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喜欢在短时间内，被重复挑逗。
这也是电影能成为大众文化的原因之一。
但，电影还有个更诱惑的功能。
最近这个节点，十点君得把它拿出来说一说——
第一类型危险
有句话，相信没人反对：
1997年之前的港片，既精彩，又带种。
香港回归以后，会是什么样子？没有人说得准。
当时的香港影人，把香港人的这种不安和困惑，装进各种尖锐的类型片里。
敢拍，敢说，敢试。
但十点君得说，港片真正的黄金时代，还得是在七八十年代。
那时的“香港电影新浪潮”，出现了大量风格出众的作者电影，挥洒对现状的思辨。
怎么也想不到，徐克也是其中一员。
你可能会问，徐克不是擅长武侠片吗？
对，也不对。
那时的徐克，就是个孤愤的青年，对社会有太多愤懑想表达。
这口气，强咽下去会憋死。
「第一类型危险」就是其一，甚至直接对着社会和政治开怼，玩出了高峰。
果然像是徐克敢干的事。
但也因为批判得太露骨，在香港瞬间成了禁片。
毕竟，这份愤懑，徐克选择直接炸出来——拿炸药当主角。
三个少年无心向学，出于好玩，他们打了个赌：你要是做得出炸药，我就敢拿出去炸。
果然，炸药还真被这群小屁孩做了出来。
年轻人嘛，话在弦上哪能收回，就算你想要反悔不干，另外两个也不会放你走。
于是，他们只能在初次作案的一阵忐忑中，带着炸药去了电影院，再心虚地悄悄离开。
炸药应声炸开，警方也马上赶到了现场。
这件事在香港闹得沸沸扬扬，少年们也成了警方调查的目标。
徐克的第一个大招——
把下一代青年设为主角。
不得不说，这招实在精巧，青年代表什么？香港未来的前进力量，理应是最朝气蓬勃的群体。
但现在呢？炸弹，犯罪，逃逸。
这股力量，已经成了放肆的脱缰野马。
这里头巨大的落差，难免让人好奇，问题出在哪？
显然，出在整个社会。
“事发前一晚给三个小孩威胁”
被英管辖的期间，原本应该是自家主人的香港人，却成了被殖民方，内心的不自信和社会的动荡，互为局面的因果。
与它发生化学效应的，是青年强烈的叛逆。
你应该也心有戚戚，社会变化之于公民的影响，在人格还没定型的未成年身上，最明显。
所以，徐克索性直接把这口气推向了极端——
明明穿着校服，却看不到他们在学校里读书；
西装笔挺得像个大人，其实在暗暗发颤；
不仅会做炸弹，在一次犯案之后还不知错收手。
一次比一次大胆，一次比一次极端。
但更极端的，是女主。
与其说极端，倒不如说是内心的极度阴暗。
女主的哥哥是名警察（罗列饰），看上去应该是有涵养、知是非的家庭，没想到恰恰相反。
相依为命的哥哥整天不在家。
和女主之间不仅缺乏沟通，对女主的教育甚至全靠暴力，不管不顾，胡乱撒野。
女主在这种环境下长大，让她出现了反社会的变态倾向。
会偷哥哥的配枪，开了保险，对准邻居。
她还养了一笼小白鼠，但不是拿它们当宠物，而是当玩具。
随意扎，随意摔。
不仅如此，只是从窗户跳进来讨吃的野猫，女主二话不说，抓起来直接往楼下扔。
最后，猫惨死在地面的木刺上。
在她眼里，什么社会规则，什么社会常理，全都是泡沫，只一刹花火。
但可怕的是，女主不认为自己是在做“不正常的事”，相反的，她认为这只是在满足自己的某种欲望。
当女主和三个少年凑在了一起，虽然他们的三观不尽相同，却对社会有着同样的冲动和好奇。
于是，他们决定联手犯罪。
可他们哪里知道，自己会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香港新浪潮的特征之一，就是把混乱阴暗的社会现状都融进电影里，填充创作者的个人色彩。
告诉观众，你看，现在这个社会其实长这样。
在徐克手里，他选择用血腥和暴力，用超出生活常理的极端，来创造自己的荒诞和离奇。
这也是徐克的第二个大招——
借力打力，把这巴掌好好还给社会。
他对社会的现状是不满的，所以他把炸弹当作主角，企图炸醒香港这座城。
也因此，家庭和家人的存在感特别渺小。
三个少年都有各自的家庭，但要嘛嘈杂凌乱，没有一点生活空间，要嘛就是和奶奶居住。
父母不管不顾，野蛮成长。
即使是生活水平稍好的小少爷，当女主打电话上门威胁时，他的父母也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
怎么搞到女孩子要报警这么严重？
更别说女主了。
她和三个少年到处放炸弹，无非是为了想和少年们做朋友，也是在反抗哥哥对她的冷漠交流。
说白了，这个时代的青年，都是孤独的。
他们在这座城里变得迷茫，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想要摆脱长辈，但社会已经让人绝望。
混沌，肮脏，更多的是冷漠。
所以他们选择用极端的犯罪——炸药，来声明自己对社会的态度，也是徐克对病态社会的反抗。
拥有「第一类危险品」（炸药）的人，就会产生「第一类型危险」。
三个少年和女主，正是徐克窥看社会的视角——
如果连下一代都对香港绝望了，哪还有未来？
徐克让这部片充斥着肆意的血浆和生猛的尺度，眼花缭乱，可它们也只是绝望和孤独的产物。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泥潭最大的根源，是政治环境。
三个少年和女主不只犯罪，他们还阴错阳差地拿到了一笔巨款，是外国犯罪团伙走私军火的黑钱。
原本应该是戴罪立功的机会，但罗列的长官说：
香港的政治环境很特殊
关键是这个事情非常复杂
得罪哪方都不是好事
确实，香港人在自己的地盘，还得听从洋人做事。
同时，当时的香港汇集了太多势力集团，只能协调多方利益，在其中达到一个平衡。
所以，冲动的罗列会当场和洋人上司互怼。
所以，罗列会在大街上暴打洋人，并且不认错。
所以，女主和三个少年都在政治面前，败得惨烈。
看上去只是一宗犯罪里的多方拉扯，实际上，是政治和社会导致的必然悲剧。
徐克这第三个大招，是把利刃。
当时的徐克，30岁，他仍然在宣泄自己的愤懑。
他让警察、青年、洋人集团都彻底毁灭，用这片，狠狠地给了香港和人们一巴掌。
徐克在反抗社会的病态，在批判当时的香港。
这种反抗和批判，是恶意的吗？
不，更多的，是一种恨铁不成钢。
因此，「第一类型犯罪」在香港成了禁片以后，徐克妥协了。
他拍了第二版的结局，调整故事线，弱化了那些太露骨的批判。
最终，得以上映。
但你要知道，它的主题和内核仍然是不变的。
这难道不是市场该有的相互自觉吗？
我们需要有人正视社会的现状，需要有人怼黑幕，怼腐朽。
这口气，缺不得。
但这口气，我们太缺了。
前年的「烈日灼心」，让十点君的感受特别深，这题材能上映，真不容易。
市场并非一刀切，市场也允许这样的电影。
但前提是，表达方式要恰当。
我们批评，我们责骂，但我们的初衷是善意的。
「烈日灼心」
所以，这样的作品，我们应该大力鼓励才对，提醒社会变得更好，让人们活得更清楚。
而不是向一部难得的作品，随意扣上「恶意隐喻」的帽子。
这口气还没开口，就被堵上了嘴。
我们需要有人说真话，就算是拐着弯的都好。
至少这点，不是扣个帽子就能阻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