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
最近，围绕马云有关“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要重新定义”的观点，在国内引发的争议越来越大，参与的学者越来越多，甚至大有引发论战之势。围绕这个似乎早有定论的问题，再度出现大量的争议，这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有必要进行分析。
报纸原文：《新计划经济论的可能影响值得警惕》
作者：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 贺军
为了准确起见，这里先引述马云关于计划经济的原话。从去年到今年，马云在两个比较大的公开场合谈到了计划经济问题。一次是2016年11月19日，在由浙商总会和上海市浙江商会联合举办的“2016世界浙商上海论坛暨上海市浙江商会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马云谈到，“昨天在一场交流里，马克思主义讲到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到底哪个好？我认为这个观念我们过去的一百多年来一直觉得市场经济非常之好，我个人看法未来三十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为什么？因为数据的获取，我们对一个国家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有可能被我们发现。”
另一次是2017年5月26日，马云在贵阳数博会上发表的《数据创造价值 创新驱动未来》的主题演讲。据第一财经网报道，马云当时称：“去年我提了一个观点，我说由于大数据时代的出现，我们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将进行重新定义，我们在过去的五六十年，大家认为市场经济要比计划经济好很多。但我个人觉得，未来三十年，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将会被重新定义。我这个观点在国内得到了很多经济学家一致批判，大家觉得我是胡说八道。这里我自己先告诉大家，我指的计划经济不是那时候苏联的计划经济，也不是中国刚开始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最大的差异是，市场经济有一只无形的手，我想问大家，如果这只无形的手你愿意摸到，你愿意做计划吗？在大数据时代，特别是万物互联的时代，人类获得数据的能力远远超过大家想象，人类取得对数据进行重新处理以及处理速度的能力也远远超过大家所想。所以，我想说明的一个问题，由于大数据让市场变得更加聪明，由于大数据，让计划和预判成为了可能。”
马云对计划经济的看法，迅速引来了经济学家们的集体反驳。钱颖一、吴敬琏和张维迎这三位经济学家分别在不同场合对马云的新计划经济论予以批评。据媒体报道，钱颖一认为，20世纪全球经济中的重大事件之一是人类尝试用计划经济来取代市场经济，希望创造效率更高同时分配更加公平的经济运行机制。但这个实验完全归于失败，中国经济的成功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一个突出例子。吴敬琏认为，东欧经济学曾一直致力于探索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即通过计划经济来模拟市场，根据市场供求来定价，以期达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同的效果，而东欧的计划经济实践证明，这个计划模拟市场的理论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张维迎认为，大数据的出现可能会使计划经济重新变得可行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错误在于，基于数据的决策只是科学决策，而不是企业家的决策，企业家必须看到知识和数据背后、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企业家的决策一定是超越数据的。
《财经》主笔马国川认为，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现有体制又包含大量的旧有计划经济时代残余，计划经济思想非常容易得到官员们的追捧，计划经济非常容易“复活”。这也正是吴敬琏等经济学家对于新出现的以大数据等科技发展为理由支持计划经济的言论保持警觉的原因，也是我们要关注这场争论的理由。
搜狐网“学术争鸣”转引的一篇文章则认为，经济学家从历史、理论和现实来批驳马云的新计划经济论，却并没有击中要害。在作者看来，马云新计划经济论的要害在于，不管是以前的东欧经济学家通过理论计算来实现计划经济，还是现在的马云通过掌握大数据来实现计划经济，计划经济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模式或经济运行机制，计划经济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安排。没有这些制度性要素的支撑，计划经济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起来。中国在文革之后进行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激发了社会的巨大活力，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引发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实际上，像马云领导的阿里巴巴这样的巨型企业，正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
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成绩巨大，同时问题也很多。成绩来源于市场化导向的改革，问题则来自于市场经济在法治不完善的条件下向权贵经济的转化，相当一部分权贵经济是从原有的计划经济变异而来，权贵集团通过权力部门的垄断、管控和影响来掌握各种经济资源，并通过市场经济渠道“合法”地攫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该学者认为，马云现在重提计划经济，无疑是想继续做大做强企业，而数据化的计划管理显然是更有利于他的企业所取得的垄断地位。
要强调的是，关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关于中国如何看待改革开放的问题，中央已经有明确定论，不会因为一场理论争论而更改。但要警惕的是，当中国还处在一种过渡性的经济形态时，当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法治化建设还没有完成时，当中国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还在进行时，思想和理论上的争论可能会引发政策之争甚至道路之争。
在大数据时代，对于新计划经济引发的争论需要引起关注，它的起源虽然只是大数据的计算和应用，但它带来的影响则有可能超越技术层面，带来政策层面甚至思想层面的分歧。鉴于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的成就和经验，鉴于中国未来要实现的“两个一百年”的发展目标，中国的发展还是要建立在以市场经济为主的道路上，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69期第2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