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作品是现实生活的投射，是价值观的载体。《欢乐颂》以简单的爱情悲喜代替现实的悲喜，无疑是精英主义的一厢情愿。撒娇和示爱，既不能代替事业的打拼，也不能消除生活的苦难，更不能抹平阶层的差异。
扪心自问，《欢乐颂2》有没有让你恨自己的生活?
最近热播的《欢乐颂2》，除了继续大秀“五美”无阶层差别的爱情和邻里间姐妹般亲密无间的相互取暖，仍在延续的恐怕还要数精英主义理念。
安迪、小包总、曲筱绡，这些上层精英和二代们温文尔雅、举止得体，要么既懂天文还会《诗经》，要么听德沃夏克看东野圭吾。他们花钱无度，示爱第一，为博恋人欢心，以价值几十余万的车载音响作为生日礼物，逼肖周幽王千金买笑的气魄。
笔者不禁要问，这是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吗?早在第一季热议中就有网友认为，是编剧把樊胜美们命运的不公、经济阶层的不平等转化为个人智识、性格上的差异。
安迪等公司高管魅力满满，围绕在她身旁的男人非富即贵、品行俱佳，而樊胜美这样的“捞女”却长于算计，视钱如命。这样的生活想象可谓简单粗暴。
两部《欢乐颂》首先是五位女性的情感颂，是五种类型的恋爱颂。尤其是小包总与安迪的爱情，林荫道上的并肩跑步，郊外景区的共进早餐，令人眼花缭乱的二人画面，永远唯美浪漫，就差做成年轻一代的爱情教科书了。
然而，它的意义传达绝不限于欢乐。阶层差别带来的悲催感被观众所捕获，再次证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部情感剧触发了观众的阶层之痛，多少有点煞风景，然而却是现实。
有些东西不是做鸵鸟就可以忽略的，比如阶层差别。回想近年来的一些流行词汇，草根、屌丝、富二代、官二代、北漂、小资、蚁族，这些汹涌澎湃的群体性指向词汇，无一不包含对新社会阶层的命名。
天上不会平白无故掉名词，就好像如果没有雾霾，口罩就不会脱销一样。但对普通吃瓜观众来说，他们的生活是安迪那样的吗?大笔一挥，优雅地签完字就去和风流潇洒的男神约会。是曲筱绡那样的吗?钱永远不是问题，撒娇耍泼才是问题。
如果不是樊胜美老娘混乱不堪的厨房和空空如也的冰箱，还真让人以为现如今人人都住在整洁高雅的住宅里吃喝无忧呢。
难怪有眼毒的评论说，《欢乐颂》比《小时代》还脱离现实，在邻居开门扔个垃圾都警惕的今天，让出身不同、职业不同、兴趣爱好各不相同的五美，同居一层，和谐相处，每天就为男朋友要死要活，消得憔悴，这样的精英主义梦想实在不能令人苟同。
这样在潜移默化之中，把脱离现实的价值观传递给观众的文艺作品，在当今并不鲜见。
随手举几个电视剧的例子，《蜗居》中的宋思明与海藻，《人民的名义》中的祁同伟与高小琴，《欢乐颂》中的包亦凡与安迪，这三对爱情的最大相近之处，就是把有钱人、精英人士、腐败官员等非草根爱情，描绘得浪漫美好。他们仿佛都成了梁山伯与祝英台，每当拥抱，天长地久般、如泣如诉的音乐便会响起，恨不得观众都幻想自己变成了他们。
文艺作品是现实生活的投射，是价值观的载体。《欢乐颂》以简单的爱情悲喜代替现实的悲喜，无疑是精英主义的一厢情愿。撒娇和示爱，既不能代替事业的打拼，也不能消除生活的苦难，更不能抹平阶层的差异。
（本文系《环球时报》5月31日15版文章，作者是《北京文学》副主编，原标题为“《欢乐颂》触发阶层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