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为中国最头疼的邻国之一，印度从来没有淡化其存在感。本文笔者从印度经典“穿墙”传说来看印度想要穿墙破壁而不得的内政外交——如果说瑜伽穿墙大师穿不过最后一道墙是内功不足，那么破壁者印度首要解决的，就应该是本国严重不平等的内部政治和从未走出的殖民空间。
中国人对“开挂”民族印度，总有各种各样的传说。近几年中国网络上曾经流传一个谣言。据说印度有一个叫“印度超自然现象研究院”进行了一个实验。一个名为“克沙里拉瓦尔”印度瑜伽圣人曾经在众目睽睽之下表演穿墙术，后来在穿越两堵墙后“不幸”被卡在第三堵墙中，整个人体已经与道钢筋混凝土融为一体了，湮没在水泥墙中,充分地和沙子、水泥融合在一起。。如果用百度去搜索“克沙里拉瓦尔”，你可以找到近万条类似的信息，并且网络上还有人用巴黎北部蒙马特街头的青铜雕像“穿墙而过的男人”的图片作为“证据”。
此图为巴黎北部蒙马特街头的青铜雕像
谣言终归是谣言。无论瑜伽术如何神奇，也无法使人体能穿越坚实的墙壁。但是，近来作为南亚的“长子”印度自独立几十年来了，无论对内还是对外确实一直想做一个“破壁者”而不得。
自从六月中旬以来，最近六周以来印度军队越界侵入洞朗地区（Dolam Area）与中国军队对峙，在笔者看来，这似乎本就是是印度众多“破壁努力”的一个小小的而不会成功的尝试而已。
洞朗地区是中国领土，不丹王国对此地区有主权争议。印度对此该地区没有主权诉求。但作为第三者印度长期是不丹的保护国，印度每年向不丹提供10亿美元援助，是不丹的主要贸易国，直到2007年不丹国防与外交均受印度政府指导，虽然此后终止相关条约，但印度政府对不丹仍然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但同时，不丹国内也有部分政治派系认为应该确立独立的外交立场，与中国和印度同样保持良好关系。
其中红色阴影部分为洞朗高原（Dolam Plateau)来源：经济学人
中国方面根据1933年的地图在本国境内修建道路本与印度无关，但是由于洞朗地区战略位置非常重要，距离连接印度东部地区与西部本部的狭长的西里古里走廊只有几十公里，而且地势居高临下。所以，印度既过度担心自己本来就叛乱不定的古里西里走廊受到威胁，又恐惧中国对不丹的影响力日趋增加，而且执政的人民党莫迪政权也一直在国内渲染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好战情绪，所以印度方面执意介入这一局势。例如，《今日印度》杂志一期杂志的封面中国版图中既无台湾也无西藏，却将巴基斯坦丑化为中国的“鸡仔”（China’s new chick)。
西里古里走廊（Siliguri Corridor)
《今日印度杂》志封面
中国与印度虽然是长达数千年的邻居，而且也有过重要的文化交流（例如佛教传入中国），但是隔着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脉，互相所知甚少。实施侵入行为的印度到底有多少战略决心与力量实现其“破壁”的目标？印度到底是怎样的的国家？21世纪的印度是否有机会成为“潜在的超级大国”？
没有完成的对内“破壁”
马克思曾经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说过“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在历史上曾经印度更多只是一个地理名称，因为这片土地上众多的民族、诸多的宗教和迥然不同的数个文明，但是就是没有一个具像的“主体文明国家”。现在对于印度古代历史的研究也不得已依赖于可靠得多的中国史书（《大唐西域记》等）和伊斯兰史学（如卧莫尔帝国的历史记录）。
而且，这个“印度”比今天现代国际政治中的“印度共和国”要大的多，其中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尼伯尔、孟加拉、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国，并对中印半岛的缅甸、柬埔寨等国具有文化上的影响。直到英帝国主义霸权进入印度殖民时代，由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印度才逐渐从一个地理名称变成更为具有内在实质的一个国家，虽然这种改变是由侵略者完成的，并包含着血、火与奴役。正如马克思提及的，“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在二次大战后全球范围内的殖民地与半殖民民族民主解放运动高潮中，昔日的日不落帝国日落西山在全球范围内被迫战略退缩，“印度”基本未经历大规模战争与革命就实现了“民族国家”独立，但是既是由于前殖民者的“深谋远虑”也是由于本土历史、经济与政治原因，这一独立在此后带来的后遗症却是不少。
不仅是地理上的“印度”根据宗教、民族与地缘政治被划分为数个国家，导致众多的民族与种族冲突，数以百万人或死于冲突或流离失所（仅印巴分治与东巴基斯坦（孟加拉独立）就分别导致1000万以上难民），迄今南亚两个地区大国印度与巴基斯坦数次兵戎相见，而且处在“核对峙”的状态中。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现代国家印度还是地理概念印度的南亚次大陆诸国都没有在独立和独立之后的半个世纪内完成必需的经济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再造。虽然内部有过不同程度的改革形式，但直到今天，印度仍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农村仍然是以封建土地私有/包税制为主，广大农村土地在少数大地主控制之下，三分之一以上的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加上社会结构与文化上的种姓制度，导致严重的人身依附与地方政治寡头自治。中央政府对于地方各邦的控制力非常薄弱，虽有“民主”外壳，但是中央政府政治是地方政治的“混合”，而并非是“化合”；所以，此消彼长、轮流坐庄，地方利益、家族、党派利益为先，缺乏长期规划与策略，也无力不敢轻易触动既得利益集团。
而且，由于国内严重的地区差异、贫富分化和治理失能，导致地方分离主义情绪严重，并且有严重的社会与阶级冲突，譬如被前总理辛格称为印度最大安全威胁的毛派组织。而事实上在印度东北部长期活动的毛派组织之所以拥有强大群众基础，就在于印度内部社会改造尚未完成，贫苦原住农民不得不反；而且得到了相当部分觉悟的城市知识分子与青年支持，这并非是依靠武装镇压就能消解的。
中央政府治理失能表现为作为政府根本权力之一的税收仍然未能统归中央政府，甚至各邦之间贸易与货物往来都要征收税赋，一个统一与健全的国内市场尚未能以建立起来。诸如农业所得、农业土地的资产价值及其继承、房地产、矿产权等均归地方邦政府征收。
地方政治长期由掌握绝大多数土地的少数寡头家族把持，这些寡头家族追逐私人利益，而无视公共服务，这也是导致诸如教育、医疗、卫生（厕所）等设施长期投入不足的重要原因。每五个男性中有一人是文盲，每三个女性中有一人是文盲，人均寿命68岁比中国落后8岁，印度有近2000万奴役劳工与1400万童工（14岁以下）导致无法为市场提供足够成熟而且有基本知识技能的劳动力。
印度工业化与城市化步履维艰。印度第二产业工业占经济比重从1980年代的22%到今天的26%，在近40年的时间比重增加不过4%；而与此同时第三产业服务业占经济比重则从38%增加到57%。这既与印度国内社会结构有关又与其寻求发展路径有关。由于印度国内没有普遍的具有知识技能的现代工业劳工，而且私人经济极为破碎，中央政府缺乏资源与政治力量进行动员，所以导致长期无法发展规模型工业；同时从英国殖民时期开始到后来的美国与苏联，又长期依赖于其他工业发达国家提供重要工业设备和军事设施，也缺乏发展工业的紧迫性。
由于官方语言是英语和与前殖民宗主国的文化与外交关系，便于印度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以一少部分具有英语技能与知识技能的人口（城市中产阶级）可以依靠相对廉价的劳动成本优势为工业发达国家提供服务，包括此后作为“世界办公室”在IT、电影文化产业的相对“软服务”，但也导致在服务行业的发展只能使人口中特定的一小部分从中获益，而并不能真正惠及最广大的人口。
此图为印度GDP中工农服务三个产业比重从1950年到2016年的变化
印度铁路里程1949年是54754公里，经过50年到2009年仅增加了近万公里；与此同时中国铁路里程从1949年21800公里到2009年的85518公里增加了64000公里。当初英国殖民政府可以为实现其资源掠夺和政治统治的目的不考虑当地民间抵抗而大规模发展铁路，而独立后的印度反而受制于国内政治体制的碎片化与对土地私有产权的维护，很难进行大规模的长期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
马克思曾经期待“铁路产生的现代工业，必然会瓦解印度种姓制度所凭借的传统的分工方式”，但是直到21世纪的今天，印度独立的半个世纪在铁路发展上乏善可陈，是否因此种姓制度仍然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一个重要障碍。
印度过去独立的半个世纪虽然也尝试过各种改革，并且无论是追寻美国还是苏联寻找过不同的发展模式，但一直未能真正得到突破性的发展，因为印度未能完成必要的社会与基础性经济制度的改革。从这一点上出发，印度的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确实有些类似那个试图穿墙而过的“瑜伽大师”，但由于其内在的社会制度未曾发生过根本性的革命（改造），所以新的国家仍然与旧的政治与经济框架，血肉相连”，而被卡死在墙中不得而出，一个真正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印度仍然没有破壁而出。
印度对外能否破壁？
具有13亿人口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世界经济排名第三（或按实际产值计算排名第六）的印度毫无疑问应该是地区与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而且历届印度政府也往往对此颇有期许。早在印度独立之初，正值亚非拉民族民主解放运动高潮；作为新独立大国领袖印度总理尼赫鲁就曾经主导亚非国家参与的“万隆会议”，试图领导在殖民后时代的亚洲新秩序。尼赫鲁在本次会议上邀请当时受到国际封锁的新中国总理周恩来参加会议。也就是当时中印双方谈判讨论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时，共同推出了“五项基本原则”。
但是，印度总是自认为自己时英帝国在南亚地区的继承者，应该在地区与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冷战期间企图在地区战略上企图扩张。1963年与中国发生边境战争遭到惨败，又前后三次与昔日地理“印度”一部分的巴基斯坦发生战争，除了面向东南支持孟加拉（前东巴基斯坦）独立，印度在面向北部的战略上并无有力突破。当然，印度仍然是南亚地区最主要的大国，并对周边诸国有重要影响力，例如此次洞朗地区主权争议的不丹国。但是，所谓要进一步发挥国际政治影响力，总是面临“眼大肚子小”的尴尬境地。
印度国土东西两面面洋，而且对外贸易与重要的能源进口通道都在印度洋，印度的经济发展对于进口的石油与煤炭的依赖程度甚至大于中国，尼赫鲁曾经说过，谁控制了印度洋，谁就控制了印度的海上贸易，进而危及印度的独立。相较而言，地缘战略上中印边界和喜马拉雅山区并非是印度争取战略空间和发挥其影响的关键区域，而且与相邻的同样身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对抗，更是“为他人做嫁衣”。
中印两国同属后起的新进大国，对于当今由西方发达国家建立的帝国主义战略秩序与金融体系筒同样都是后起的“破壁者”，美国对于印度这样的潜在“超级大国”也是深怀戒心，印度洋远不是印度的“内海”，仍然美国海军自由进出的“泳池”而已。
对于这一点，印度其实也是了然于胸。印度作为不结盟运动的早期倡导者，自然也深刻明白“等距离”外交的重要性， 冷战时期印度与美国和俄国（昔日的苏联）都保持交往，但从不轻易明确加入任何一方阵营。即使今天台上民族主义的莫迪政权虽然与美国外交与军事关系有所升温，但是否因此在对外战略上敢于轻易放弃长期以来的“不结盟、独立自主”的外交传统，还有待观察。
平民出生的总理莫迪上台以来雄心颇大，而且就短期经济指标、贫困人口下降、政府治理和对外交往来看，印度进步也是神速。从2016年起在经济增长率已经超过中国，而且世界银行预测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印度2017年的GDP将达到9万4890亿美元，仅次于中美两国据世界第二位。但人均GDP是7125美元，在世界上排名第122位。但是，印度是否能保持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能否彻底改造内部社会结构和基础性经济制度（有机化的种姓制度、土地受私有的/包税的大地主持有、碎片化的国内市场与文化宗教体系、家族寡头操控的政治体制），还言之过早。
红色为中国的年GDP增长率，黄色为印度的年GDP增长率来源：经济学人
如果无法完成对内的结构“破壁”增强内功，就无从实现对外“破壁”的战略目标；而如果印度不放弃自身无力承担的所谓“大印度梦”，印度政府也很难真正将资源与精力投入到对内的结构“破壁”中。印度在今天尤其应该“戒慎”，避免因为不切实际的野心而影响自我“破壁”。
争取国际秩序中平等地位，不仅是印度自身的事情，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与追求平等的人民的共同诉求；所以印度人民也应该与最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尤其是同样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人民)共同团结去反对旧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不公正的世界秩序，而这也是当初“和平五项原则”与“不结盟运动”等进步外交原则对今天的现实意义。
作者：羽佳
编辑：默默然
美编：黄山
土逗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