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夏天,我第一次来郑州,在二七塔附近一条狭窄的街道里闲逛时,被一个姑娘的豪放吃相给惊呆了。那姑娘十八九岁的样子,模样很是清丽,安静地坐在一张低矮油腻的木桌前,一手扶着比她脑袋还大的白瓷海碗,一手用筷子快速夹起碗里的食物送往嘴里,似乎都顾不上抬下头眨次眼,几分钟的工夫,就将一大碗面食消灭得干干净净,连汤汁都没有剩下一滴儿。
那是我第一次见人吃烩面。
而我第一次吃烩面,则是1995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郑州之后。有天领导高兴,请全处同事去经七路上的一家烩面馆聚餐。人奇多,等了半天,才在大厅中间的一个桌子前坐下,凉菜,啤酒,然后就是一人一碗烩面。见我按筷不举,处长大声说:郑州人哪有不吃烩面的?吃吧,吃!
那时候我刚到单位不久,不好意思违背领导的意思,只好挑起一根又宽又厚的面条塞到嘴里,嚼一嚼,滑滑的,硬硬的,面味儿很重,感觉并不好吃;倒是剔透的粉条、爽脆的木耳、绵软的豆腐丝、青翠的香菜、滑腻的鹌鹑蛋、精瘦的羊肉等辅料,食之尚可。
之后饭局渐多,吃烩面几乎成为常态,萧记,合记,惠丰源,裕丰源,以及诸多不出名的烩面馆,都多次去吃,而我,几乎次次都食菜留面。有一次陪我的同事吃烩面,见他吃得津津有味,忍不住问他:那面,到底有什么好吃的啊?
筋道啊!他说。
什么是筋道啊?我还是不明白。
就是有嚼头啊。他说。
什么是有嚼头啊?我依然一头雾水。
就是筋道啊! 他想了半天,笑着重复了上一个答案。
我挑了一根烩面放在嘴里,慢慢的嚼着,想让自己的味觉把筋道给找出来。
有一天,我骑车经过经五路上的一家烩面馆,突然闻到一股奇异的香味,忍不住过去点了碗烩面。 那是一家临街的小店儿,两口大锅就支在门口,一口锅里熬着羊骨汤,一口锅里烧着白开水。
一个戴白帽儿穿白衣的小伙儿,麻利地取过一个一二十公分长三四指宽的面胚,两手一扯、一抖,折叠后再一扯、一抖,面胚就绸舞一般瞬间变成了又宽又厚的面条。
小伙儿将面条撕开甩进清水锅里,转身拿过一只大海碗,放进辅料,舀起一大勺沸腾的羊肉汤往碗里一冲,再用漏勺把已经漂起的烩面盛进碗里,最后撒上三五片煮熟切好的羊肉片,一碗热气腾腾浓香四溢的烩面就出来了。
香菜和糖蒜是用小碟儿装的,要便可取;醋盐味精辣椒则摆放在饭桌上,随意添加。我端起碗来,喝了一口奶色的鲜汤,嚼了一口筋韧的面条,周身舒泰。那一刻,顿觉人生是那样的完美,而我与郑州这个城市,也经由对烩面的日久生情,从此有了某种形式的血脉相连。
从那以后,每次有外地的客人来,不管他们喜不喜欢面食,我都会安排他们尝一尝郑州的烩面。来郑州怎么能不吃郑州烩面呢?不吃郑州烩面怎么能算来过郑州呢?
有一年,郑州有人创了一个 “红高粱”的烩面牌子,意在叫板麦当劳之类的西洋快餐。花园路上就有他开的一家店,白桌红椅,窗明几净,碗碟精致,彻底颠覆了郑州烩面馆的粗笨形象,一度颇为红火。后来,“红高粱”果然种到了北京,据说专挑靠近洋快餐的地方开店,很是让郑州人兴奋了一把,仿佛自家都有股份在里边。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郑州烩面走出郑州的另一次努力,是在上海世博会举办期间,萧记烩面进驻园区美食城。很多人以为萧记会借机扦插上海,但事实好像并非如此,萧记依然回到郑州。
于是人们更加坚信,郑州烩面,只有在郑州这片土地上,才可以枝繁叶茂。烩面的味道,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郑州特有的气息,浓郁,温润,丰盈,还有一种毫不矫情的直抒胸臆。
看到郑州烩面如此郑州,有关部门曾很理想化地想搞一个“烩面标准”,不料全市哗然:郑州的烩面怎么可能统一标准呢?各家的竞争力都被藏在各家的汤里,用哪些中药材按什么比例如何控制火候与时间,才会将骨头汤熬制成精,自是不会随意外传的秘密武器。
其实,郑州烩面的标准,早已刻在郑州人的舌尖上,只要烩面入口,他们就能准确地给出个分数。
如今,就算看到一个小小孩童瞬间吃完一大碗烩面,我都不会有丝毫的惊讶。因为,对于一个烩面之城来说,这的确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了。
作者简介
开运李,本名李迎春,女,1967年1月生,河南信阳人,文学博士, 做过教师、记者、企业高管,目前河南省郑州市商务局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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