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伟：人民币汇率波动不可怕 怕外部非理性因素

　　究竟有没有货币战争？很难有笃定答案。现实是，美元一路狂升，日元和欧元则是持续贬值，人民币汇率也在发生大的变化，近期两度逼近“跌停”——继1月26日之后，1月28日，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盘中再次逼近2%跌停线。

　　人民币贬值，有常识可循，又充满复杂因素。就前者言，日元和欧元因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而刻意在贬，人民币则因连锁反应跟着贬值。就后者言，在美国货币政策逐渐正常化趋势下，美元升值人民币相对而贬。还有就是中国宏观经济窘境的挤出效应，如产能过剩和房地产不景气所致的资本外流。此外，就是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步伐加快，中国资本海外并购已成热潮，对外投资已经超过外商投资。

　　上述因素皆有道理，也不尽然。在美日欧先后推出量化宽松政策之后，主要货币政策的变化，在后危机时代让全球市场呈现出敏感脆弱的一面。作为美日欧主要贸易伙伴，人民币汇率受到冲击不可避免。相比日元和欧元的贬值，人民币的汇率波动，还是较小而且可控的。毕竟，人民币并未突破2%的跌幅底线。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尽管人民币对美元下跌，但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去年下半年上升了10%。

　　人民币贬值，既和卢布不可控制的断崖式狂贬不同，也和日元与欧元设定通胀率的政策性贬值有所区隔。人民币贬值既有全球化语境下的市场化原因，也有中国宏观经济调整的内生原因。只要融入全球化，而且作为世界主要贸易大国，更兼人民币处于国际化的关键时刻，人民币汇率发生波动实属正常。人民币已经经受住日版量化宽松的考验，正在面对欧版量化宽松，若这两种货币政策算是货币战争的话，人民币属于旁观而非应战。人民币的汇率波动，看似货币乱战的结果（而且多种因素复杂纠缠），但国际市场的主要诱因是美元的强势走高，而非日元和欧元的拉低。

　　内生原因，即新常态逻辑下，一方面是金融体制的改革深化，一方面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强化，两种因素都要求人民币“两率”市场化进程加速，汇率改革首当其冲。多年来，中国靠外贸主引擎促进经济发展，中国成长为第一货物贸易强国的同时，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但庞大的外汇储备，主要以购买美国国债为主，即以美元作为国债资产的凭借。外汇储备积累过多而成负担，且一再引发中美贸易争端，美国一直逼迫人民币升值。据FT中文网报道，自2005至2013年，贸易顺差推动人民币升值37%；2014年至今，人民币贬值2.4%——就此而言，现在的人民币贬值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新常态下稳增长压力同样很大，货币政策适当宽松的市场预期依然很强。各机构纷纷预测年内有多轮次的降息降准空间，这一波人民币贬值冲抵了货币政策的调整，可谓看不见的市场之手替央行发了力、解了围。

　　人民币汇率究竟如何调整，很难有精确的估值。但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的反应，对于人民币的贬值和美元升值，美国没有反应过敏，而是认为美元升值属于常态的市场变化。虽然中国不愿意人民币过度贬值，但在可预期的范围内，中国央行也不愿过度干预。

　　美元货币政策渐趋正常化，日本和欧元区货币政策处于量化宽松进行时，中国推行的是结构调整的系统化改革——货币政策松紧适度，汇率改革正当其时。在此情形下，鼓噪全球货币战有些夸大其词。不管是美元、日元、欧元或是人民币，只要是符合市场脉动且风险可控的汇率波动，都无大碍。而且，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调整，目前均是摆脱这一周期经济危机的工具。美国成功了，日欧还在工具性试验中，中国则一直慎用货币政策工具。

　　在全球市场风声鹤唳的敏感时刻，人民币汇率波动不可怕，怕的是外部非理性因素的突然来袭——譬如海外机构和舆论唱衰中国经济的鼓噪一旦成为风潮，将会打破中国新常态金融改革的节奏，导致资本盲从式潮涌般外逃。因而，适当控制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使人民币汇率维持在适当空间，有利于中国深化改革，也有助于稳定全球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