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配绿如何从“贵族变乡土”？

　　古时中国贵族们爱穿红红绿绿的衣服。

　　“复联”里的绿巨人也被网友恶搞，披上了“花背心”。

　　张馨予一身花被面式的民俗造型

　　吴海云

　　张馨予以一身花被面式的民俗造型登上戛纳红毯，瞬间占据各大头条；而由此催生出的新一轮PS狂欢中，“复联”英雄们的“花衣裳”披挂，更是亮瞎了众人的眼。

　　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媒体报道还是网络讨论中，对张馨予的这套礼服纷纷以“东北大棉袄”相称，仿佛这种花样是东北的特产，但其实呢，未必。

　　早在二十多年前，巩俐就以一身大红大绿的改良旗袍亮相1992年的威尼斯电影节，浑身上下洋溢着浓郁的中国/乡土气息；那一次她拿到了影后桂冠，凭借的是在《秋菊打官司》中对于一位西北农村妇女的成功塑造。

　　2000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同为张艺谋导演、同以西北农村妇女为主角的电影《我的父亲母亲》获得银熊奖，章子怡尽显心机地拉着张艺谋的手同登领奖台。当时她身上穿的，是一件土得掉渣的肚兜长裙，和今天张馨予的花棉袄礼服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

　　原本是“西北”的象征，怎么就成了“东北”的专属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民俗学家、文化学者，甚至符号学家动用至少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查资料写论文。笔者在此只能斗胆猜测，在今天的中国，“黄土地”的腰鼓难敌“二人转”的手绢。从遍布神州大地、怎么土怎么来的东北菜馆，到在赵本山的引领下狂飙突进、几乎占据央视娱乐半壁江山的东北曲艺，这些年东北人在乡土文化领域的表现实在太过抢眼，以至于“东北=民俗”的观念深入人心。

　　但西北也好，东北也好，这种大红大绿的花样，似乎都与“乡土”“乡气”“大俗”等概念紧密勾连。如果我现在说，红绿配曾是古时中国贵族们的最爱，您相信么？

　　不信？请看《红楼梦》。曹雪芹何许人也？其家族曾“赫赫扬扬将近百载”，康熙钦命下，其曾祖父做江宁织造、祖父做苏州织造，后虽家道中落，但仍是如假包换的贵族出身，有着一等一的审美品位。这样一个人，写《红楼梦》，随美赋彩，用红色与绿色作为全书的色彩基调，其中红有水红、银红、大红、海棠，绿分葱绿、水绿、柳绿、闪绿、翡翠、松花。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写不尽大观园的桃红柳绿，说不完小姐丫鬟的红绿着装，还将红色与绿色分别赋予书中的男女主人公，并让他两人红中带绿、绿中带红：贾宝玉是“怡红公子”，小时候住“绛芸轩”，大观园里住“怡红院”，身上常穿一身大红的衣裳，带着碧绿的通灵宝玉；林黛玉是“潇湘妃子”，却也时不时披一件“大红羽绉面自狐狸皮的鹤氅”，住的“潇湘馆”有“千竿翠竹遮映”、“松影参差、苔痕浓淡”，窗户上糊的却是银红色的霞影纱——这种红绿相衬的配色，直接来自于贾母的最高指示。至于书中的脂粉首领王熙凤，更常常是“大红洋缎窄褃袄”配“翡翠撒花洋绉裙”，兼顾红绿二色，美艳不可方物。

　　事实是，在中国古代，色彩不仅仅是美丽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比如明朝对百姓着装有着严格规定，一般的贫民只能穿青布素服，而红、绿、金黄等色只有皇亲贵族才可以穿着。而这些贵族们之所以对红绿二色情有独钟，一方面，与中国文人爱慕天然的特质息息相关，所谓“可知我一生爱好是天然”；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农耕文明的属性。

　　红为花卉、为果实，绿为芳草、为流水，红绿二色是天地间最鲜艳的色彩，由此也是万物的代表色。“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红乍笑，绿长颦，与谁同度可怜春？”“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古往今来，多少文人骚客，正是通过对红与绿本质的把握，书写了中华文化中最美的篇章。

　　那么，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红绿配在国人眼中不再具有高贵的禀赋，被视为土气的象征，甚至被投之以“俗不可耐”的鄙夷？

　　那大致发生在中国自晚清以降的“近代化”时期。在对西方文明与文化的顶礼膜拜中，在“中国VS西方”被简单化为“乡野VS城市”“落后VS现代”的设置中，许多传统的审美习惯在不同程度上丧失了：美人的标准从削肩平胸变成了丰乳肥臀，黑白二色的水墨山水加入了五彩斑斓，戏曲坚持不懈地向“文明戏”靠拢……原先的“主流”成了“乡土”，大红大绿也从大雅跌落到大俗。今天，当张馨予借着“东北大棉袄”礼服在戛纳搏出位，当PS达人掀起新一轮的网络狂欢，又有多少人还记得，我们的祖先穿红着绿、赞红品绿时，心中所涌动的诗意与骄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