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日，上海电影译制厂迎来60岁的生日。对于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的人来说，上海电影译制厂无疑是一个殿堂般的存在。做译制片配音演员，也曾经是我的人生终极目标。这个殿堂收藏了太多“天籁之声”，包括《简·爱》《巴黎圣母院》《佐罗》《追捕》《虎口脱险》《尼罗河上的惨案》等在内的一系列经典译制片给中国观众带来无法忘怀的声音享受，邱岳峰、毕克、乔榛、童自荣、丁建华、李梓和刘广宁等一大批“上译群英”，用自己独特的声音塑造了一批国外影片的经典角色。有些声音，越是遥远，越是清晰。然而声音背后的代言人你是否熟悉？今天，就让我们走近这些"名嗓"，倾听他们过去与现在的故事。
2004年《可凡倾听》经典声音——上海译制片系列之三（上）
2004年《可凡倾听》经典声音——上海译制片系列之三（下）
看到巴黎圣母院，人们往往能想起当中老国王那浑厚的声音，而这声音的缔造者就是我们今天倾听的对象。
曹可凡：富老师你好。
富润生：你好。
曹可凡：我一直特别喜欢您的声音，我觉得您的声音有一种贵族气，所以好象您配的角色大多都不是主角，但是都是属于那种社会的上流人物，这是不是跟你这个声音的特点是有关的呢？
富润生：这个就难说了，因为可能我主要是配老生的，小生过去也配过，（别人）总好象（感觉）我的声音比较厚，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声音也不怎么厚，比较起来配这个可能跟个人的性格什么的都有关系。配老年人的（角色）比较多，还有就是国王《巴黎圣母院》里面的国王，那（人）是非常阴险的，像《水晶鞋与玫瑰花》的国王那就是混蛋一个。这个戏，是一个歌剧，童话剧用歌剧的形式来拍的电影，但是他一边唱一边还要说，而且（还要）表现（出）他混蛋的样子，我是花了一点工夫的。我就运用了京剧的有一种（方式），京剧的京白加韵白的方式，来读这个词儿。别人忽然觉得“你们去给我找个小巧玲珑的比你妈的脚小一半，那只水晶鞋（的主人）”，这么说，这样说就一方面符合歌剧的形式，有说有唱好象用我们的京剧的京白过来，也不显得，不显得突兀，不显得别扭，那么又把他这个好色的笑“比你妈脚小一半”又能够表现出来。他那个非常喜欢那种鞋呀（的感情），怎么说，那种馋得像流哈喇子的，那股味儿就出来了。
曹可凡：在80年代，你们配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片子，哪几个角色你觉得是琢磨得时间最长的？
富润生：我觉得干我们这行，译制片哪是个“还魂”的艺术，原来影片它的主题是魂，是什么人物的，魂是什么，我们要还回，比如说我配了一个叫金环蚀，那个演员原来是五官很端正的，没有什么缺陷的，(那是)他在其他戏里，可在这个戏里他装了一个龅牙。
曹可凡：就是一颗龅牙，是吧？那么为什么要装那个龅牙？
富润生：你就要去研究它为什么好好的一个化妆，这么一个化妆，那么就研究它，你研究透了，你就能够把他那个灵魂完整的尽量地还原还到他那个灵魂上去。我想了很多办法，不用龅牙就拿嘴型随便做一个，（就好比）说相声嘛，老太太（的扮相），这样去说行不行不行，不自然他那个非常自然，唉，呼吸啊，怎么非常自然的，你一装就不自然了，后来我想把这儿（上牙床）垫高，用棉花垫垫高，也不行，也不合适，后来（我）就请我们（厂）一个同事叫严崇德，他搞小玩意很不错，我让他拿我孙女写字的垫板，塑料垫板，请他给我铰了一个假牙套在上面，套在上面，他给我搞得不错，那个假牙就帮助我（表现剧情），比如说那个人的思索，我们好人的思索这样的，（正常牙齿）没什么，他那个豁牙，他总是有那种声儿，出来那个声儿是有龅牙的声儿，不是好人的那种声儿那种，（坏人的）味道就出不来，有了这个牙，那个味道就出来了，山本少夫到我们厂来看戏，那个导演（山本沙夫）来看戏，看了我配的那个（金还蚀），他想见见我，后来我不在嘛，后来他们就走了，他对我配的那个角色呢，觉得还是可以的。
在富润生的艺术道路中，声带癌是他发展的最大阻碍，但他并未因此而停止配音工作。
曹可凡：您是哪一年被确诊说是患了声带的恶性肿瘤？
富润生：我是1981年（被确诊的）.
曹可凡：当时你得到了这个消息以后你是怎么想的 ?
富润生：我没有什么太大的震惊了，(前面已经有症状了七几年的时候声带就坏了)《斯巴达克斯》就是1981年，(您)癌变以后参加的一个片子，86年配的这个斯巴达克斯那个时候我就不能多说话了，因为配那个戏的时候就是我刚做完了手术化疗，完了医生也让我休息，那么后来厂里安排我这个任务，我也接了，接了曹蕾的导演，曹蕾就跟我商量怎么样，我说行是行，你得给我不要翻来覆去地录，我尽量地准备得充分一点，我们配合得好一点，现场录的时间少一点，我一多说话嗓子就哑了，后来就这样，我自己下工夫，黑夜白天地下工夫。
曹可凡：（那你）怎么下工夫呢？
富润生：一个我就把他分开几个步骤，这个查尔斯·劳顿这个人是个千面演员，他的演技非常的有造诣，就是他说话根本没有造作，完全非常自然的生活（化），我就抓住他这一点。他怎么去拉拢他那边的人，怎么样使一个阴谋诡计，破坏他这个计谋，像这些东西都要抓得很准，但是又不能做作，又在其中，所以我抓住他这样两点，每一场戏我订出了一个小的题目，比如这场是叛变，那场是什么，这样的小的题目，所以配的时候一遍过。就是无声的时候，自己轻轻地说一说，马上就录了录了，就录成了，所以这也（是）逼上梁山逼（出来）的。
曹可凡：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还是特别迷恋这个配音艺术，希望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配音演员，那你对这样的一些年轻人有一些什么样的忠告呢？
富润生：我就是说，搞我们这个译制片艺术，跟其他的艺术一样，艺术这个东西不是能够唬人的骗人的，要实实在在的，你下一番工夫就有一番收获，想不下工夫或者不劳而获是没有的，那只能是配音匠只能是“匠”， 够不到艺术家。
曹雷作为电影《斯巴达克斯》的译制导演，让我们感受到了她作为译制导演的才华，其实她更是一名出色的配音演员。
曹可凡：在你进入这个译制片厂以后，你很多都是为一些大明星配音，比如说像英格丽·褒曼，法国影星德娜芙，日本影星松阪庆子，这些角色的工作的过程当中它们都给你带来一些什么？
曹雷：我自己觉得好象是掉进了一个宝库一样，因为我是学表演的，我在跟这些片子接触，跟这些片子的那些大演员们（接触），可以说各国的优秀演员们，在译制配音的时候，我可以说我部分的参与到了她们的对人物的塑造当中去，我始终说我不是配音的，我是配戏的，是配人物的，你单单配音的话，我把声音配上去口型对上就完了，但是我觉得我要配出一个人物来这才是我追求的东西。比如说像希区科柯的《爱德华大夫》这部片子，应该说是，可以说是悬念片，也其实是一个心理片，我当时也去做了一些了解，就是希区科柯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他的心理分析是怎么回事？比如说他这个（片子）里头的梦境，梦境的画面就是假爱德华大夫，假爱德华大夫，他的梦境的画面是达利画的，这部片子实际上是达利跟希区科柯共同完成的，是达利画的，那么我就在想达利是什么人？我也得了解，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通过这一部电影，我想了解很多很多背后的东西，这些东西我觉得对我说起来都是一种积累，那么你只有了解了这些背后的这些东西，你才能把自己放到这么一个氛围当中，你才能够明白那些人他们当时他（们）的思维是什么样的，他（们）的心态是什么样的，他（们）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比方讲最后英格丽·褒曼演的康斯坦丝医生跟默金森大夫，就是那个杀人凶手有一场对话，那对话很精彩，最后说着说着，那个默金森大夫拿把枪出来把枪口对着康斯坦丝，当时康斯坦丝用一种精神分析法来镇住他，她不是跟他吵，也不是害怕，她就表现出来她要慢慢说话那种节奏。我就在配的时候始终要感觉到有把枪顶在你后背脊梁骨上，你自己一个人是处在这么一个状态上，但是控制自己让自己，慢慢说它跟平常生活当中很（放）松的时候，说话是不一样的所以……
曹可凡：这个人物很有张力。
曹雷：对，所以配完这段戏以后，我觉得我手上一手汗，哪就是，说这个心里面那种紧张的感觉那还是要有的，所以我觉得配音也好，跟演戏它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我觉得配音（演员）也有演技派，我愿意走那样一种配出人物，来配出人物的心理来，哪怕声音很难听，我也要把那个难听的声音配出来。
曹可凡：你有没有配过很难听的声音？
曹雷：有啊，那我配过好多，我曾经配过一个《布加勒斯特的居民镇》。一部罗马尼亚电影，我配一个喳喳呼呼一个胖的妈妈，简直说起话来咧开嗓子，就说我还配过一个古巴的电影叫《换房》，当时导演跟我说这个角色是个女花脸，说起话来要这样，说的就这样，我觉得这些都能给人物增加很多色彩，我就追求的一种境界，就是我希望观众忘记我，人家不明白，为什么观众忘记你，就是说在看戏的时候不要老想着这是曹蕾在配音，我不一定说是我一开口别人都听出来这是很开心的事情，我并不追求这个，就是说他记住了那个角色，如果人家说连这个人是谁都不记住的话，那也不行，但他记住了那个角色，他并没有总是跟我联系在一块儿，我觉得让这个人物活在他心里多好。
曹可凡：那您退休之后，其实也为很多的国产片配音，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大明宫词》当中你为归亚蕾的配音。
曹雷：在这里，我也要说我特别喜欢归亚蕾这个演员，我在跟她配音（时），也是向她学表演嘛，配她的戏很过瘾。她不是那个台词表达不好，她是因为语音的问题，但是她的台词还是很到位的，为她配那个戏我觉得很顺畅，很过瘾，而且我觉得特别不容易的是我觉得归亚蕾她作为一个演员说（来），这方面她很大度。她就到处跟人家说说我给她配的（音），她很满意。（我）把这个人物配得竖起来，了她觉得很开心，完了以后她的戏她老是跟人家导演说我后期配音我要找曹蕾（配）。
曹可凡：但是我觉得你在《红粉》当中为王姬配的那个角色更绝一点，那是上海话，（我想）大概这是在你的配音生涯当中完全是一个特例。
曹雷：《红粉》因为它原来拍的时候是要求用上海话拍的，王姬嘛，她是北方人。上海话难点要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学（会）上海话，难点，那最后呢？导演还是希望就是说我帮她配一下，配一下，但是因为它是同期录音嘛，她有很多话和别人搭一块单要把它挖出来又很难挖。
曹可凡：就是说里面既有原声你还要给她配。
曹雷：对，有很多地方她跟别人搭在一块儿的，你不能把别人（的话）也一块儿挖下来就得用。她原来那一句她第一句是她原来说（的）第二句我得接上去让人接着听得听不出来，那我就得琢磨她原来的音色，那感觉完了再加上她刚演过那个《北京人在纽约》，她那声音大家多熟悉，她有特点啊，有一种沙沙的那么一种，怎么说外国人说起来挺性感的嗓子，那我还得往她那儿靠慢慢慢慢接上去当然录音师帮了（我）很大的忙。那么我就觉得这在我的艺术生涯当中(这又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战绩小小的成功。我把它收在我自己的库里头，我做各种各样的尝试，我觉得蛮高兴的。
曹雷不仅在自己的事业上取得了成就，同时她还有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家庭。
曹可凡：在你们家其实挺有意思的，你是从幕前走到幕后，可是你的弟弟曹景行先生是从幕后走到幕前，现在成为一个很出名的电视人。
曹雷：他现在成明星了，我们谁都没想到，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他在50岁以后能够这样的在电视上面驰骋。
曹可凡：而且成为很多男主持人崇拜的对象。
曹雷：他小的时候爱看书，博览群书啊，我都真是看不过他，他看书之快啊真叫“一目十行”。
曹可凡：所以您那个时候跟我说他在香港做一个杂志的主笔的时候。每天习惯早上是做很多的剪报。
曹雷：对对对，他一天要看一二十份的报纸，他一早起来去买早点的时候他就会带一批报纸回来，完了就开始看，看了以后他就开始剪，那么这个已经养成习惯了。结果后来就是凤凰卫视就请他去做顾问，但是后来就是(我国驻)南斯拉夫的使馆挨爆炸挨炸的那个事情，当时没有人知道南斯拉夫这个国家（的历史），那么他（以前）是学的世界史，他原来学历史从黄山茶林厂考到复旦历史系，他学的是世界史，他就比较清楚再加上他看了很多很多资料，因此只有他自己出来来讲南斯拉夫的历史了一讲讲了10个小时。分期，分5天播出，每天2小时他就谈就是，中国人今天说不当时那个节目（的名称）叫他就把南斯拉夫的历史这些现状为什么现在会有这样的战争，各派势力在世界上的地位各派势力是怎么在争夺这个地方的，他都前前后后谈了10个小时，这一谈一发不可收拾，把他给炸出来了，就是说（节目）完了（后）凤凰卫视就决定设立时事开讲天天让他讲。
曹可凡：当你得知自己的弟弟成为一个电视主持人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曹雷：我第一个反应（是）挺为他担心的，你就这么讲要讲出毛病来的讲豁边（出纰漏）怎么办啊？这点我挺替他担心的，替他捏把汗，我觉得这个不好讲太不好讲了，但是后来看着看着，我觉得他还是很有主心骨的，他自己把握得住站在什么立场讲什么话。
曹雷：当时那个 9·11 事件的时候他是从自己家里赶到电视台去做这个直播的？
曹雷：对，他（家）离得比较远，他们（当时）都穿一件汗衫，当时就是底下穿一条短裤，上面配了一件外衣，就开始做了。挂了个西装，里边的汗衫什么的就配一（件）西装就开始做（直播）了那，以后36小时直播嘛，结果就来反应也确实比较快，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像小弟这样就要靠他原来积累的功底了，要不然他会懵掉的 。
曹雷的爸爸曹聚仁先生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也是一个传奇人物，他不但在学术与政治上取得了成绩，同时对于曹雷也有着很深的影响。
曹可凡：其实你小的时候父亲跟你在一起的时间并不是很多？
曹雷：十年，后来他就是回来的时候有这么几次见面，确实并不多，但是比方说我们家总是把书看得比什么都重，是家里最大的一笔财富。这（是）一点，另外呢，就是我爸爸他就是主张积累，他就说很多资料你不要看过就忘记，这些东西积累下来都有用。所以这点对小弟（景行）对我都是有影响的，所以我现在包括我配音我每一部戏，那个时候我都做笔记，所以现在我要写点东西，我翻开那个时候的笔记，我都还可以回想起当时的很多情况，我做每一部片子我都把那部电影的历史背景，当时那个国家的情况，我都要做一番了解，去查很多资料，我都会把它记下来，这些对我说起来都是有积累的，尤其是干我们演员的，自己是一块土壤，这个土壤里面你要自己给自己施肥，浇水让它变得肥沃一点，那么将来你碰到这个戏，就好象掉个种子下来，那个角色也是掉个种子下来。
曹可凡：您的父亲曹聚仁先生是一个特别具有神秘色彩的人物，比方（说）他是章太炎的学生，他跟鲁迅又有这么长时间的交往，有这么多的通信，然后在50年代的时候，也穿梭于两岸之间，那在你的眼中你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曹雷：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学者，他还是学者，但是他很爱国，这点我知道，确实是非常爱国，那时候抗日战争还没有全面（开始），抗战的时候他就拼命喊，要抗战，完了就是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全面爆发抗日战争了，他就觉得我既然喊了我就不能光喊，我得去做，于是他就做了一个战地记者，我就是在战场上在那个时候，烽火当中生下来的，后来这么多年，因为台海两面的局势的种种变化，政治上风云变化，他始终守在香港，他就觉得自己是个灯台手，就是波兰的一个小说家显克微支他有个小说叫《灯台手》，就是看灯塔的老人，他一直守着那个灯塔，但是他远离家乡，他等待着家乡的消息，但是他又不能离开灯塔，他觉得他在香港那段时间他就像是一个灯台手，他不能离开那个地方，因为两边都希望这条线不要断掉，于是他就只能这样，我觉得他就是本着这么一种他总觉得他像一个痴汉，等婆娘一样在望着，能够把这件事情做成，我爸爸他就在信里面经常说，我总相信会好起来的，会有那么一天，也许我能到北京，我们在北京可以安个家。
曹可凡：其实他一生是蛮漂泊的。
曹雷：对啊，对啊，这个大概给我给小弟都（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就觉得人活着总想做点事情，并不追求说是（有）多少钱，或是怎么样给我多少（钱）挣多少钱，我爸爸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的概念里面好象不大有这种（金钱概念），人活着不大是为了这个（金钱）的，包括像现在我的工作我就觉得我要做一件事情，我尽可能把它做好，我就觉得我的这段生命我就是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想当一个人不浪费你的每一天的光阴，踏踏实实地过好每一天做好每一件你想做的事情，当你浮过了这个生命的海以后，你回过头来再去看看的话你会很欣慰很满足，就你回过头来我觉得我这辈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总算没白来，还做了点东西就觉得蛮开心了。
倾听完他们的故事，让我们了解了他们的生活、工作和家庭，更让我们体会到了他们对于配音事业的一种热爱和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