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辛:我拍电影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拍好电影

  

  来源丨凤凰卫视

  相比同时期北上的香港导演的水土不服,陈可辛对大陆市场的驾驭可谓游刃有余。陈可辛,这位喜欢用香港生活作为他的电影题材,喜欢拍人文、拍小故事、拍小情小趣、拍人性的导演,北上之后,内地观众惊喜地发现,陈可辛导演的作品都反映的是内地观众关注、关心、关怀的东西。这样一位港味十足的香港导演,当他进入大陆这样一个庞大而又陌生的市场,他是如何调整,如何转型,如何适应,又如何创新呢?来听一场陈可辛和马家辉关于电影的对话和思考。

  马家辉:我在香港的湾仔区出生长大,到了今日,我还是喜欢叫自己“湾仔人”。湾仔就是我的故乡。这里有太多太多的故事令我回味,我亲身经历过,我耳朵听来的,眼睛看到的,有的悲凉、有的哀伤、有的快乐、有的荒唐,有的关于背叛,有的关于忠诚,故事里面的人在我看来好像一艘一艘本来互不靠近的船,但是偏偏又漂在同一个江湖里面。每个人都背负着这个世界的混乱,和混乱里面的哀伤、抱怨。生命或许好像一场赌博,和你对赌的并不是其他人,而是命运,只是命运。我想将这些关于命运的故事写进我的小说里面,记录下由我和其他人所共同构成的一段香港往事。

  他有一个好处跟坏处,好处是,相对其他导演,他话比较多,会讲话。不好是说,他非常的dominant(主导的),不想谈的,他一句就我不谈。

  在第53届的台湾电影金马奖上面,首次出现了两位最佳女主角,周冬雨和马思纯,两位都是电影《七月与安生》的主演,这部电影由大陆投资,由香港导演执导,是一个合拍片,因此这部电影被称为这届金马奖的最大赢家。

  《七月与安生》的监制是,2005年就已经“北上”大陆的香港导演陈可辛。陈可辛导演作为一个香港的导演,过去10多年来拍中港合作片,我觉得是一个最好的典型研究个案,因为他拍香港片的时候,他经常也不是拍那种类型电影,他不断去找寻新的题材。

  冯小刚导演曾“炮轰”观众的审美水平 陈可辛:这个是事实

  在拍所谓的港产片的时候,陈可辛特别喜欢用城市生活作为他的题材,可是北上之后,内地观众往往很惊喜地发现,陈可辛导演的作品都反映内地观众的关注、关心、关怀,这样一位港味十足的香港导演,当他进入大陆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陌生的市场,他是如何调整,如何转型,如何适应,又如何创新呢?今年6月,我找到陈可辛和他坐下来进行了一场关于电影的对话和思考。

  陈可辛:因为做人还没买单,也不知道到买单的时候会怎么想,那么我是永远都非常满于现状的,那么当然明显知道我那么多电影里面最不叫好又不叫座的就是《武侠》。但是你说我遗憾吗?我一点都不遗憾,因为我也很喜欢这个戏。那么我也不停地去研究它的始因,或者它的问题在哪。

  马家辉:你的答案是什么

  陈可辛:也找不到答案。

  马家辉:他有他成功的地方,有他失败,成功不仅是票房,还是他怎么处理他跟电影产业的关系,透过他的参与,他的观念,他的做法,如何地影响中国内地的电影产业。我们假如再过了50年、100年之后重新回顾的话,一点会发现陈可辛的影响其实渗透在中国电影,当代电影的发展里面。

  马家辉:凤凰卫视五集做(香港)回归,五个主题,其中一个主题就是电影,那独家访问的一个最重量级的导演就是您了。

  陈可辛:今年所有关于回归的访问全都推掉了。

  马家辉:多谢。

  马家辉:那放心了放心了。听说你最近又夫妻档,又在处理一个新的很有趣的故事跟电影。

  陈可辛:刚刚拍完一部戏嘛,跟君如就是在番禺拍,在广州拍,就鬼的喜剧,因为内地的鬼的戏就不能真的有鬼,去设计了一个地产要把钉子户赶走,然后就用鬼去把他们吓走,因为喜剧是她的强项,然后我当然是抓住那个人物、剧情,然后这两个东西,其实很多时候有矛盾的。

  马家辉:那问题是怎么样解决这个矛盾。

  陈可辛:也没有,就吵架,吵架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马家辉:最近20年香港电影产业很多的变化,其中一个就是中港的合拍片,当然大家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就说,越来越多的合拍片,第一个,我们的人才都跑了,香港的导演、监制、演员都跑了,港产片的特色都没了。

  陈可辛:我觉得这是无可避免的一个发展,我觉得首先要看整个香港电影的萎缩,在这20年确实就是,它恰恰就是在1996年、1997年开始萎缩的,但是这个萎缩,它又跟回归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它的萎缩是跟传统的港片服务的华人市场,全世界的华人市场,包括台湾、新马、泰国、唐人街,因为香港就是唯一的华语电影的一个供应商,内容制造商,那个优势就没有了。到2002年,就《英雄》之后开启了大陆的这个大片的市场,突然间就把全世界任何能拍华语电影,有才华的人,都会吸过去,这是一个经济体的问题,它太大了市场。从2002年开始,这种合拍变成热潮了,变成主流,香港主流导演的一条路。那么这条路走了十年,到2011年2012年,也走得差不多了,然后其实很多香港导演水土不服的,也决定就水土不服了,就觉得我真的是做不了了。因为其实也不容易,上面也有不同的游戏规则。

  电影上一个商业行为,这个我们不用讲虚的,不用讲电影是艺术,它是艺术,但它同时又需要庞大的资金,它肯定是一个商业行为,因为决定拍不拍这个戏不是这个导演,是投资的人,那投资的人从哪里拿数据来决定呢?从他们认为观众的口味,因为你有观众,有好的观众,你才能拍好的电影。要不然的话,你拍好的电影观众不看,你下一部就没的拍了。

  前不久的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首场金爵电影论坛上,冯小刚直言“生产了很多垃圾电影,这也是观众最爱说的话,那是不是也因为有很多垃圾观众才形成了这么多垃圾电影,你如果不去给他捧这场,他就没有这生存的空间,那制片人他也就不去制作这垃圾电影。”

  陈可辛:终于有人说观众的问题了,其实我试过一次,在微博讲过,有什么观众就有什么电影,我被骂的狗血淋头。但是那个是事实。很多时候我还没有小刚导演那么豁得出去,但是那个是事实。资本跟院线,跟电影院等等,都是被市场绑架的,但是其实这种资本裹挟它也是照着大数据来制造电影,来强迫我们去做应该拍的电影,因为那种电影才能够回本。

  观众在骂电影的时候,你回头来看看,你选择电影的时候你是怎么选择的。其实观众是有非常大的责任。

  马家辉:那可是如何培养好的,我们觉得值得能够有助于市场扩大的观众?

  陈可辛:你说真的培养观众是很难的,因为观众真的能培养的话,那所谓民主的投票就不会选到某些某些人,你看就现在美国全世界选举,其实你选什么人,就是你选民是什么人才会选什么人,你现在看这个世界已经多少个我们都没想到会选到的总统。

  马家辉:冯小刚导演曾经在上海电影节“炮轰”观众的审美水平,那引发了很多的讨论跟争议,可是谁都没办法否认,的确存在着很多的所谓高票房“烂片”,其实中国电影市场今天的这个现状,曾经也是香港电影市场曾经面对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就被称为“东方好莱坞”,它的电影产值曾经位居于世界的第二高,那1983年,才21岁的陈可辛从美国学习电影归来,回到香港的他也赶上了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

  陈可辛:最辉煌的时候,数字很好,但是非常不健康,就是我们的电影不是直接面对观众的,我们的电影是面对每一个市场的买家,就像现在内地的电视剧一样,是你在开机的时候拿着一个大纲,拿着刘德华、周润发、周星弛,几个名字谁导演,也就是那两年,我们开始拍UFO,开始建立UFO。那当时做UFO也是希望拍一些我们会拍的戏,就是不要拍一些我们都不喜欢,也不会拍的戏。

  成立电影公司以负债收场 柳暗花明凭小众文艺片打开大陆市场

  马家辉:1992年,陈可辛与曾志伟等朋友成立了电影公司UFO,透过《双城故事》、《甜蜜蜜》一系列的讲述香港城市生活,城市感情的作品,打响了名号,也确定了陈可辛的电影风格。同时间,其他的也带着很浓厚的港味的年轻导演也不断地出来,各自有他们的作品。

  香港导演最擅长拍城市,城市的立体感、动态,在城市里面走动。杜琪峰的电影、尔冬升的电影,甚至王家卫的《重庆森林》,在外面走动,镜头的移动。因为我们在城市出生长大,面对的就是一个立体的空间,城市感是立体的,快的,多向度的,所以这种反映在电影语言里面。

  陈可辛:就是希拍一些跟我们生活有关的东西,跟自己觉得有感觉,有情怀的东西,90年代初,1997年前,大家对香港就突然间特别充满感情,特别充满情怀,是一个香港人比较感性的年代,所以那个时候那些戏就给了香港人一种很有自我的认同感,但是那个电影你说赚钱吗?其实也不赚钱,当时UFO那么辉煌的时候,散伙的时候其实还是亏了一屁股的债。

  马家辉:没想到,还是一堆年轻人,其实大家都没钱。我还以为你的豪宅就是那时候买的。

  陈可辛:亏了一屁股的债,卖了房子还要填回,填到公司去。

  马家辉:2005年,陈可辛在香港的电影公司UFO负债收场,可是在同一年,他凭着一部小众的文艺歌舞片《如果·爱》,在大陆市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这样的一得一失之间,其实也可能反映了香港和大陆电影市场的此消彼长。大陆新的年代,香港电影市场陷入低潮,许多电影人没有办法,被迫转行,那坚持下来的,也要到中国大陆,北上找寻新的空间。陈可辛可谓是其中一位最成功,最受到注意的。可是面对这样一个全新的环境,全新的话语体系,陈可辛在与大陆的演员、团队、资本的合作过程里面,会不会有适应不良的问题呢?

  你跟那么多内地演员合作,你觉得跟香港同类型的演员比,他们各自的特点,长短处在哪里?

  陈可辛我觉得内地演员当然是都是学院派的嘛,都是受过专业的表演的训练。很多时候他们演技很好,但是他们会偏舞台化,不是不好,是非常好。但是很多时候他不会令你觉得我没想到。但是香港的演员,就可能你会觉得很不好,可能台词都记不住,可能前后都不对,全错了,但是我只要拿一点点都可能会很出彩。你说张曼玉也不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她也是选美的,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一个演员好不好是针对他生活的经历,跟他拍这个戏的时候他的一个状态。

  马家辉:那其他技术岗位呢?

  陈可辛:就是以前拍《甜蜜蜜》也好,拍什么也好,一整部戏就三十个人,四十个人,五六部面包车就已经够了。但大陆一拍戏,三百个人是小的剧组,你拍到大片,五百、八百人,那其实一百部车,你整个尖沙咀就不动了,根本就拍不了。

  马家辉:这样不是好事吗?我听说韩国明星一个人出动有八个助理的,香港才两个。

  陈可辛:大陆也是这样,也差不了多远。

  马家辉:我听一些朋友说,最头疼了,会说他们最不习惯去面对的这个审批制度,通常香港导演怎么样,在过程里面怎么样来适应这种制度?

  陈可辛:它最不好也是最好的地方,就是它没有白纸黑字,就是没有说什么一定可以,什么一定不可以。那我觉得对导演,对年轻导演,其实你一定要在那边找到一个你相信的合作伙伴,就肯定跟他们整个体制混的比较熟的,也知道里面的一些,一些政治风向,包括那个时候什么问题是比较敏感的等等。所以,就是没有一定不能过的东西,但也没有一定能过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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