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居家养老现有城市实践
（1）大连模式。大连是最早采用居家养老模式的城市，早在2003 年，大连市沙河口区便开始大范围推广居家养老模式。大连采取的是组织培训大龄失业女工成为专业养护员进入空巢老人家中提供服务。这种做法同时解决了两个社会弱势群体的问题，但失业女工素质参差不齐、缺乏专业技能使得这一模式下的居家养老难以进一步发展。
（2）武汉模式。武汉的居家养老模式以武汉市百步亭社区的“情暖空巢服务队”为代表，充分发挥志愿者这一群体的作用，号召全市67 万名社区志愿者与空巢老人结对子，提供以精神慰藉、照料陪护为主的居家型敬老爱老服务。但志愿者同样存在水平不一的问题，且志愿者群体流动性强，使得结对子项目难以保证长期稳定地持续下去。
（3）昆明模式。昆明市在老年人居住相对集中的西山区棕树街道办事处建立“昆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并支持企业进入社区兴办养老服务产业。由企业的专业护理人员为居家养老的老人提供护理服务，提升老人生活品质，在推进居家养老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企业的力量，着力建设全国首个将护理理念纳入养老的专业养老服务平台，走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化道路。
（4）上海模式。上海是我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对于居家养老模式，上海市采取的是规范化、标准化的管理模式。上海市大量建立社区助老服务社、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社区老年人助餐服务点、社区老年活动室等配套的社区服务设施，形成居家养老管理服务三级网络，制定严格的规范和标准以推进居家养老模式的科学、可持续发展。
相比之下，从长期来看，上海模式通过社区服务来扶持居家养老的举措更有利于居家养老模式的长足发展。而大连、武汉、昆明模式则是提供了一个将居家养老与社会其他群体相结合，从而减少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负担的新思路。
除了上述四种模式外，还有首创“居家养老服务网”的南京模式和首创“义工银行”志愿管理机制的宁波模式。这些模式中也都引入了相应的分级评估监督机制，资金来源也以政府投入、社会捐助为主，由政府购买服务，以项目委托的方式进行后期运营。
2、中国居家养老服务的突破与创新
在此前的专家学者对于居家养老服务的创新和未来发展方向的研究多数集中在理论基础、政策制度、专业化服务、资金来源和合作模式等方向。与之不同，我们对于中国居家养老服务的突破与创新建议希望能从居家养老消费者的需求角度出发，从市场供应和服务需求层面提出突破与创新方向。
（1）社区养老管理人制度和居家巡访制度
包括医疗护理服务在内的中国居家养老服务在配套方面才刚刚起步，对于如何把养老服务与医疗护理服务、社会工作实物相连接，可以借鉴英国、日本的居家养老服务的成功经验，建立社区养老管理人制度，将原本的直接服务提供者转变为专业的资源组织者和养老需求识别者，通过养老管理人直接将老人的需求与资源对接，避免老人可能存在的需求自我识别能力弱问题造成沟通成本的增加和公共资源的浪费。同时通过居家巡访制度实时掌握为老年人群的需求变化情况，以提供能够适合养老需求的服务产品。
（2）实现社区居家养老的服务性“医养”结合
居家养老服务的“医养”结合模式不同与传统意义的养老项目“医养”结合，更加强调服务的“医养”无缝对接，即老人无论在家或在医院均可享受同样质素的服务，避免老人因就医而造成的生活环境变化引发的情绪不安，或因适应能力弱诱发其他不良反映的可能性。实现服务性“医养”可以使老人无论在家或就医均能体会到熟悉的家之感觉。居家养老服务应当避免过度的区域化，实现跨区域的服务延伸。
（3）打造社区养老服务综合平台
首先，应从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出发，梳理、整合并优化包括个人、社区组织、社区团体和机构等在内的社区资源，将“社区资源”与“服务需求”有机对接，加强同质性资源间的合作，挖掘和整合异质性资源，实现社区资源有效配置的综合化与多元化。其次，要围绕老年人的食、住、行、医、养等方面来汇聚资源，打造养老服务综合平台。养老服务综合平台应该引入信息化和智能化设施设备，并与医院、旅游机构和娱乐机构等互联互通，以此提高养老服务的效率和水平。
（4）通过居家养老数据系统，建立虚拟“医—养—护”平台
此前的居家养老的数据化运用还处于初级阶段，没有能够实现养老群体的整体数据对接，数据之间的联动作用几乎为零，因此我们建议在今后的居家养老平台至上运用数据系统建立居家养老群体档案，同时双向对接其就医就诊、养老服务、护理需求记录，运用大数据分析居家养老群体的生活、就医、养护情况，预判未来可能出现的潜在“医—养—护”风险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养老服务需求的变化。根据每位老人的不同情况在众多的服务产品或项目中筛选适合的产品组合，形成居家养老服务包，为老人提供定制化和特色化的服务。同时由于居家养老的人群规模效应，即使为老人提供组合服务包其可能产生的成本费用增加额度也十分有限。
（5）通过精神慰藉方式鼓励老人的独立性，增强尊严感
虽然中国与英、美等国的文化背景各不相同，但是英、美养老中鼓励老年人独立性和增强其尊严感的作法还是值得中国在包括居家养老在内的各类养老服务模式中大力推广的。鼓励老人独立性有利于老人在养老阶段不脱离社会，不为社会标签化，尊严感的提升更加有利于老人的心理健康。独立性和尊严感可以借助精神慰藉方式加以实现。但是这里所提及的精神慰藉并仅仅是心理辅导，还包括通过一系列的方式增强社会参与感，让养老之人由“无聊”变“有聊”，帮助他们实现自身的晚年价值。在马斯洛的人类需求的层级划分中，当低层级的需求被满足后将会产生高层级的需求，而目前社区居家养老群体在衣食住行方面的需求均能够得到瞒住的情况，如何实现其个人的价值对于居家养老群体将更具意义。
1、中国居家养老现有城市实践
（1）大连模式。大连是最早采用居家养老模式的城市，早在2003 年，大连市沙河口区便开始大范围推广居家养老模式。大连采取的是组织培训大龄失业女工成为专业养护员进入空巢老人家中提供服务。这种做法同时解决了两个社会弱势群体的问题，但失业女工素质参差不齐、缺乏专业技能使得这一模式下的居家养老难以进一步发展。
（2）武汉模式。武汉的居家养老模式以武汉市百步亭社区的“情暖空巢服务队”为代表，充分发挥志愿者这一群体的作用，号召全市67 万名社区志愿者与空巢老人结对子，提供以精神慰藉、照料陪护为主的居家型敬老爱老服务。但志愿者同样存在水平不一的问题，且志愿者群体流动性强，使得结对子项目难以保证长期稳定地持续下去。
（3）昆明模式。昆明市在老年人居住相对集中的西山区棕树街道办事处建立“昆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并支持企业进入社区兴办养老服务产业。由企业的专业护理人员为居家养老的老人提供护理服务，提升老人生活品质，在推进居家养老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企业的力量，着力建设全国首个将护理理念纳入养老的专业养老服务平台，走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化道路。
（4）上海模式。上海是我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对于居家养老模式，上海市采取的是规范化、标准化的管理模式。上海市大量建立社区助老服务社、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社区老年人助餐服务点、社区老年活动室等配套的社区服务设施，形成居家养老管理服务三级网络，制定严格的规范和标准以推进居家养老模式的科学、可持续发展。
相比之下，从长期来看，上海模式通过社区服务来扶持居家养老的举措更有利于居家养老模式的长足发展。而大连、武汉、昆明模式则是提供了一个将居家养老与社会其他群体相结合，从而减少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负担的新思路。
除了上述四种模式外，还有首创“居家养老服务网”的南京模式和首创“义工银行”志愿管理机制的宁波模式。这些模式中也都引入了相应的分级评估监督机制，资金来源也以政府投入、社会捐助为主，由政府购买服务，以项目委托的方式进行后期运营。
2、中国居家养老服务的突破与创新
在此前的专家学者对于居家养老服务的创新和未来发展方向的研究多数集中在理论基础、政策制度、专业化服务、资金来源和合作模式等方向。与之不同，我们对于中国居家养老服务的突破与创新建议希望能从居家养老消费者的需求角度出发，从市场供应和服务需求层面提出突破与创新方向。
（1）社区养老管理人制度和居家巡访制度
包括医疗护理服务在内的中国居家养老服务在配套方面才刚刚起步，对于如何把养老服务与医疗护理服务、社会工作实物相连接，可以借鉴英国、日本的居家养老服务的成功经验，建立社区养老管理人制度，将原本的直接服务提供者转变为专业的资源组织者和养老需求识别者，通过养老管理人直接将老人的需求与资源对接，避免老人可能存在的需求自我识别能力弱问题造成沟通成本的增加和公共资源的浪费。同时通过居家巡访制度实时掌握为老年人群的需求变化情况，以提供能够适合养老需求的服务产品。
（2）实现社区居家养老的服务性“医养”结合
居家养老服务的“医养”结合模式不同与传统意义的养老项目“医养”结合，更加强调服务的“医养”无缝对接，即老人无论在家或在医院均可享受同样质素的服务，避免老人因就医而造成的生活环境变化引发的情绪不安，或因适应能力弱诱发其他不良反映的可能性。实现服务性“医养”可以使老人无论在家或就医均能体会到熟悉的家之感觉。居家养老服务应当避免过度的区域化，实现跨区域的服务延伸。
（3）打造社区养老服务综合平台
首先，应从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出发，梳理、整合并优化包括个人、社区组织、社区团体和机构等在内的社区资源，将“社区资源”与“服务需求”有机对接，加强同质性资源间的合作，挖掘和整合异质性资源，实现社区资源有效配置的综合化与多元化。其次，要围绕老年人的食、住、行、医、养等方面来汇聚资源，打造养老服务综合平台。养老服务综合平台应该引入信息化和智能化设施设备，并与医院、旅游机构和娱乐机构等互联互通，以此提高养老服务的效率和水平。
（4）通过居家养老数据系统，建立虚拟“医—养—护”平台
此前的居家养老的数据化运用还处于初级阶段，没有能够实现养老群体的整体数据对接，数据之间的联动作用几乎为零，因此我们建议在今后的居家养老平台至上运用数据系统建立居家养老群体档案，同时双向对接其就医就诊、养老服务、护理需求记录，运用大数据分析居家养老群体的生活、就医、养护情况，预判未来可能出现的潜在“医—养—护”风险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养老服务需求的变化。根据每位老人的不同情况在众多的服务产品或项目中筛选适合的产品组合，形成居家养老服务包，为老人提供定制化和特色化的服务。同时由于居家养老的人群规模效应，即使为老人提供组合服务包其可能产生的成本费用增加额度也十分有限。
（5）通过精神慰藉方式鼓励老人的独立性，增强尊严感
虽然中国与英、美等国的文化背景各不相同，但是英、美养老中鼓励老年人独立性和增强其尊严感的作法还是值得中国在包括居家养老在内的各类养老服务模式中大力推广的。鼓励老人独立性有利于老人在养老阶段不脱离社会，不为社会标签化，尊严感的提升更加有利于老人的心理健康。独立性和尊严感可以借助精神慰藉方式加以实现。但是这里所提及的精神慰藉并仅仅是心理辅导，还包括通过一系列的方式增强社会参与感，让养老之人由“无聊”变“有聊”，帮助他们实现自身的晚年价值。在马斯洛的人类需求的层级划分中，当低层级的需求被满足后将会产生高层级的需求，而目前社区居家养老群体在衣食住行方面的需求均能够得到瞒住的情况，如何实现其个人的价值对于居家养老群体将更具意义。
1、中国居家养老现有城市实践
（1）大连模式。大连是最早采用居家养老模式的城市，早在2003 年，大连市沙河口区便开始大范围推广居家养老模式。大连采取的是组织培训大龄失业女工成为专业养护员进入空巢老人家中提供服务。这种做法同时解决了两个社会弱势群体的问题，但失业女工素质参差不齐、缺乏专业技能使得这一模式下的居家养老难以进一步发展。
（2）武汉模式。武汉的居家养老模式以武汉市百步亭社区的“情暖空巢服务队”为代表，充分发挥志愿者这一群体的作用，号召全市67 万名社区志愿者与空巢老人结对子，提供以精神慰藉、照料陪护为主的居家型敬老爱老服务。但志愿者同样存在水平不一的问题，且志愿者群体流动性强，使得结对子项目难以保证长期稳定地持续下去。
（3）昆明模式。昆明市在老年人居住相对集中的西山区棕树街道办事处建立“昆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并支持企业进入社区兴办养老服务产业。由企业的专业护理人员为居家养老的老人提供护理服务，提升老人生活品质，在推进居家养老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企业的力量，着力建设全国首个将护理理念纳入养老的专业养老服务平台，走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化道路。
（4）上海模式。上海是我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对于居家养老模式，上海市采取的是规范化、标准化的管理模式。上海市大量建立社区助老服务社、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社区老年人助餐服务点、社区老年活动室等配套的社区服务设施，形成居家养老管理服务三级网络，制定严格的规范和标准以推进居家养老模式的科学、可持续发展。
相比之下，从长期来看，上海模式通过社区服务来扶持居家养老的举措更有利于居家养老模式的长足发展。而大连、武汉、昆明模式则是提供了一个将居家养老与社会其他群体相结合，从而减少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负担的新思路。
除了上述四种模式外，还有首创“居家养老服务网”的南京模式和首创“义工银行”志愿管理机制的宁波模式。这些模式中也都引入了相应的分级评估监督机制，资金来源也以政府投入、社会捐助为主，由政府购买服务，以项目委托的方式进行后期运营。
2、中国居家养老服务的突破与创新
在此前的专家学者对于居家养老服务的创新和未来发展方向的研究多数集中在理论基础、政策制度、专业化服务、资金来源和合作模式等方向。与之不同，我们对于中国居家养老服务的突破与创新建议希望能从居家养老消费者的需求角度出发，从市场供应和服务需求层面提出突破与创新方向。
（1）社区养老管理人制度和居家巡访制度
包括医疗护理服务在内的中国居家养老服务在配套方面才刚刚起步，对于如何把养老服务与医疗护理服务、社会工作实物相连接，可以借鉴英国、日本的居家养老服务的成功经验，建立社区养老管理人制度，将原本的直接服务提供者转变为专业的资源组织者和养老需求识别者，通过养老管理人直接将老人的需求与资源对接，避免老人可能存在的需求自我识别能力弱问题造成沟通成本的增加和公共资源的浪费。同时通过居家巡访制度实时掌握为老年人群的需求变化情况，以提供能够适合养老需求的服务产品。
（2）实现社区居家养老的服务性“医养”结合
居家养老服务的“医养”结合模式不同与传统意义的养老项目“医养”结合，更加强调服务的“医养”无缝对接，即老人无论在家或在医院均可享受同样质素的服务，避免老人因就医而造成的生活环境变化引发的情绪不安，或因适应能力弱诱发其他不良反映的可能性。实现服务性“医养”可以使老人无论在家或就医均能体会到熟悉的家之感觉。居家养老服务应当避免过度的区域化，实现跨区域的服务延伸。
（3）打造社区养老服务综合平台
首先，应从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出发，梳理、整合并优化包括个人、社区组织、社区团体和机构等在内的社区资源，将“社区资源”与“服务需求”有机对接，加强同质性资源间的合作，挖掘和整合异质性资源，实现社区资源有效配置的综合化与多元化。其次，要围绕老年人的食、住、行、医、养等方面来汇聚资源，打造养老服务综合平台。养老服务综合平台应该引入信息化和智能化设施设备，并与医院、旅游机构和娱乐机构等互联互通，以此提高养老服务的效率和水平。
（4）通过居家养老数据系统，建立虚拟“医—养—护”平台
此前的居家养老的数据化运用还处于初级阶段，没有能够实现养老群体的整体数据对接，数据之间的联动作用几乎为零，因此我们建议在今后的居家养老平台至上运用数据系统建立居家养老群体档案，同时双向对接其就医就诊、养老服务、护理需求记录，运用大数据分析居家养老群体的生活、就医、养护情况，预判未来可能出现的潜在“医—养—护”风险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养老服务需求的变化。根据每位老人的不同情况在众多的服务产品或项目中筛选适合的产品组合，形成居家养老服务包，为老人提供定制化和特色化的服务。同时由于居家养老的人群规模效应，即使为老人提供组合服务包其可能产生的成本费用增加额度也十分有限。
（5）通过精神慰藉方式鼓励老人的独立性，增强尊严感
虽然中国与英、美等国的文化背景各不相同，但是英、美养老中鼓励老年人独立性和增强其尊严感的作法还是值得中国在包括居家养老在内的各类养老服务模式中大力推广的。鼓励老人独立性有利于老人在养老阶段不脱离社会，不为社会标签化，尊严感的提升更加有利于老人的心理健康。独立性和尊严感可以借助精神慰藉方式加以实现。但是这里所提及的精神慰藉并仅仅是心理辅导，还包括通过一系列的方式增强社会参与感，让养老之人由“无聊”变“有聊”，帮助他们实现自身的晚年价值。在马斯洛的人类需求的层级划分中，当低层级的需求被满足后将会产生高层级的需求，而目前社区居家养老群体在衣食住行方面的需求均能够得到瞒住的情况，如何实现其个人的价值对于居家养老群体将更具意义。
1、中国居家养老现有城市实践
（1）大连模式。大连是最早采用居家养老模式的城市，早在2003 年，大连市沙河口区便开始大范围推广居家养老模式。大连采取的是组织培训大龄失业女工成为专业养护员进入空巢老人家中提供服务。这种做法同时解决了两个社会弱势群体的问题，但失业女工素质参差不齐、缺乏专业技能使得这一模式下的居家养老难以进一步发展。
（2）武汉模式。武汉的居家养老模式以武汉市百步亭社区的“情暖空巢服务队”为代表，充分发挥志愿者这一群体的作用，号召全市67 万名社区志愿者与空巢老人结对子，提供以精神慰藉、照料陪护为主的居家型敬老爱老服务。但志愿者同样存在水平不一的问题，且志愿者群体流动性强，使得结对子项目难以保证长期稳定地持续下去。
（3）昆明模式。昆明市在老年人居住相对集中的西山区棕树街道办事处建立“昆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并支持企业进入社区兴办养老服务产业。由企业的专业护理人员为居家养老的老人提供护理服务，提升老人生活品质，在推进居家养老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企业的力量，着力建设全国首个将护理理念纳入养老的专业养老服务平台，走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化道路。
（4）上海模式。上海是我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对于居家养老模式，上海市采取的是规范化、标准化的管理模式。上海市大量建立社区助老服务社、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社区老年人助餐服务点、社区老年活动室等配套的社区服务设施，形成居家养老管理服务三级网络，制定严格的规范和标准以推进居家养老模式的科学、可持续发展。
相比之下，从长期来看，上海模式通过社区服务来扶持居家养老的举措更有利于居家养老模式的长足发展。而大连、武汉、昆明模式则是提供了一个将居家养老与社会其他群体相结合，从而减少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负担的新思路。
除了上述四种模式外，还有首创“居家养老服务网”的南京模式和首创“义工银行”志愿管理机制的宁波模式。这些模式中也都引入了相应的分级评估监督机制，资金来源也以政府投入、社会捐助为主，由政府购买服务，以项目委托的方式进行后期运营。
2、中国居家养老服务的突破与创新
在此前的专家学者对于居家养老服务的创新和未来发展方向的研究多数集中在理论基础、政策制度、专业化服务、资金来源和合作模式等方向。与之不同，我们对于中国居家养老服务的突破与创新建议希望能从居家养老消费者的需求角度出发，从市场供应和服务需求层面提出突破与创新方向。
（1）社区养老管理人制度和居家巡访制度
包括医疗护理服务在内的中国居家养老服务在配套方面才刚刚起步，对于如何把养老服务与医疗护理服务、社会工作实物相连接，可以借鉴英国、日本的居家养老服务的成功经验，建立社区养老管理人制度，将原本的直接服务提供者转变为专业的资源组织者和养老需求识别者，通过养老管理人直接将老人的需求与资源对接，避免老人可能存在的需求自我识别能力弱问题造成沟通成本的增加和公共资源的浪费。同时通过居家巡访制度实时掌握为老年人群的需求变化情况，以提供能够适合养老需求的服务产品。
（2）实现社区居家养老的服务性“医养”结合
居家养老服务的“医养”结合模式不同与传统意义的养老项目“医养”结合，更加强调服务的“医养”无缝对接，即老人无论在家或在医院均可享受同样质素的服务，避免老人因就医而造成的生活环境变化引发的情绪不安，或因适应能力弱诱发其他不良反映的可能性。实现服务性“医养”可以使老人无论在家或就医均能体会到熟悉的家之感觉。居家养老服务应当避免过度的区域化，实现跨区域的服务延伸。
（3）打造社区养老服务综合平台
首先，应从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出发，梳理、整合并优化包括个人、社区组织、社区团体和机构等在内的社区资源，将“社区资源”与“服务需求”有机对接，加强同质性资源间的合作，挖掘和整合异质性资源，实现社区资源有效配置的综合化与多元化。其次，要围绕老年人的食、住、行、医、养等方面来汇聚资源，打造养老服务综合平台。养老服务综合平台应该引入信息化和智能化设施设备，并与医院、旅游机构和娱乐机构等互联互通，以此提高养老服务的效率和水平。
（4）通过居家养老数据系统，建立虚拟“医—养—护”平台
此前的居家养老的数据化运用还处于初级阶段，没有能够实现养老群体的整体数据对接，数据之间的联动作用几乎为零，因此我们建议在今后的居家养老平台至上运用数据系统建立居家养老群体档案，同时双向对接其就医就诊、养老服务、护理需求记录，运用大数据分析居家养老群体的生活、就医、养护情况，预判未来可能出现的潜在“医—养—护”风险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养老服务需求的变化。根据每位老人的不同情况在众多的服务产品或项目中筛选适合的产品组合，形成居家养老服务包，为老人提供定制化和特色化的服务。同时由于居家养老的人群规模效应，即使为老人提供组合服务包其可能产生的成本费用增加额度也十分有限。
（5）通过精神慰藉方式鼓励老人的独立性，增强尊严感
虽然中国与英、美等国的文化背景各不相同，但是英、美养老中鼓励老年人独立性和增强其尊严感的作法还是值得中国在包括居家养老在内的各类养老服务模式中大力推广的。鼓励老人独立性有利于老人在养老阶段不脱离社会，不为社会标签化，尊严感的提升更加有利于老人的心理健康。独立性和尊严感可以借助精神慰藉方式加以实现。但是这里所提及的精神慰藉并仅仅是心理辅导，还包括通过一系列的方式增强社会参与感，让养老之人由“无聊”变“有聊”，帮助他们实现自身的晚年价值。在马斯洛的人类需求的层级划分中，当低层级的需求被满足后将会产生高层级的需求，而目前社区居家养老群体在衣食住行方面的需求均能够得到瞒住的情况，如何实现其个人的价值对于居家养老群体将更具意义。
1、中国居家养老现有城市实践
（1）大连模式。大连是最早采用居家养老模式的城市，早在2003 年，大连市沙河口区便开始大范围推广居家养老模式。大连采取的是组织培训大龄失业女工成为专业养护员进入空巢老人家中提供服务。这种做法同时解决了两个社会弱势群体的问题，但失业女工素质参差不齐、缺乏专业技能使得这一模式下的居家养老难以进一步发展。
（2）武汉模式。武汉的居家养老模式以武汉市百步亭社区的“情暖空巢服务队”为代表，充分发挥志愿者这一群体的作用，号召全市67 万名社区志愿者与空巢老人结对子，提供以精神慰藉、照料陪护为主的居家型敬老爱老服务。但志愿者同样存在水平不一的问题，且志愿者群体流动性强，使得结对子项目难以保证长期稳定地持续下去。
（3）昆明模式。昆明市在老年人居住相对集中的西山区棕树街道办事处建立“昆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并支持企业进入社区兴办养老服务产业。由企业的专业护理人员为居家养老的老人提供护理服务，提升老人生活品质，在推进居家养老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企业的力量，着力建设全国首个将护理理念纳入养老的专业养老服务平台，走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化道路。
（4）上海模式。上海是我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对于居家养老模式，上海市采取的是规范化、标准化的管理模式。上海市大量建立社区助老服务社、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社区老年人助餐服务点、社区老年活动室等配套的社区服务设施，形成居家养老管理服务三级网络，制定严格的规范和标准以推进居家养老模式的科学、可持续发展。
相比之下，从长期来看，上海模式通过社区服务来扶持居家养老的举措更有利于居家养老模式的长足发展。而大连、武汉、昆明模式则是提供了一个将居家养老与社会其他群体相结合，从而减少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负担的新思路。
除了上述四种模式外，还有首创“居家养老服务网”的南京模式和首创“义工银行”志愿管理机制的宁波模式。这些模式中也都引入了相应的分级评估监督机制，资金来源也以政府投入、社会捐助为主，由政府购买服务，以项目委托的方式进行后期运营。
2、中国居家养老服务的突破与创新
在此前的专家学者对于居家养老服务的创新和未来发展方向的研究多数集中在理论基础、政策制度、专业化服务、资金来源和合作模式等方向。与之不同，我们对于中国居家养老服务的突破与创新建议希望能从居家养老消费者的需求角度出发，从市场供应和服务需求层面提出突破与创新方向。
（1）社区养老管理人制度和居家巡访制度
包括医疗护理服务在内的中国居家养老服务在配套方面才刚刚起步，对于如何把养老服务与医疗护理服务、社会工作实物相连接，可以借鉴英国、日本的居家养老服务的成功经验，建立社区养老管理人制度，将原本的直接服务提供者转变为专业的资源组织者和养老需求识别者，通过养老管理人直接将老人的需求与资源对接，避免老人可能存在的需求自我识别能力弱问题造成沟通成本的增加和公共资源的浪费。同时通过居家巡访制度实时掌握为老年人群的需求变化情况，以提供能够适合养老需求的服务产品。
（2）实现社区居家养老的服务性“医养”结合
居家养老服务的“医养”结合模式不同与传统意义的养老项目“医养”结合，更加强调服务的“医养”无缝对接，即老人无论在家或在医院均可享受同样质素的服务，避免老人因就医而造成的生活环境变化引发的情绪不安，或因适应能力弱诱发其他不良反映的可能性。实现服务性“医养”可以使老人无论在家或就医均能体会到熟悉的家之感觉。居家养老服务应当避免过度的区域化，实现跨区域的服务延伸。
（3）打造社区养老服务综合平台
首先，应从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出发，梳理、整合并优化包括个人、社区组织、社区团体和机构等在内的社区资源，将“社区资源”与“服务需求”有机对接，加强同质性资源间的合作，挖掘和整合异质性资源，实现社区资源有效配置的综合化与多元化。其次，要围绕老年人的食、住、行、医、养等方面来汇聚资源，打造养老服务综合平台。养老服务综合平台应该引入信息化和智能化设施设备，并与医院、旅游机构和娱乐机构等互联互通，以此提高养老服务的效率和水平。
（4）通过居家养老数据系统，建立虚拟“医—养—护”平台
此前的居家养老的数据化运用还处于初级阶段，没有能够实现养老群体的整体数据对接，数据之间的联动作用几乎为零，因此我们建议在今后的居家养老平台至上运用数据系统建立居家养老群体档案，同时双向对接其就医就诊、养老服务、护理需求记录，运用大数据分析居家养老群体的生活、就医、养护情况，预判未来可能出现的潜在“医—养—护”风险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养老服务需求的变化。根据每位老人的不同情况在众多的服务产品或项目中筛选适合的产品组合，形成居家养老服务包，为老人提供定制化和特色化的服务。同时由于居家养老的人群规模效应，即使为老人提供组合服务包其可能产生的成本费用增加额度也十分有限。
（5）通过精神慰藉方式鼓励老人的独立性，增强尊严感
虽然中国与英、美等国的文化背景各不相同，但是英、美养老中鼓励老年人独立性和增强其尊严感的作法还是值得中国在包括居家养老在内的各类养老服务模式中大力推广的。鼓励老人独立性有利于老人在养老阶段不脱离社会，不为社会标签化，尊严感的提升更加有利于老人的心理健康。独立性和尊严感可以借助精神慰藉方式加以实现。但是这里所提及的精神慰藉并仅仅是心理辅导，还包括通过一系列的方式增强社会参与感，让养老之人由“无聊”变“有聊”，帮助他们实现自身的晚年价值。在马斯洛的人类需求的层级划分中，当低层级的需求被满足后将会产生高层级的需求，而目前社区居家养老群体在衣食住行方面的需求均能够得到瞒住的情况，如何实现其个人的价值对于居家养老群体将更具意义。
1、中国居家养老现有城市实践
（1）大连模式。大连是最早采用居家养老模式的城市，早在2003 年，大连市沙河口区便开始大范围推广居家养老模式。大连采取的是组织培训大龄失业女工成为专业养护员进入空巢老人家中提供服务。这种做法同时解决了两个社会弱势群体的问题，但失业女工素质参差不齐、缺乏专业技能使得这一模式下的居家养老难以进一步发展。
（2）武汉模式。武汉的居家养老模式以武汉市百步亭社区的“情暖空巢服务队”为代表，充分发挥志愿者这一群体的作用，号召全市67 万名社区志愿者与空巢老人结对子，提供以精神慰藉、照料陪护为主的居家型敬老爱老服务。但志愿者同样存在水平不一的问题，且志愿者群体流动性强，使得结对子项目难以保证长期稳定地持续下去。
（3）昆明模式。昆明市在老年人居住相对集中的西山区棕树街道办事处建立“昆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并支持企业进入社区兴办养老服务产业。由企业的专业护理人员为居家养老的老人提供护理服务，提升老人生活品质，在推进居家养老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企业的力量，着力建设全国首个将护理理念纳入养老的专业养老服务平台，走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化道路。
（4）上海模式。上海是我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对于居家养老模式，上海市采取的是规范化、标准化的管理模式。上海市大量建立社区助老服务社、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社区老年人助餐服务点、社区老年活动室等配套的社区服务设施，形成居家养老管理服务三级网络，制定严格的规范和标准以推进居家养老模式的科学、可持续发展。
相比之下，从长期来看，上海模式通过社区服务来扶持居家养老的举措更有利于居家养老模式的长足发展。而大连、武汉、昆明模式则是提供了一个将居家养老与社会其他群体相结合，从而减少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负担的新思路。
除了上述四种模式外，还有首创“居家养老服务网”的南京模式和首创“义工银行”志愿管理机制的宁波模式。这些模式中也都引入了相应的分级评估监督机制，资金来源也以政府投入、社会捐助为主，由政府购买服务，以项目委托的方式进行后期运营。
2、中国居家养老服务的突破与创新
在此前的专家学者对于居家养老服务的创新和未来发展方向的研究多数集中在理论基础、政策制度、专业化服务、资金来源和合作模式等方向。与之不同，我们对于中国居家养老服务的突破与创新建议希望能从居家养老消费者的需求角度出发，从市场供应和服务需求层面提出突破与创新方向。
（1）社区养老管理人制度和居家巡访制度
包括医疗护理服务在内的中国居家养老服务在配套方面才刚刚起步，对于如何把养老服务与医疗护理服务、社会工作实物相连接，可以借鉴英国、日本的居家养老服务的成功经验，建立社区养老管理人制度，将原本的直接服务提供者转变为专业的资源组织者和养老需求识别者，通过养老管理人直接将老人的需求与资源对接，避免老人可能存在的需求自我识别能力弱问题造成沟通成本的增加和公共资源的浪费。同时通过居家巡访制度实时掌握为老年人群的需求变化情况，以提供能够适合养老需求的服务产品。
（2）实现社区居家养老的服务性“医养”结合
居家养老服务的“医养”结合模式不同与传统意义的养老项目“医养”结合，更加强调服务的“医养”无缝对接，即老人无论在家或在医院均可享受同样质素的服务，避免老人因就医而造成的生活环境变化引发的情绪不安，或因适应能力弱诱发其他不良反映的可能性。实现服务性“医养”可以使老人无论在家或就医均能体会到熟悉的家之感觉。居家养老服务应当避免过度的区域化，实现跨区域的服务延伸。
（3）打造社区养老服务综合平台
首先，应从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出发，梳理、整合并优化包括个人、社区组织、社区团体和机构等在内的社区资源，将“社区资源”与“服务需求”有机对接，加强同质性资源间的合作，挖掘和整合异质性资源，实现社区资源有效配置的综合化与多元化。其次，要围绕老年人的食、住、行、医、养等方面来汇聚资源，打造养老服务综合平台。养老服务综合平台应该引入信息化和智能化设施设备，并与医院、旅游机构和娱乐机构等互联互通，以此提高养老服务的效率和水平。
（4）通过居家养老数据系统，建立虚拟“医—养—护”平台
此前的居家养老的数据化运用还处于初级阶段，没有能够实现养老群体的整体数据对接，数据之间的联动作用几乎为零，因此我们建议在今后的居家养老平台至上运用数据系统建立居家养老群体档案，同时双向对接其就医就诊、养老服务、护理需求记录，运用大数据分析居家养老群体的生活、就医、养护情况，预判未来可能出现的潜在“医—养—护”风险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养老服务需求的变化。根据每位老人的不同情况在众多的服务产品或项目中筛选适合的产品组合，形成居家养老服务包，为老人提供定制化和特色化的服务。同时由于居家养老的人群规模效应，即使为老人提供组合服务包其可能产生的成本费用增加额度也十分有限。
（5）通过精神慰藉方式鼓励老人的独立性，增强尊严感
虽然中国与英、美等国的文化背景各不相同，但是英、美养老中鼓励老年人独立性和增强其尊严感的作法还是值得中国在包括居家养老在内的各类养老服务模式中大力推广的。鼓励老人独立性有利于老人在养老阶段不脱离社会，不为社会标签化，尊严感的提升更加有利于老人的心理健康。独立性和尊严感可以借助精神慰藉方式加以实现。但是这里所提及的精神慰藉并仅仅是心理辅导，还包括通过一系列的方式增强社会参与感，让养老之人由“无聊”变“有聊”，帮助他们实现自身的晚年价值。在马斯洛的人类需求的层级划分中，当低层级的需求被满足后将会产生高层级的需求，而目前社区居家养老群体在衣食住行方面的需求均能够得到瞒住的情况，如何实现其个人的价值对于居家养老群体将更具意义。
1、中国居家养老现有城市实践
（1）大连模式。大连是最早采用居家养老模式的城市，早在2003 年，大连市沙河口区便开始大范围推广居家养老模式。大连采取的是组织培训大龄失业女工成为专业养护员进入空巢老人家中提供服务。这种做法同时解决了两个社会弱势群体的问题，但失业女工素质参差不齐、缺乏专业技能使得这一模式下的居家养老难以进一步发展。
（2）武汉模式。武汉的居家养老模式以武汉市百步亭社区的“情暖空巢服务队”为代表，充分发挥志愿者这一群体的作用，号召全市67 万名社区志愿者与空巢老人结对子，提供以精神慰藉、照料陪护为主的居家型敬老爱老服务。但志愿者同样存在水平不一的问题，且志愿者群体流动性强，使得结对子项目难以保证长期稳定地持续下去。
（3）昆明模式。昆明市在老年人居住相对集中的西山区棕树街道办事处建立“昆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并支持企业进入社区兴办养老服务产业。由企业的专业护理人员为居家养老的老人提供护理服务，提升老人生活品质，在推进居家养老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企业的力量，着力建设全国首个将护理理念纳入养老的专业养老服务平台，走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化道路。
（4）上海模式。上海是我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对于居家养老模式，上海市采取的是规范化、标准化的管理模式。上海市大量建立社区助老服务社、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社区老年人助餐服务点、社区老年活动室等配套的社区服务设施，形成居家养老管理服务三级网络，制定严格的规范和标准以推进居家养老模式的科学、可持续发展。
相比之下，从长期来看，上海模式通过社区服务来扶持居家养老的举措更有利于居家养老模式的长足发展。而大连、武汉、昆明模式则是提供了一个将居家养老与社会其他群体相结合，从而减少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负担的新思路。
除了上述四种模式外，还有首创“居家养老服务网”的南京模式和首创“义工银行”志愿管理机制的宁波模式。这些模式中也都引入了相应的分级评估监督机制，资金来源也以政府投入、社会捐助为主，由政府购买服务，以项目委托的方式进行后期运营。
2、中国居家养老服务的突破与创新
在此前的专家学者对于居家养老服务的创新和未来发展方向的研究多数集中在理论基础、政策制度、专业化服务、资金来源和合作模式等方向。与之不同，我们对于中国居家养老服务的突破与创新建议希望能从居家养老消费者的需求角度出发，从市场供应和服务需求层面提出突破与创新方向。
（1）社区养老管理人制度和居家巡访制度
包括医疗护理服务在内的中国居家养老服务在配套方面才刚刚起步，对于如何把养老服务与医疗护理服务、社会工作实物相连接，可以借鉴英国、日本的居家养老服务的成功经验，建立社区养老管理人制度，将原本的直接服务提供者转变为专业的资源组织者和养老需求识别者，通过养老管理人直接将老人的需求与资源对接，避免老人可能存在的需求自我识别能力弱问题造成沟通成本的增加和公共资源的浪费。同时通过居家巡访制度实时掌握为老年人群的需求变化情况，以提供能够适合养老需求的服务产品。
（2）实现社区居家养老的服务性“医养”结合
居家养老服务的“医养”结合模式不同与传统意义的养老项目“医养”结合，更加强调服务的“医养”无缝对接，即老人无论在家或在医院均可享受同样质素的服务，避免老人因就医而造成的生活环境变化引发的情绪不安，或因适应能力弱诱发其他不良反映的可能性。实现服务性“医养”可以使老人无论在家或就医均能体会到熟悉的家之感觉。居家养老服务应当避免过度的区域化，实现跨区域的服务延伸。
（3）打造社区养老服务综合平台
首先，应从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出发，梳理、整合并优化包括个人、社区组织、社区团体和机构等在内的社区资源，将“社区资源”与“服务需求”有机对接，加强同质性资源间的合作，挖掘和整合异质性资源，实现社区资源有效配置的综合化与多元化。其次，要围绕老年人的食、住、行、医、养等方面来汇聚资源，打造养老服务综合平台。养老服务综合平台应该引入信息化和智能化设施设备，并与医院、旅游机构和娱乐机构等互联互通，以此提高养老服务的效率和水平。
（4）通过居家养老数据系统，建立虚拟“医—养—护”平台
此前的居家养老的数据化运用还处于初级阶段，没有能够实现养老群体的整体数据对接，数据之间的联动作用几乎为零，因此我们建议在今后的居家养老平台至上运用数据系统建立居家养老群体档案，同时双向对接其就医就诊、养老服务、护理需求记录，运用大数据分析居家养老群体的生活、就医、养护情况，预判未来可能出现的潜在“医—养—护”风险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养老服务需求的变化。根据每位老人的不同情况在众多的服务产品或项目中筛选适合的产品组合，形成居家养老服务包，为老人提供定制化和特色化的服务。同时由于居家养老的人群规模效应，即使为老人提供组合服务包其可能产生的成本费用增加额度也十分有限。
（5）通过精神慰藉方式鼓励老人的独立性，增强尊严感
虽然中国与英、美等国的文化背景各不相同，但是英、美养老中鼓励老年人独立性和增强其尊严感的作法还是值得中国在包括居家养老在内的各类养老服务模式中大力推广的。鼓励老人独立性有利于老人在养老阶段不脱离社会，不为社会标签化，尊严感的提升更加有利于老人的心理健康。独立性和尊严感可以借助精神慰藉方式加以实现。但是这里所提及的精神慰藉并仅仅是心理辅导，还包括通过一系列的方式增强社会参与感，让养老之人由“无聊”变“有聊”，帮助他们实现自身的晚年价值。在马斯洛的人类需求的层级划分中，当低层级的需求被满足后将会产生高层级的需求，而目前社区居家养老群体在衣食住行方面的需求均能够得到瞒住的情况，如何实现其个人的价值对于居家养老群体将更具意义。
中国居家养老现有城市实践
（1）大连模式。大连是最早采用居家养老模式的城市，早在2003 年，大连市沙河口区便开始大范围推广居家养老模式。大连采取的是组织培训大龄失业女工成为专业养护员进入空巢老人家中提供服务。
这种做法同时解决了两个社会弱势群体的问题，但失业女工素质参差不齐、缺乏专业技能使得这一模式下的居家养老难以进一步发展。
（2）武汉模式。武汉的居家养老模式以武汉市百步亭社区的“情暖空巢服务队”为代表，充分发挥志愿者这一群体的作用，号召全市67 万名社区志愿者与空巢老人结对子，提供以精神慰藉、照料陪护为主的居家型敬老爱老服务。
但志愿者同样存在水平不一的问题，且志愿者群体流动性强，使得结对子项目难以保证长期稳定地持续下去。
（3）昆明模式。昆明市在老年人居住相对集中的西山区棕树街道办事处建立“昆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并支持企业进入社区兴办养老服务产业。
由企业的专业护理人员为居家养老的老人提供护理服务，提升老人生活品质，在推进居家养老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企业的力量，着力建设全国首个将护理理念纳入养老的专业养老服务平台，走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化道路。
（4）上海模式。上海是我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对于居家养老模式，上海市采取的是规范化、标准化的管理模式。
上海市大量建立社区助老服务社、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社区老年人助餐服务点、社区老年活动室等配套的社区服务设施，形成居家养老管理服务三级网络，制定严格的规范和标准以推进居家养老模式的科学、可持续发展。
相比之下，从长期来看，上海模式通过社区服务来扶持居家养老的举措更有利于居家养老模式的长足发展。而大连、武汉、昆明模式则是提供了一个将居家养老与社会其他群体相结合，从而减少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负担的新思路。
除了上述四种模式外，还有首创“居家养老服务网”的南京模式和首创“义工银行”志愿管理机制的宁波模式。这些模式中也都引入了相应的分级评估监督机制，资金来源也以政府投入、社会捐助为主，由政府购买服务，以项目委托的方式进行后期运营。
中国居家养老服务的突破与创新
在此前的专家学者对于居家养老服务的创新和未来发展方向的研究多数集中在理论基础、政策制度、专业化服务、资金来源和合作模式等方向。
与之不同，我们对于中国居家养老服务的突破与创新建议希望能从居家养老消费者的需求角度出发，从市场供应和服务需求层面提出突破与创新方向。
（1）社区养老管理人制度和居家巡访制度
包括医疗护理服务在内的中国居家养老服务在配套方面才刚刚起步，对于如何把养老服务与医疗护理服务、社会工作实物相连接，可以借鉴英国、日本的居家养老服务的成功经验，建立社区养老管理人制度，将原本的直接服务提供者转变为专业的资源组织者和养老需求识别者。
通过养老管理人直接将老人的需求与资源对接，避免老人可能存在的需求自我识别能力弱问题造成沟通成本的增加和公共资源的浪费。同时通过居家巡访制度实时掌握为老年人群的需求变化情况，以提供能够适合养老需求的服务产品。
（2）实现社区居家养老的服务性“医养”结合
居家养老服务的“医养”结合模式不同与传统意义的养老项目“医养”结合，更加强调服务的“医养”无缝对接，即老人无论在家或在医院均可享受同样质素的服务，避免老人因就医而造成的生活环境变化引发的情绪不安，或因适应能力弱诱发其他不良反映的可能性。
实现服务性“医养”可以使老人无论在家或就医均能体会到熟悉的家之感觉。居家养老服务应当避免过度的区域化，实现跨区域的服务延伸。
（3）打造社区养老服务综合平台
首先，应从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出发，梳理、整合并优化包括个人、社区组织、社区团体和机构等在内的社区资源，将“社区资源”与“服务需求”有机对接，加强同质性资源间的合作，挖掘和整合异质性资源，实现社区资源有效配置的综合化与多元化。
其次，要围绕老年人的食、住、行、医、养等方面来汇聚资源，打造养老服务综合平台。养老服务综合平台应该引入信息化和智能化设施设备，并与医院、旅游机构和娱乐机构等互联互通，以此提高养老服务的效率和水平。
（4）通过居家养老数据系统，建立虚拟“医—养—护”平台
此前的居家养老的数据化运用还处于初级阶段，没有能够实现养老群体的整体数据对接，数据之间的联动作用几乎为零，因此我们建议在今后的居家养老平台至上运用数据系统建立居家养老群体档案，同时双向对接其就医就诊、养老服务、护理需求记录。
运用大数据分析居家养老群体的生活、就医、养护情况，预判未来可能出现的潜在“医—养—护”风险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养老服务需求的变化。
根据每位老人的不同情况在众多的服务产品或项目中筛选适合的产品组合，形成居家养老服务包，为老人提供定制化和特色化的服务。同时由于居家养老的人群规模效应，即使为老人提供组合服务包其可能产生的成本费用增加额度也十分有限。
（5）通过精神慰藉方式鼓励老人的独立性，增强尊严感
虽然中国与英、美等国的文化背景各不相同，但是英、美养老中鼓励老年人独立性和增强其尊严感的作法还是值得中国在包括居家养老在内的各类养老服务模式中大力推广的。
鼓励老人独立性有利于老人在养老阶段不脱离社会，不为社会标签化，尊严感的提升更加有利于老人的心理健康。独立性和尊严感可以借助精神慰藉方式加以实现。
但是这里所提及的精神慰藉并仅仅是心理辅导，还包括通过一系列的方式增强社会参与感，让养老之人由“无聊”变“有聊”，帮助他们实现自身的晚年价值。
在马斯洛的人类需求的层级划分中，当低层级的需求被满足后将会产生高层级的需求，而目前社区居家养老群体在衣食住行方面的需求均能够得到瞒住的情况，如何实现其个人的价值对于居家养老群体将更具意义。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