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忠海
日本先后向唐朝派遣了19批“遣唐使”，唐朝末年却突然中止了，直到宋朝建立后仍未恢复，无论北宋的首都汴梁还是南宋的首都临安，再也看不到那些曾经熟悉的“遣唐使”的身影，背后有何原因呢？
使者东来
中日间的交往源远流长，最早对日本进行记载的中国史籍是《山海经》，在其《海内北经》中有一句话：“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意思是，盖国在大燕国的南面，在倭国的北面，倭国隶属于燕国。
根据这段记载，春秋战国时中国人把日本称为“倭国”，视其为燕国的属国。秦汉以后中国建立起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与日本的交往不断增多，《后汉书》记载，汉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遣使来朝称臣，光武帝刘秀赐给金印及绶带，金印的铭文为“汉委奴国王”5个字，“委奴”即“倭奴”，这是中国史书对日本有明确纪年的最早记载。值得一提的是，1784年这枚珍贵的金印在日本九州福冈县的志贺岛被发现，成为中日关系史的一个重要物证。
曹操的孙子魏明帝曹睿在位时，倭奴国女王卑弥呼派遣大夫难升米来洛阳朝见，《三国志》记载，曹睿赐卑弥呼为“亲魏倭王”，次年卑弥呼女王“因使上表，答谢恩诏”。后来倭奴国与附近的国家发生冲突，他们分别上书曹魏“说相攻击状”，曹魏地方官员还对他们的纠纷进行了调解。
隋唐以后中日交往更加密切，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称“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认为“日本”的国名为武则天所赐，这个说法尚有争论，但自唐朝开始才有“日本”的称号却是事实。在唐朝，日本多次派出官方使团来到中国，他们被称为“遣唐使”，从唐太宗贞观元年（630年）到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年），264年间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共有19批。
“遣唐使”最初主要承担外交使命，后来则以学习、考察和文化交流为主，每批“遣唐使”少则100多人，多则500多人，最多的一次有651人，是一个庞大的使团，其中既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外交官员，还有文书、医生、翻译、画师、乐师、水手等随员以及一定数量的留学生和学问僧，他们至少在中国逗留一年，留学生和学问僧在中国的时间更长，有的长达几十年。
“遣唐使”在长安等地如饥似渴地考察学习，尤其专注唐朝的政治制度、科学技术和文化典籍，回国后把它们运用到本国实践。日本对“遣唐使”十分重视，“遣唐使”要经过层层选拔才有资格来到中国，费用都由政府承担，回国后往往被认为是特殊人才而加以重用，这一时期日本的官制、历法、城建、服饰、习俗等都充分借鉴唐朝，使日本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唐朝印记。
戛然而止
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年）“遣唐使”大使菅原道真向日本朝廷呈上一份报告，其中说：“大唐之凋弊具载矣，更告不朝之问，终停入唐之人。”这个报告得到了批准，“其日，停遣唐使”。
此时唐朝已进入垂暮之年，内有宦官专权、外有藩镇割据，唐昭宗李晔虽励精图治，期望恢复盛唐气象，但受制于现实也只得看着政权日薄西山而无可奈何。面对唐朝皇室衰微、战乱频仍的状况，再派“遣唐使”来中国不仅达不到目的，还会徒增风险，将其终止也在情理之中。
随后，日本又颁布了一系列禁令，包括禁止国民出海的“渡海制”、限制购买中国货物的“禁购令”和限制中国商人商船来日次数的“定年纪”，不仅派往中国的官方使团被叫停，民间人员和商业往来也受到严格限制，这些制度贯穿了中国五代十国时期，宋朝建立后仍继续执行。
“渡海制”规定官民不经特别批准不得乘船前往中国等地，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日本僧人诚寻想前往中国五台山寻求佛法，希望得到批准，但日本政府依据“渡海制”加以拒绝，诚寻求法心切，最后乘坐宋朝商人孙忠的商船偷渡来到中国，之后不敢回去，一直留在了宋朝。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日本僧人戒觉也请求到中国寻求佛法，同样遭到拒绝，最后他们也是靠偷渡才来到了中国。
当年“遣唐使”中的学问僧最澄﹑空海、常晓、圆行等受日本政府官方选派来到中国，归国后分别创立了日本的天台宗、真言宗等佛教宗派，著述丰硕，成为一代宗师，诚寻、戒觉等人的遭遇与他们形同天壤。但诚寻等人还不是最惨的，毕竟他们历尽千难万险最后来到了中国，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日本人清原守武等5人在偷渡中国时被查获，结果被判有罪而遭流放。
“禁购令”规定官员和百姓购买中国货物前必须接受严格检查，日本政府为此设置了大宰府等部门对海外贸易进行管理，这些部门对中国货物拥有优先定价权，中国货物未经批准不得私下交易，违反的视同盗窃罪，判3年以上徒刑。日本政府还鼓励对私下交易行为进行举报，一经发现，货物一半充公，另一半奖励给举报人。
“定年纪”则规定中国商船来日本不能过于频繁，具体来说，同一商船或商人来日本经商必须相隔2年以上。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7月，中国商人上官用铦赴日经商，日本市场管理部门对他进行了严格审查，发现他上一年刚来过日本，违反了“定年纪”的规定，下令将其遣返，上官用铦面临严重的经济损失，于是辩称自己之所以今年又来是想加入日本国籍，但这一理由被驳回。
两宋300多年里，在官方层面上中日两国的交流基本处于停顿状态，这种“无邦交”的情况与唐朝形成鲜明对比，无论在北宋的首都汴梁还是南宋的首都临安，都再也看不到日本使者们的身影。
“政冷经热”
日本为什么不再派“遣宋使”了呢？
首先，不是因为中国的政局。“遣唐使”的停派固然是由于当时中国正陷入战乱之中，随后没有恢复也是因为中国在五代十国时期又陷入了50多年的分裂与动荡。但是宋朝建立后中国重新恢复了统一，不仅消除了战乱，而且社会经济都有了新的较快发展，又成为一个繁荣发达的中原王朝。
其次，也不是因为日本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已经超越了中国。有人认为，日本密集选派“遣唐使”来中国，经过200多年的深入学习和借鉴，已经达到了饱和，失去了学习的动力，这是不再派“遣宋使”的根本原因。这种观点其实站不住脚，中华文明一般认为有5000年的历史，到唐朝已经有了4000年的积累，200多年显然无法“学完”并超越，而且宋朝本身又创造出了许多新的物质和文化成果，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3项诞生在宋朝，“唐宋八大家”中有6位是宋朝人，如果只是站在学习和借鉴的角度，这些当然仍有很强的吸引力。
再次，也是不因为宋朝不肯接受“遣宋使”。相反，宋朝在对日关系上一直持积极态度，日本僧人通过各种渠道来到中国后，宋朝皇帝往往都亲自接见并赏赐丰厚礼物，对他们在中国的礼佛活动给予多方关照。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日僧仲回搭乘宋朝商人孙忠的商船回国，宋神宗得到报告后专门让孙忠携带“国牒”及赏赐的礼物递交日本朝廷，因公文中有“回赐”的字样，日本朝廷反应冷淡。2年后，没有得到任何反馈的宋神宗再次让宋朝商人黄逢借经商之机带“国牒”赴日，日本朝廷连续5次召开公卿会议商议对策，最后决定依旧“冷处理”。又过了一年，宋朝第三位“商人使者”黄政又带着“国牒”来了，日本朝廷才勉强出具了一份回牒。
在日本《大宰府天满宫史料》等史籍中，“大宋牒状到来”等字样多次出现，据梳理，北宋时除宋太祖、宋英宗和宋钦宗外，其他皇帝均以各种形式向日本朝廷及有关方面发送过文牒，但日方的态度一直相当冷谈，双方的正式外交关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以至于这一时期的中国史籍在涉及日本时内容都较为简略，《宋史》虽然有《日本传》，但2/3的篇幅记述的是日本僧人的资料，其余是两国商人活动的记载。
宋朝的经济很发达，商业更为繁荣，日本政府不愿与宋朝发生官方往来，在经济上自身也会受到一定损失，但由于包括走私在内的民间贸易很活跃，双方实际上的经济往来依然表现得很突出，中国商人对日贸易的积极性很踊跃，他们分别从吴越、建州、泉州等地出发，频繁地往来于中日之间，据日本学者梳理，仅978年至1116年的38年间，出现在日本史籍里的宋朝商人和商船就有90多次，涌现出孙忠、郑仁德、朱仁聪等一批知名的对日贸易商人。
弱者无友
两宋时期大体是日本的平安时代（794—1185）和镰仓幕府时代（1185—1333），是日本武家政权兴起和发展的阶段，采取“脱宋”的对外策略有其国内政治以及地缘战略的考虑，但从根本上说，中日官方交往在这一时期突然陷于停顿，最主要的原因还在宋朝自身。
有一句名言叫“弱国无外交”，有人探究其出处，发现“难以具体考证”，但它不胫而走，说明这句话虽然简单却包含了颠扑不破的真理。一个国家综合实力越强，其外交活动越容易开展，在国际舞台上的朋友也越多，而弱国刚好相反，宋朝对日关系上的尴尬恰好印证了这一点。
有人或许不解：宋朝的GDP世界第一，朝廷财政收入创造了历代峰值，人口达到创纪录的8000万，有空前繁荣的商业和丰富的科技文化成果，又拥有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借用《东坡诗话》里的词，简直可以说“一代君王，恭己无为，宽仁明圣，四海雍熙，八荒平静，士农乐业，文武忠良”，这样的国家难道也是弱国？
但强与弱不在表象而在精神，不在于一连串华丽的数字，而在于内在是否真正的强大，是否在取得那些看得见成果的同时对周边拥有毋庸置疑、不可挑战的影响力，如果用这个标准去看北宋和南宋，就会窥见其繁华背后的破绽。北宋虽富有，但从上至下缺乏进取精神，在挑战面前一味退让，以致长期受困于北方几个少数民族政权，陷入“不敢树敌、处处是敌”的恶性循环，南宋更被少数民族政权逼往江南，在东亚的势力格局里中原王朝失去了应有的分量。
孟子说“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再说得严重些就是“人不自强，斯招辱矣”。只有强者才被人看得起，不自强的人没有朋友，放低姿态、主动示好甚至迁就纵容都换不来别人的尊重，做人如此，国家交往也是这个道理。唐代中日关系热络，但双方其实曾爆发过激烈冲突，这就是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的白江口之战，此战日军大败，举国陷入恐惧，几乎动摇国本，但这反而激发起日本选派“遣唐使”的热情，在全部19批“遣唐使”中，白江口之战后占了14批。
中国人历来有“盛世情结”，把汉武帝时期、唐代开元时期、清代康乾时期并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如果把标准放低一些，把“治世”也算进来，又有西周的“成康之治”、西汉的“文景之治”、东汉的“光武中兴”、南北朝的“永明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明代的“永乐之治”等，其中独不见国祚长达300多年的宋朝有一席之位，后人往往说宋朝“盛世不再”，想来这也是一句公正的评语。
文章来源：《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