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一 一
编辑|李春晖
“中国是新导演的天堂。”导演陈凯歌曾这样说。
近日，荡麦影业宣布，毕赣编剧并执导的《地球最后的夜晚》将于6月在贵州正式开机。作为毕赣的第二部电影作品，该片不仅集结了产后复出的汤唯，还有黄觉和张艾嘉。
要知道，毕赣的处女作《路边野餐》成本只有20万左右。而如今，制作班底和明星阵容都不可同日而语。
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国产商业片颓丧，文艺片和新导演却不断浮出水面。其票房固然并不乐观，但创作者却凭借口碑赢得了机会。
电影市场泡沫的破灭，让资本开始寻找真正优质和稀缺内容，艺术电影、作者电影的机会来了。但是内地文艺片果真会搭上市场的顺风车，成功走上另一个巅峰么？
“口碑”致富的门道
尽管仍是烂片出没，但现在的电影市场其实并没有看上去那么不堪。因为当你的电影足够好，资源就一定会找上你，甚至是超大“惊喜”。
如今，毕赣还未开拍的新片《地球最后的夜晚》不仅有了汤唯、张艾嘉等明星参与，还有华策影业站在背后，法国电影发行公司Wild Bunch担任其海外发行。除此之外，摄影师变成了《刺客聂隐娘》 的姚宏易，文学顾问和美术指导曾参与了《一代宗师》，录音师则是《白日焰火》的李丹枫，电影配乐是林强。
把这套顶级班底和毕赣处女作稍一比较，就知道为何我们认定这是文艺片“最好的时代”。
毕赣执导的《路边野餐》成本仅为20万，不仅没有明星，制作也没有牛人。拍摄所用的机器是5D Mark III，这是业余者的“最爱”，和张艺谋喜欢的“红点”等大块头相比，其设备加起来可能都不够后者一天的使用费用。
用业余相机拍摄一部电影长片，什么都缺但有自己独特的个人风格，于是远赴海外获奖归来，内地上映引起关注。然后制作下一部电影时，你想要的一切就会翻倍。
关于《路边野餐》，有人称赞有人不屑。赞的人认为这是中国版的《穆赫兰道》，贬的人认为，这样的电影或许根本不能称为真正的电影。但对于一个作者导演，保持自己独特的电影风格是必然的选择，这是其电影的“命脉”，更何况前作还得到了如此多的认可。
据悉，《地球最后的夜晚》是一部侦探类型片外壳包裹下，探寻自我记忆和家庭关系的电影。其实从这一点来看，基本上可以断定会和《路边野餐》如出一辙。由黄觉饰演的男主角回到贵州，偶然发现了汤唯饰演的“神秘女子”的踪迹，继而回想起十二年前与她度过的那个秘密夏天。
这种风格是否会再次得到市场认可目前不好预测。更关键是，有了明星参与的黄金班底，能否将毕赣推到投资者们所期待的、新的高度。
内地文艺片的甜蜜陷阱
一部电影的成功与否，除了自身质量因素外，还和市场环境有着必然联系。在内地充斥以IP和流量明星为主打的“数据型”电影的当下，这批不以商业目的为最终诉求，反传统、反套路，具有鲜明作者风格的文艺片，的确是影市“清流”。
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这些文艺片又似乎都有另一种“套路”。
无论是《路边野餐》还是《长江图》、《八月》，这些电影给人的观感都有相似之处，而这也是如今内地文艺片的整体风格：
例如采用黑白画面或者朦胧的高对比度色彩来营造诗意，都钟爱长镜头；叙事的极度弱化，或是家长里短的集合，或是干脆类似于《路边野餐》的“读诗”；渴望表达的情感绝大多数是极具私人属性的，无法和普通大众产生共鸣。
这样的文艺片，或许是如今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最大机会了。那些厌倦了在“类型片”里被吐槽的明星们，也希望用更有逼格的文艺片包装自己，乐于加入到青年文艺片导演的电影中。另一方面，专注于文艺电影制作的公司也大量出现，再加上去年内地首批艺术院线联盟成立，文艺片的生存环境或许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
但在硬糖君看来，叙事极度弱化的内地文艺片，既是可以培育大师的温热春光，也是能让市场热情迅速退烧的一盆凉水。
其实从去年开始，几部大名鼎鼎的文艺片走入院线，取得的成绩都不理想。即便口碑大爆，其票房也难以触碰千万级的“奢侈线”。
除了缺乏市场资源支持，电影本身的叙事弱化或许根本不适合在院线放映。如今中国电影市场都还处于一个稍有深度就会被喷为“上课”的初级阶段，直接用叙事弱化的诗意现实主义，恐难打通市场命脉。
台湾新电影运动的“昨日之伤”
如今内地文艺片短暂的热潮，难免让人对比台湾新电影运动。
这个在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青年电影革新运动，为台湾培养出了最出色的一批电影大师。侯孝贤、杨德昌等人都是随着台湾新电影开始了自己的传奇之旅。
台湾新电影有着共同的艺术追求，也赢得了国际市场的极大关注。无论是政策扶持，还是当时的资源流动，文艺片成为了台湾电影当时的主流。“参展片”极度挤压了商业类型片的发展空间，甚至在当时，台湾已经没有本土电影人愿意再拍摄商业类型片。
长镜头成就了大师也毁了市场，一部又一部“闷片”在海外获奖无数，在本土也引得年轻电影人争相模仿。
这样的电影很“真”，但可惜终归是少数人的电影，普通大众无论是经过多少年的更迭，都不会习惯喜欢这样的电影。毕竟电影是艺术的同时，也是娱乐工具。台湾新电影除了早期《光阴的故事》、《儿子的大玩偶》和《小毕的故事》等影片，后期作品在市场上经历了连续惨败。
1987年， 53位台湾电影工作者发表《台湾电影宣言》的形式，亲手终极了新电影的生命。
在宣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电影在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商业活动，它受生产与消费的各种定律所支配；电影产业因为有着投资风险和获利能力的双重性格，使得电影圈中活跃着各形各色的利益团体以及既得利益团体。
侯孝贤后来感叹，“台湾现在连商业片都拍不出来了，大家还拼命在拍参展片，《悲情城市》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例子，因为大家被误导以为那是一个常态。”
台湾新电影培育了一批最知名的电影大师，也把台湾电影工业带入了“死亡”。如今，台湾本土电影依旧十分低迷，赵德胤等年轻导演还是带有很多“新电影”的影子，这种刻在骨子里的记忆，短时间内是无法消除的。
艺术是创作者的出口，但只有终端接受，才能形成一个循环。如今的内地文艺片其实何尝不是一种“偷懒”，用长镜头和黑白画面勾勒出的私人情感全部融入到晦涩的诗文或者琐碎的生活片段当中，可能注定不会成为最广大观众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