，开发区建设一度停滞。
电视剧开篇讲述京州副市长丁义珍出逃事件，仿佛是林州副市长腐败案的重演。如果丁义珍被抓，必然会引起投资商的惶恐不安，难免会出现资本外逃的情况。这是李达康最当心的，所以，他极力主张由当地纪委在处理丁义珍案件，而不想反贪总局介入。
要么丁义珍被抓，京州经济发展受到影响，李达康的个人进步受阻。要么丁义珍不归案，京州延续其原有的建设轨道，李达康继续在他的GDP道路上奔走。这是个两难选择，也是达康书记难以突破的困局。这个困局，与蒋经国当年在上海遇到的情况是多么相似！
一个贪官被查，总能带出一群商人，然后就会影响一批投资，接着就是一系列的负面效应。这几乎已经成为常态。因此，达康书记的困局，也是现实中许多地方领导的困局。这些年来，“反腐影响经济发展”的论调一直不绝于耳，就是因为许多人不想陷入这个困局之中。
改革开放将近40年，许多商人成了先富裕起来的人，许多官员则成了先倒下去的人。富裕起来这些人，不少人身上都有“原罪”。而倒下去的人，多数也是因为商人的“原罪”。
十八大以来，对官场上的腐败行为实行零容忍，但是对商场上的“原罪”如何处理却没有定论。
三
社会发展到今天，处理好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社会“原罪”，已经成了社会公平正义的风向标。
最近在知乎上有一个帖子非常火。这个帖子的作者是一名国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他在接待不同的学校到国家博物馆开展教学活动的过程中，明显感到边远地区的学校教育存在问题，与重点学校的教育有着明显的差距。
这个作者得出的结论是：“一般家庭的孩子要是能在阶层上实现翻盘，那都算得上是人中龙凤了，而精英家庭家的孩子，他们仅仅做到不搞砸了就已经能在上层了，可他们不仅没搞砸，还往往做的更好。”这种现象就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固化。
穷者恒穷，富者恒富，这是多么可怕的现象。而这种现象正出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如果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人没有上升空间，看不到成长进步的希望，这是十分危险的。
我们回望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史，也是一部社会阶层分化史。阶层分化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先富起来的少数人身上的“原罪”。阶层分化越严重，“原罪”现象越普遍。
现在，背负“原罪”的少数人，占据了大多数的社会资源。这种状况如果任其发展，必然会导致社会公平正义更加难以实现。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群体事件频发，舆情事件不断地重要原因。
所以，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先要直面少数人的“原罪”问题，采取合法的方式加以解决。
“原罪”问题解决好了，达康书记的困局自然能得到破解，社会的公平正义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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